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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以来，迄今出土的西晋墓志（也叫“墓志碑”）有20多块。本文拟通过整理每块墓志，分析其共同的特征，从而考察西晋墓志的意义。 西晋墓志的形状特征为碑形，可细分为（1）圭形。（2）圆首。（3 ）方首。与东汉的墓碑相比，西晋的墓志是置于墓室之内的，而墓碑则置于地面上。西晋的墓志一般高度为40～60厘米，最高的华芳的墓志为131厘米，与高度多为2米以上的汉碑相比，可称得上是小型的。从刻文方面看，北魏的墓志已定型化，具有题（题额、标题）和散文式的志（序）、韵文式的铭等一整套墓志铭的书写方式，而西晋的墓志却尚未定型，或题、志、铭完备，或有题、志而缺铭，或只有志而缺题与铭。从字体分析，西晋的墓志所使用的是从东汉的隶书向北魏的楷书过渡的字体。总之，西晋墓志是由东汉流行的墓碑发展到北魏的墓志铭之间的过渡，虽然已具备某些共同的特征，但尚未定型。 西晋墓志的时间与地域也颇具特色和意义。墓志创作的时间即被葬者的葬年，除少数葬年、去世年代不明者外，大部分都在西晋王朝的末年。另外，墓志出土的地域，有10块出自河南省洛阳市，5块出自偃师县，1块出自孟津县，这16块都集中自西晋的都城洛阳的近郊出土，其地域性显而易见。下面用出土的西晋墓志的特征来探讨文献资料所载的西晋墓志的真伪。唐代封演著《封氏闻见记》卷六《石志》记有西晋王戎墓志的情形。“东都殖业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酿家穿旁作窖，得铭曰，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铭。有数百字。”可知身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的墓志在隋代洛阳（东都）出土。另外，郑樵《金石略》卷上“三国晋南朝”中也记有：“晋王戎碑，惟存数十字，西京。”可知北宋时尚存有残石，以后散佚了。由于是酿酒家掘窖而偶然发现的，可推测是在墓室内偶然发现了墓志。《金石略》称之为“碑”，其实不是墓碑，而是碑形的墓志。其字数也与出土的管洛墓志（244字）、张朗墓志（418字）等相应。王戎墓志制作的时间，据《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记载：“永兴二年，薨于郏县”，故制作时间应距惠帝永兴二年（305）王戎去世时间不远。出土地点也是隋唐的东都洛阳（也是东汉至北魏的京师洛阳西郊），与清末以来集中出土的西晋墓志的区域相吻合。 西晋时突然出现小型的具有碑形的墓志，其原因如下：东汉末年，针对东汉时盛行的厚葬风俗，规定禁止立碑，献帝建安七年（202）和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78）曾两次下达禁令。《太平御览》卷五八九“文部、碑”也记有晋令：“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禁立碑的结果，是三国时魏国已出现代替墓碑的刻石即墓志。确实，从外表看，由于魏晋禁立墓碑而墓碑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墓志登场，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这些尚不能说明出土的西晋墓志的时间性与地域性的意义，而且西晋墓志远不似北魏的墓志铭已定化，出土的绝对数也少，还有的已挖掘的西晋墓中并没有墓志，所以，需要通过分析具体的墓志从而考察墓志制作的原因。 以左棻的墓志为分析重点。左棻在西晋武帝、惠帝时的后宫中，以文才而达贵人地位的。其兄左思因“洛阳纸贵”的故事而闻名于世，是《三都赋》的作者。左棻的墓志于1930年在偃城西15里蔡庄村（洛阳故城东10里）出土，方首（板状），阴阳两面刻有89字。阳面刻有： 左棻，字兰芫，ｑí齐国临ｚī菑人／晋武帝贵人也，永康元年／三月十八日薨，四月廿五／日，葬峻阳陵西徼道内。碑的阴面刻有： 父熹，字彦雍，太原相，弋阳太守／兄思，字泰冲／兄子髦，字英髦／兄女芳，字惠芳／兄女缓，字纨素／兄子ｃōｎｇ＠⑹奇，字骠卿，奉贵人祭祠／嫂翟氏。志文中引人注目的是：碑的阳面上有“葬峻阳陵西徼道内”，左ｆēｎ＠⑵是作为陪葬被葬在武帝的陵墓峻阳陵的；碑的阴面有“兄子ｃōｎｇ＠⑹奇……奉贵人祭祠”，左ｆēｎ＠⑵的祭祠工作由其兄左思的次子来执行。 