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日本银行（日本央行）总部“本馆”。该建筑于1890年开工，1896年落成并使用至今。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导致建造费用大为增加，但战争结束后，日本获得巨额赔款，财源不再成为问题。1897年，日本利用中国赔款作为准备金，建立了日元的金本位制度。（资料图片）
文化观念妨碍现代国家建构
值得进一步追究、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分别于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强以暴力打开国门，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比日本早十余年，然而为何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基本建成现代国家，而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有关研究汗牛充栋，各种观点林林总总，难以尽道。中日现代化道路的迟速因素多多，其中重要一点是文化、观念的作用，即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的开始，然而清王朝对这种根本性变化全然无知，甚至拒绝了解与自己作战的敌国，拒绝了解外部世界，仍坚持中国是“天朝上国”的观念。1842年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魏源在此书中虽仍坚持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林、魏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却被斥责为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
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且异邦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途中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英、法等国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此书刚一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的谕旨。《使西纪程》的遭遇，令有识之士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1887年夏季，曾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完成了书稿《日本国志》。黄遵宪坦承，写作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这本书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迅速出版。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于是先后请李鸿章、张之洞二位重臣推荐。虽然李、张二人对总理衙门推赞此书，但仍未获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因为此时距《使西纪程》风波虽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敢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直到1895年秋冬，《马关条约》墨迹未干，《日本国志》才由广州一家民间书局刊印，顿时风行天下，洛阳纸贵。人们惊讶地发现，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却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不明情况，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出版，国人了解日本，战争赔款“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甲午战前，中国朝野对日本的了解仍停留在“东夷”、“蕞尔岛国”的认识，拒绝了解、认识敌国，确是战败的原因之一。广而言之，鸦片战争后因为清廷坚持“天朝上国”、“严夷夏之防”的观念，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障碍。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启蒙者备受打击，与明确提出“求知识于世界”的日本明治维新形成鲜明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