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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全中国对战胜日本信心满满，根本没把日本放在眼里。大家都认为日本只是一个“东夷小国”，而中国则是“天朝上国”。国人的普遍认为日本和中国对抗犹如“螳臂当车”，而且英国人还在忽悠中国人，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水师提督琅威理就在《万国公报》的专访中，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海军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使打西方大国也绰绰有余。 这种错误的认知下，连一些社会精英和上海的许多媒体也是是连篇累牍地发表主战言论，有媒体甚至直接列出了作战计划。《字林沪报》在8月22日刊发《审机》一文中就提出，中国海军应将日军围困在朝鲜，然后另派一支劲旅偷袭日本。若日军回撤，则可尾随追之而歼灭。  1894年7月11日头版头条,《申报》发文名《战必胜说》曰：“况今者日人于天时地利人和一无所得，我中国则守战和三者俱可操纵自如而又万众同仇，义形于色，虽当政者老成持重似不肯轻启兵端而民间谈及日人辄裂眦咬牙，尚何有所畏忌而让日人以争先哉。” 除了媒体，一些鹰派将领和主战官僚也认为能轻易战胜日本。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军事顾问（军幕）易顺鼎在其所写的《讨日本檄文》中道：“岛夷日本者，…水母目虾，兼杂倭夷别种。虫沙及猿鹤，化生于蕞尔之区；蚕丛与鱼凫，…纪年僭称明治，实愈纵其淫昏…”。朝中就连李鸿章对自己的北洋舰队也满怀自信地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仅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只有当时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写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在这些少数人中有一个就是曾任中国驻日本参赞的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  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越中国，从地缘政治来考虑，将来必是中国的大患，而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在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的同时被调美国，改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书稿。终于在1887年夏季完成书稿。 《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他惊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原想由官方出版此书，先后请李鸿章、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推荐此书。李、张都高度评价此书，向总理衙门推荐，但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 黄遵宪转而寻求民间出版，联系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然而富文斋书局认为没人会对此感兴趣，一直也没安排付印。直到1895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纷纷震惊于中国败于小国日本，对日本的研究兴趣大增，书局才安排出版此书。康有为当年看到此书，还写文骂黄遵宪为何不早点出书，让国人有所准备和了解。 而部分朝廷官员看到此书后责问总理衙门当年为何不推荐出版此书时，得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林则徐支持下编写的《海国图志》介绍外国情况，受到“溃夷夏之防”的强烈批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重臣郭嵩焘写《使西纪程》详细介绍在外国见闻，更是受到朝廷严斥，此书被慈禧下谕毁版。因此，总理衙门根本不敢再印行类似的《日本国志》。 由于社会舆论上普遍的乐观情绪，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官方媒体没有发表任何负面消息，光绪帝也向大臣们传旨：“太后亦主战，并不准借洋债，…不准有示弱语”。于是任凭小道消息疯传，而社会新闻媒体的报道更加失实。 当时清军明明在牙山两战皆负，但8月16日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却将其描述为中方大胜。  丰岛海战中，济远号等谎报击沉了日本军舰，报刊争相报道，《上海新闻画报》甚至刊载了倭舰摧沉图，《字林沪报》在1894年8月22日发文甚至列出”作战计划“，计划称，中国海军应将日军围困在朝鲜，然后另派一支劲旅偷袭日本，若日军回撤，则可尾随追之而歼灭。 至于社会上为什么对中日之战这么盲目乐观，主要是因为十年前清政府曾取得谅山大捷（1884年），重创了法军。虽然中法战争中海战败的一塌糊涂，但和洋人的交手中总算胜了一次，这一胜利在此后十年中一直成为中国朝野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法国人是真正的西洋人，中国能打败西洋的法国人，焉有不能战败东洋的日本人之理？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当时中国的GDP总量远超日本，达到日本的9倍。在海军舰队的吨位上看，实力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九位。而日本当时的舰队吨位只排世界第十一位。虽然日本当时舰队的技术水平要高于中国，但宣传上清廷只强调吨位优势。  直到9月下旬，上海的媒体从海外的报道中才了解到清军节节败退的消息，但大家认为清军并不是打不赢，而是指挥者无能。 上海《字林沪报》在9月30日的文章中，直接批评通商大臣不敢申请造船，又抨击当权者认为造船是乱花钱的错误言论。10月5日更是直接点名痛斥指挥者无能，“于此可知诸统将之实无能焉”。 10月8日《字林沪报》甚至大胆发文《恭拟圣主亲征议》，要求光绪皇帝御驾亲征。要求光绪效仿宋真宗亲征契丹。文章认为，当下最要紧的便是，皇帝需御驾亲征，“亲统六师，东征日本”，甚至一鼓作气，直捣日本老巢。 在甲午战争中的上海媒体中，唯一立场客观的是《万国公报》，原因则是创办方是外国教会，主编是外国人林乐士，但因为战争中的观点和社会主流观点不符，在当时反而多受中国人的质疑和批判。  即使到最后北洋舰队在威海被日本全歼，清廷不得不派李鸿章和他的长子李经方代表大清天朝赴日本马关港与伊藤博文谈判。为了大清的稳定和光辉形象，慈禧还传下密旨，全面封锁北洋水师战败的消息，只宣扬水军在海战的英雄事迹，并强调日本无力打败中国才不得不和大清议和。  导致全球都知道大清战败了，但大清国的老百姓们却都认为自己胜利了，以至当时美国的媒体《纽约时报》撰文称：这是一个奇怪的民族，非常善于意淫，哪怕对着石柱子也能在幻想中达到高潮。 甲午战争后的次年，李鸿章访问纽约，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提到当时的虚假新闻时，又将问题推给媒体说：“上海的报纸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编辑们讲真话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的真实。” 不过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当真实的情况终于大白天下时，大家对清政府的失望和不满也随之而来，成为了此后戊戌变法的直接原因。孙中山也回忆说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他坚定了推翻清政府的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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