左棻之外的陪葬的例子还有荀岳。其墓志称：“先祖世安措于颖川颖阴县之北。其年七月十二日大雨过常，旧墓下湿，崩坏者多。圣诏嘉悼，愍其贫约，特赐墓田一顷，钱十五万，以供葬事，是以别安措于河东洛阳县之东，陪附晋文帝陵道之右，其年十月戊午朔，廿二日庚辰葬。”可知其本籍乡里有很多“旧墓”，因大雨而崩坏，惠帝下诏让其为文帝司马昭陪葬，在附近赐给墓田。诏书的原文也全文刻在墓志上面。这种墓田下赐的例子，在《晋书》中可以发现3例。《羊祜传》：“从弟ｘｉù＠⑺等述祜素志，求葬于先人墓次。帝不许，赐去城十里处近陵葬地一顷。”《贾充传》：“太康三年四月薨，时年四十六。帝为之恸……给茔田一顷。”《滕＠⑻传》：“太康九年卒，请葬京师，帝嘉其意，赐墓田一顷。”由皇帝赐给墓田，这些墓田在帝陵附近（荀岳、羊祜），或至少在京师洛阳近郊（滕＠⑻。贾充的后妻郭槐的墓志是从洛阳老城东北平乐村北地出土的，由此可知贾充也葬在京郊）。他们不是象左ｆēｎ＠⑵那样在帝陵的墓域内陪葬，大概是一种广义的“陪葬”吧。还有些大臣并非由于墓田下赐，而是主动在洛阳周围营造坟墓（如《晋书》中的杜预和王ｊùｎ＠⑼）。以洛阳北郊的北邙山西晋历代帝陵为中心，周围广布“陪葬”臣下的坟墓，其中一部分在墓内立了墓志，其结果，便是后世在洛阳近郊集中出土了一批墓志。 为什么作为“陪葬”要立墓志呢？让我们看看《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或许可以从中得到答案：“（王）烈欲还葬旧土，（王）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乡，仁也；不恋本土，达也。惟仁与达，吾二子有焉。’”王祥同时痛失二子，二子对葬地表达了不同的愿望。这个故事本身是意义深长的。远离故乡琅琊郡而居住在京师的王祥一家，在本籍故乡或京师洛阳营造坟墓，二者可择其一。荀岳葬于故土的旧墓一旦被毁，便改由皇帝在洛阳帝陵附近赐给墓田，荀岳葬后，其妻刘简言也合葬于此。羊祜生前希望死后葬在故乡泰山郡先祖坟地里，因武帝不准而葬在帝陵附近的下赐墓田里。象这样一些贵族，特别是与皇帝联系紧密的权贵、功臣，在墓葬地方面就面临着两个方向的选择：乡里（先祖）和京师（皇帝）。这反映了当时贵族的两面性——既是乡里的望族，又是京师的官僚，因而改葬在京师便需要制作墓志。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墓志铭盛行也是这个道理。 下面对非京师洛阳出土的墓志加以考察。以华芳的墓志为例。其墓志从现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以西出土，据志文可知，她是西晋永嘉之乱时河北军阀王浚的夫人，王浚出身于名门太原王氏。华芳是永嘉元年（307）二月，大概是在蓟城去世，同年四月由王浚葬于此地。关于华芳的坟墓，有如下解释：“先公旧墓在洛北邙，文、卫二夫人亦附葬焉。今岁荒民饥，未得南还，辄权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依高山显敞，以即安神枢，魂而有灵，亦何不之。”华芳应象王浚的父亲王沈及王浚的文、卫二夫人那样葬在洛阳北邙山中太原王氏的墓地内，由于战乱饥馑，只能在王浚驻屯的蓟城附近假葬，期待着将来归葬北邙山的“旧墓”。对王浚一家的墓地，我们根据志文整理如下：曾祖父（王柔）—太原晋阳，祖父（王机）—河内野王，父（王沈）—洛阳，华芳—燕国蓟。由此可看出墓地与本籍及京师的关系。其曾祖父在本籍，其祖父为何在河内郡？令人费解。至其父王沈时，又迁往洛阳的北邙山，而且华芳的归葬地不是乡里而是京师。与华芳相似，东晋谢鲲的墓志中也有“假葬建康县石子冈，……旧墓在荧阳”的记载。随着西晋的灭亡和东晋的建立，很多汉族人士从中原南渡，其中谢鲲去世后被假葬在东晋京都建康郊外，期待中原回复后归葬荧阳陈郡谢氏的“旧墓”。华芳与谢鲲两墓志的共同点，即持有归葬先人旧墓的志向而先行假葬。前文所提到的洛阳出土的墓志不也是这样吗？在这一点，与东汉以来存在的，在西晋墓志也能见到的（鲁铨）战死沙场的墓志、大量发现的东汉时代刑徒ｚｈｕāｎ＠⑽，以及谢鲲等东晋南渡人士的墓志、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兴起的墓志铭是一样的。可以说，墓志是在广义的假葬基础上制作的。 下面考察一下左ｆēｎ＠⑵墓的祭祀问题。左ｆēｎ＠⑵死后的祭祀由其兄左思的次子执行，左思在妹妹左ｆēｎ＠⑵死后约8年后去世，大概左ｆēｎ＠⑵的墓志是由左思所制作的。