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文化精奥（7） 王文元 道德文章 道德文章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传统。如果说日本古代武士用刀剑说话的话，中国士大夫则用笔墨代言（走在路上，也可口头吟诗作对）。说华夏文章世之翘秀并不为过。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乃中国士大夫最突出的优点。笔墨这东西具有一种神奇力量，近之则文质彬彬，不教而化。百炼成字，千炼成句，磨饰染濯，拿捏润色的同时，人格也得到提升。《醉翁亭记》开首，欧阳修初稿写滁的前后左右都是山，自觉罗嗦，反复推敲，最终改为“环滁皆山也”，五个字，简单明了，直捷痛快（实际上，“滁”这个地方仅一面有山，用“环”字形容滁这个地方山多是一种夸张写法，按照规则这样写是允许的）。文人“文质彬彬”，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沉于“文”中。之所以儒士们总是衣着整洁，举止端庄，神态优闲，言谈得体，道德文章使然。华夏民族正是通过文章这一载体，形成了“舍诸天运，征乎人文”的东方式人文精神。考察华夏“文章”本源，多与儒家的基本理念融合。传统上，向有文章八体之说： 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当（《尚书》有命十八篇）。二曰“誓”，谨而严（《尚书》有誓八篇）。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悫（《尚书·武成》有武王伐纣祷辞，自“惟有道曾孙周王发”至“无作神羞”，是其文也）。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 （《左氏春秋》） 亦有文章六辞之论： 作六辞以通上下、亲属、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 （《周礼·春官·大祝》） 中国文章博大精深，分类繁复，从无定说。直到清曾国藩集前人大成，提出“三门十一类”，才使文章分类这一话题稍有平息。在中国，凡文章必融道、学、术于一体，非才学满腹者不能为。
华夏文章兴起于周。周最重视祭祀鬼神，故祷文极其发达。沐浴而后作文的习惯，大致就是从那时确立起来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对文章如此虔诚与敬畏。中国古人对昏君的咒骂，莫过于说他“无文章”，比如有“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之说。一个君，昏到“无纲纪文章”的程度，就无药可救了。
中国古人，留名青史者，文多于武。武功卓著者不过孙子、管仲、乐毅、项羽、卫青、霍去病、关羽、杨业、岳飞、戚继光、蔡锷等人，而文人则多如繁星，难以胜数。随便一位中国二流写家，放到世界文坛，都会让异族写家自惭形秽。至于屈宋司马、李白杜甫、唐宋八家，松龄雪芹更是举世无敌，实难做横向比较，只能孤芳自赏矣。
古代文人墨客之多，才子佳人之众，古籍之繁，典故之妙，文章之美，修辞方法之考究，皆世界之最，咸与儒家重视形式与程式紧密相关。读书则儒，儒则读书，“儒”几乎成为读书人代称。陈师道说“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儒的一举一动皆入形式美与程式美之彀。
儒家把写文章这一本来枯燥的事情趣味化、游戏化，把文字排列组合的机趣发扬至极致，最终将其与官吏选拔机制联系到一起，形成了伟大的科举制。可以认为，科举制是华夏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最杰出的贡献。科举制至今仍被世界各文明国家所采用。许多落第举子射马而中獐，仕途不畅却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或思想家。蒲松龄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聊斋志异》，曹雪芹写出了奂奂然美、凄凄然悲的不朽名著《红楼梦》，李时珍则成为伟大的药物学家。谁人能将他们划入失败者行列？
走上儒家之路，不是仕途济世，就是隐逸留篇。苏东坡，为官则是清廉好官，被贬则是笔墨大师。儒家为一切有才者留有充足的发展空间，进退皆亨，不在此地发迹，就在彼地出头。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这一表述并不十分准确，儒家一般总是积极入世，不到不得已绝不归隐山林。即使隐了，还是闲不住，或自嘲，或刺世，总要留下墨宝。 儒家滋养了多少文人志士实难计数。说“教人以文”是儒学为华夏建立的第一功德并不为过。诚然，文章巨匠并非个个皆儒士，诗仙李白就迷恋羽化，心仪道山，然而李白文章亦不乏儒者之风。王维一心向佛，无有旁骛，号称“诗佛”，然而其诗却不失儒雅。苏东坡、龚自珍等大家也颇受佛学禅宗影响，字里行间留有佛家痕迹，然而他们又都是硕儒，其文学成就与儒家关系甚密。儒家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中国士大夫绝大多数归于儒，士大夫而不儒，在中国基本行不通。儒家之外的门派，没有一家像儒家这样重视道德文章，没有一家把文章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修道、修佛不一定非要习文，然而不弄文墨不为儒。自称旁门的士大夫，在用功习文方面与儒家并无二致。也就是说，舞文弄墨、说文解字，由儒家传统而扩大为广义士大夫的传统。吟诗、写文章是中国士大夫的看家本事，以此定夺尊卑。