左ｆēｎ＠⑵在后宫，一生独身，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兄子聪奇，字骠卿，奉贵人祭祠”一行刻文，凝缩了左思对左ｆēｎ＠⑵的思念之情。另外，左思对妹妹左ｆēｎ＠⑵的思念，还可从左ｆēｎ＠⑵生前进入后宫时，左思赠给她的《悼离赠妹诗》二首表现出来。与左ｆēｎ＠⑵墓志相类似的还有管洛、成晃、石ｘｉǎｎ＠⑾。管洛、成晃没有儿子，便由大女儿的丈夫主持制作墓志；石ｘｉǎｎ＠⑾由于与嫡子石定同日战死沙场，故由庶子石恭主持葬仪和制作墓志。另外再研究一下徐羲的墓志。上刻“子孙攀慕断绝，永无瞻奉，呜呼哀哉，遂作颂曰……。”徐羲的息子徐烈等子孙为追慕的主体。然而还有“皇后追念号ｔáｏ＠⑿，不自堪胜”。皇后（指惠帝皇后贾南风）追念乳母徐羲，制作了精致的墓志，恐怕这才是营造坟墓的最实质的原动力。贾南风自幼喜爱乳母徐羲，当了皇后又把徐羲带进后宫，并给与她“美人”的身份。“见会处上，待礼若宾。有论道，非美人不闻；寝食，非美（人）匪卧匪食；游览，非美人匪涉不行；技乐嘉音，非美人匪ｄǔ＠⒀不看。润洽之至，若父若亲。”贾南风和乳母徐羲之间存有一种如亲子般的亲情。总之，前举种种墓志用一句抽象的话来概括，即活在世上的家族对被葬者的情义的确认，这一点是共通的。我们还可看到作为大家族情义确认的附葬或合葬的有关记载。如荀岳（刘简训）的墓志，阴阳两面刻着夫荀岳，左侧面刻着夫人刘简训（右侧面刻着子孙）。刘简训刻文的最后部分是：“四月十八日乙酉附葬”。荀岳，元康五年（295）去世，同年埋葬，9年后，永安元年（304 ）夫人刘简训去世，同年“附葬”，即荀岳、刘简训夫妇合葬。另外，读裴祗的墓志可知，与裴祗在一起的，还有太夫人（母）伏氏、夫人马氏、女儿惠庄3 位女性附葬。志文简洁，只记述了裴祗的官名、字、本籍、享年及另外3 人的情况和墓内棺木安置的位置。以裴祗为中心，全家合葬，让他们依然和睦相处在一起，我想，这就是生者的愿望吧。郭槐的墓志上刻有“附葬于皇夫之兆”，她未能与“皇夫”贾充在同一墓室，而是附葬于同一兆域（墓域），这也能反映郭槐作为后夫人与前夫人间的不和睦吧。从张朗的墓志上有“昊天不吊，夺我考妣”，“合葬斯宇”的刻文，便知这是夫妇合葬的墓志。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士孙松的墓志，上有“新妇前产二子，长名婴齐，次名黄元，皆年二岁不育……遂以附于其母焉。”29岁时去世的士孙松与夭折的二子的遗骨一起合葬。关于士孙松的丈夫傅宣，《晋书》卷四十七有传，士孙松去世后，他又娶弘农公主为妻，因没有男孩，以弟傅畅之子傅冲为嗣。主持士孙松的埋葬、服丧、祭祀，理应是身为丈夫的傅宣，墓志的制作，也该是傅宣，通过墓志，将对亡妻的追念永远保留下来。 在出土的西晋墓志中，女性墓志占有较大的比例，有管洛、郭槐、徐羲、左ｆēｎ＠⑵、华芳、刘氏（郑舒夫人）、士孙松7人，以男性为主的合葬墓荀岳（刘简训），另外裴祗、张朗等的墓志实质上也含有夫人在内。这种情形说明，墓志是以家族为主体制作的，它反映为安魂的墓志很多。总之，墓志表现了生者与死者之间、合葬者之间的一种家族间情义的确认，一种以死者为中心的家族间情义的确认。在表现家族间情义方面，与东汉悼念过早夭折的爱子画像石和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如左思的《悼离赠妹诗》、《娇女诗》，潘岳追念亡妻的《悼亡诗》等关于家族描写的作品精神是一致的。这一点，与东汉时门生故吏醵金制作显彰碑的主体是大相径庭的。 将生者对死者的思念及故人生前的功绩刻在碑石上，以此永远地传给后人，这是制作墓碑、墓志的基本理由和原动力。由于被葬者与葬者（生者）都是离开本籍的，与故里和原来的宗族疏远，作为记载这一现实的方式，西晋的墓志出现了。因为墓志制作的主体是家族，故生者对死者的怀念就更深沉；又因为不是在故乡而是在异土他乡，所以意义就更深刻。如果把这种思念的结晶看作是中国墓志的本质的话，那么可以说，西晋墓志是中国墓志的起源。 西晋墓志出现的背景，从长远看是由东汉萌芽到西晋得到发展的生死观的变化，从对死者的畏惧到追念，把死者看成活生生的人。从短期方面看反映了从厚葬到薄葬的发展变化。但更本质的是做为个人自救手段的宗教开始兴盛，表达个人精神世界的五言诗体等六朝贵族文化诞生。墓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代风貌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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