不用说旨趣浩大、闳达博物的士大夫，就是帝王，以其九五之尊，也不得不遵从教化，不自觉落入儒之彀中。唐太宗酷爱写诗，造就了唐诗数百年的辉煌，宋太祖酷爱弄文，造就了宋朝一批杰出写家。已经亡国，李后主仍要发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绝唱。清乾隆皇帝一日不写诗就手痒，一生写诗达四万首。就是原本疏于笔墨的皇帝，一旦成为帝王，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好文的行列，没有多少文化的刘邦随口哼出《大风歌》，居然铿锵有力，气度不凡，不让士大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介草莽，当上皇帝却喜欢起对联来。传说一天朱元璋闷得慌，出宫闲逛，走至一家门口，见门口没有对联，就进去问，你们是做什么的？住户说，是阉猪的。朱元璋灵机一动说，那好，我来给你们做一副对联。住户很高兴，准备好文房四宝。朱元璋不慌不忙，随手写出：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居然一语双关，两工无误。在儒学的熏陶下，和尚乞丐亦文矣。
宋徽宗理政无方，经国无为，既不知人亦不善任，作为皇帝一无是处，然而写字绘画，堪称里手。其作品乃世间极品，价值连城。可惜徽宗生于宫廷，阴错阳差，弄得治绩不彰，国运不堪。如若根本不挂皇帝虚名，也许留给后人的形象会更高大。儒学本颂王之学，宋徽宗则从反面证明：儒者高于帝王！文章笔墨高于御人权术！
例子无尽，斯足矣。儒家之染，甚于丹青。近朱则赤，近儒则文！不近则已，近之则染，不论出身，屠夫、乞丐、昏君等近儒，亦可以被染上斯文。乌呼！世间染人者，有甚于儒家者乎？教化之威力有甚于儒家者乎？
儒士斯文，儒学染人，盖因儒家与文章有不解之缘。文章中则藏有无尽的机趣与玄妙。儒家以文章立身，立德，立言，加之隋之后实行科举制，将文章与士大夫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再难将文章与士大夫分开。三国魏帝曹丕曾发出过“文章者，盖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振聋发聩之音。岂曹丕好大言，文章根荄在天地耳。
东西方对“文章”之理解大异。在西方，文章不过是思想、信息之载体，重点在思想；在中国，文章自身就是一种教化手段，具有极强的审美性、文化性与游戏性。文章体制闳深，俶傥瑰玮，非大手不能。文章是儒家的标识，既是心灵诉求与抒怀途径，也是自我解脱与谋生手段（即龚自珍所说的“为稻粱谋”），既是生活记录与人生再现，也是生命意义与精神寄托。灵心妙悟、词理意兴皆藏于文章。
流连文章而不恋栈财货，优隆传统而不追逐时尚。教化系于身，忧戚怀于心，意内言外，左右无碍，丰神谐鬯，洒若神仙。——此乃儒家之写照。
中国人服膺教化，崇尚文章的情怀来自于儒家经典的启示，来自于对圣人的崇拜，来自于最初由图腾崇拜产生的各种朦胧意识。一环扣一环，最终交汇于“道德文章”。
文章圣洁并非虚言。屈原行吟泽畔，“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众人皆浑，唯我独清”，醉醒古今之人。周敦颐的《爱莲说》，文不过半页，字不过百十，却表现出超然夐绝之文品。文天祥之《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慌恐滩上说慌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雄直挥斥，浑茫飞动，顿跌有序，正气肃杀，五十六字，铸造出一副铮铮铁骨。
古人认为“文章者，原出五经”。显然，“五经”（《尚书》、《周易》、《诗经》、《礼记》、《春秋》）属于儒家经典。文章出于经典文章——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然而说不过去的并不一定不成立。就如上帝造人也有些说不过去，但世界上多数人认同其说。我想，正是这种说法，给予文章以毋庸置疑的神圣性。颜之推曰： 文章者，原出五经。而柳子厚论文亦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 （颜之推《颜氏家训》） 圣人言夯实了儒家之基础。儒家产生过危机，但儒家的道德文章从来没有被怀疑（截止到二十世纪初，汉语书面语、口语分立的传统从未被破坏过）。道德文章是维系华夏一统（免于分裂）的最重要的动因。
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程式化倾向。世间最美的东西有两类：一类是创造美，另一类是程式美。程式美乃美之上品（京剧就充满程式美），而创造美往往伴随缺陷。
铅华增美，文可饰身，程式将变化藏于不变之中，写家行文如水理旋洑变幻无穷却不出水池；指事造形如僧转丸珠超诣脱俗又不坏规矩。——一切都在“中庸”掌控之下。道家常以朴素对抗儒家之华美，然而老庄文章皆反自我标榜而行，华美不在孔孟之下。文章专务采色固不可取，然而沦入平直一途，面目可憎，绝非文章。我们常常说“酸秀才”，他们张口“之乎”，闭口“者也”，同一句话，非要说得文邹邹的不可。其实，这正是中国士大夫的可爱之处。世界各国、各民族语言玩家中，能玩到儒家水平的绝无仅有。
儒家的叛逆们可以背叛儒家的教条或教规，但没有一位背叛华夏文统，背叛以文章为旨归的生存方式。那些刺孔、问孟、鞭挞经典的思想家，无一不是用孔、孟式的道德文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照旧之乎者也，照旧摇头晃脑，照旧“言以载事，文以饰言”，照旧“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照旧“宣导情性，陶写物变”……
儒家给中国士大夫打上好文的烙印，无论多么桀敖不驯的人，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儒家影响。 寻常论家经常为中国人的懦弱而叹息，翻遍历史典籍，泱泱华夏，竟然无一次像样的征伐，安于四方之地而不思进取。汉征匈奴隋唐征朝鲜，均未得利。为何如此闭关自守耶？历史上一个国家出征域外，并不一定是一种污点。中国历史上缺少象样的征伐，我不言华人懦弱而反言华人好文，是因为文治高于武功是不变的价值准则。对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求全责备，对华夏民族亦如此，求诸华人美术则得，求诸华人政治则惑。 总有人对华夏文学艺术不屑一顾，以为与西洋比，我们处于下方。偏矣。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名学问实兼文学艺术，与发源于希腊的西学，各擅人文精神之一个侧面。在驾驭理性方面，西方人如剑客使剑，运用自如；在驾驭文字方面，中国人则如呼延灼使鞭，如入化境。论哲学、逻辑学、科学等，中国人自然在西方人之下，若论文学艺术则不然。以我陋见，文王《易经》乃天下第一奇书，刘勰《文心雕龙》乃天下第一文论，李白《蜀道难》乃天下第一诗篇，苏东坡《前赤壁赋》乃天下第一文章，曹雪芹《红楼梦》乃天下第一小说。西方一流文学家或诗人，实难与华夏三流文人比肩。小看华夏文化价值的人，是患了自卑病，应该及时医治，以免有一天真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了。
汉字的象形性、隐蔽性、结构性、灵活性等独有的文字特征为儒士们驰骋文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儒家“文”的传统又为文字树立了高雅中正的范示。儒士们写山则山灵，写水则水活。儒雅相通，所以才有“文章尔雅”（《史记·儒林传》）的说法，既然中国人以儒家为正统，“雅”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华夏文章之魂。由雅致美成为中国人审美的路径。雅的本意指京畿之地，远离京畿之地的则为“俗”。虽然后来雅被赋予美学含义，仍在一定程度上绍复着“雅”的原意。古时候京畿是一切政令之源。“雅”自然成为华夏文章之源，正如刘勰所说：“文场笔源，有术有门。先务大体，鉴必穷源”（《文心雕龙》）。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就像是一条由“源”而流的绵长江河。涉江玩水者不能不探其源。缀文者必正其襟，肃其心，情动而辞发；观文者必屏其气，凝其思，被文以入情。如此，方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让文字成为活物。
儒士说话做事不免雷同，然而写起文章来却手眼机杼各异。他们的文章或珠圆玉润文理斐然，或不拘绳墨涉笔成趣，或平实冷幽疾声厉色，或灵警机变忽擒忽纵，或浑浩流转傲岸不群，或跌荡起伏自然流畅，或清疏秀朗如月之华，或柔滑顺畅细腻清冽，或抑扬顿挫超乎众类，或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或文笔清淡素中有绚，或浑朴野趣信手拈来，或鬼气拂拂阴森恐怖，或文质半取风骚两挟，或快马一鞭快人一言，或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或庄谐并举谲丽多趣，或淫巧轻媚丛错采绣……
以文会友一向是儒家优良传统，既是一种形式与程式，也是一种至高境界。以势会友，以利会友，斯下矣。正如王通所说，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以文会友，友谊与学问共长。李白清高，但并不孤癖，他朋友很多，甚至还有外国朋友，与杜甫的情谊更是传为千古佳话。有些友谊，兼有师徒与朋友的双重性质。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只有互相切磋，酌人之言，补己之短，方可增辉文章，成就大业。不入教化之流，不足与交，坎井之龟，不足与语东海之乐——这是儒家的一个重要处世原则。
儒家所讲的朋友之交可以跨越信仰或政见。北宋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合，然而并不妨碍文交。一天，苏东坡拜访王安石，在书房等候时，发现王安石写的两句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暗忖，西风属金，发于秋季，菊花最耐秋风，怎能被“吹落”？于是，依韵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见到续诗佯装未见，次日早朝起奏皇帝将苏东坡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次年秋季，苏东坡出游，看到菊花飘落、满地铺金的场景，不禁大惊失色：原来错在自己，于是老老实实向王安石认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