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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元 泰纳等文化历史学派认为，历史取决于三个要素：种族、环境、时代。我也认为取决于三要素，不过与泰纳三要素有所不同： A 地理、气候环境 B 组织模式； C 传统文化； D 国民性。 地理、气候环境的可塑性不大，只能适应，难以改变。在很大程度上，组织模式与传统文化受地理气候条件的制约，而国民性则是组织模式与传统文化的产物——一环套一环。 首先考察地理、气候等环境因素。 中国东、南临海，西面是高山，北面是寒冷的荒原，处于全封闭之中，与外界沟通非常困难。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自然会产生封闭内敛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是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的最初根源。 地理环境把中国人逼上绝境，成功、失败二者择一，难以安于一隅，几乎每一次政治较量的失败者都会遭受灭顶之灾，很少有失败者向外部开发蓄积力量东山再起的事例。所以，中国几千年历史基本是在华夏大舞台上展开的，只有元朝的蒙古人向外大规模扩张过。不过，蒙古人并不能代表华族主体，所以只能将蒙古人的扩张看成一个特例。多数时间，中国人的活动舞台被局限于华夏封闭圈。 中国人曾试图冲破封闭，将生存的触角伸向外界。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绸之路造就了一些富商，在文化上与外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但用现代的投入产出思路分析，丝绸之路带给中国的，远不如中国带给西方的利益多。换言之，西方（包括南亚、西亚、欧洲）是丝绸之路的最大受益者。 外国人学习中国人的技术，并将其转化为巨大财富，这些技术，除了丝绸之外，还包括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等。而中国人学习西方技术获得利益的例子相对要少得多。 中国人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技术，并不是中国人的自觉行动，而是在西方传教士的逼迫下完成的。 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传教，具有划时代意义。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在生产技术层面与西方接触。地图绘制、三角测量法、先进历法、热兵器等都是在利玛窦之后逐渐传入中国的。 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并不十分敏感。 火枪传入中国二百多年之后才真正用于战争。直到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火枪仍主要依靠进口。 西方的思路与中国大不同。英国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引进中国的茶叶。一百年后，茶叶成为英国绅士的生活必需品，年消费量逾万吨。英国每年为此而消耗的白银让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在自己的属地印度试种茶叶，获得成功，大大减少了对中国的依赖。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很难寻找到与英国人种植茶叶相类似的例子。 凡此种种，说明中国与外界沟通方面十分欠缺，中国的地理位置与环境难脱其咎。 时至今日，中国与外界的沟通也只局限于外交与技术等层面上。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层次的沟通并不畅达，不能不寻找其历史根源。中国的地理环境告诉了中国人自处的方法，但没有教会中国人如何与外界相处，没有教会中国人如何超越环境。 通过三国时期两个战例，可见地理环境对中国的政治、军事之影响。 例一，曹操西征乌桓： 并州既定，曹商议西击乌桓。…… 但见黄沙漠漠，狂风四起；道路崎岖，人马难行。操有回军之心，问于郭嘉。嘉此时不服水土，卧病车上。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远涉艰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虽死不能报万一。”操曰：“吾见北地崎岖，意欲回军，若何？”嘉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而难以趋利，不如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备。——但须得识径路者为引导耳。”（《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 曹操以袁绍旧将田畴为向导，击败了乌桓，然而代价也十分惨重：曹操的第一谋士郭嘉死于征讨途中。曹操为此懊丧不已。 例二，孔明征讨南蛮。朝臣王连认为南蛮作乱乃“疥廯之疾”，不必亲往。孔明却把南征看得很重： 南蛮之地，离国甚远，人多不习王化，收伏甚难，吾当亲往征之。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 王连再三苦劝，孔明不从……（《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 结果演义出孔明“七擒孟获”的故事。对一个不开化的蛮族，耗时耗财，七擒七纵，费尽周折。《三国演义》全书一百二十回，而征服孟获就占了四回半。这四回半是《三国演义》中最平淡无味的篇章，从文学角度看是败笔，然而，从社会历史角度看就不同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地理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无论是曹操西征，还是孔明南讨，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一出华夏圈，未行半步，先怵三分；未曾交战，已先胆寒。 中国人世代生活在华夏圈。任何政治势力都以争夺对“中原”的控制为最高宗旨。“中原”是古代世界最大的政治角逐场。武王伐纣，就是从当时算是偏僻的陕西出兵，打败殷纣，建立了西周政权。 “中原”及其辐射地带的地貌特征对中国人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未泯。农耕作业，使中国人的乡土意识与因循守旧意识根深蒂固。农耕作业的重复性使中国人重视经验，而缺乏理性思考。中国人对“天”的思考，总是脱离不了“天”对农耕影响这个前提，对“人”的理解同样脱离不了“农耕”这个前提。总之，农耕烙印无所不在。 中国人不仅惧怕西部的沙漠、北面的寒冷与南部的荒蛮，而且惧怕东南的大海。孔子说过“乘桴浮于海”，但实践者却少而又少。只有两个东渡日本的传说，还都缺乏证据，不能当作信史：一个是秦朝徐福替秦始皇寻长生不老药，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另一个是唐朝杨玉环为避难来到日本，在今日本山口县登陆。日本有不少徐福与杨贵妃的遗迹与传说，相对而言，这些传说在中国并不像在日本那样流行。 总的说，中国人对大海的态度是回避，而不是挑战。所以，尽管中国的海岸线绵延万里，却始终不具有海洋国家的性质。时至今日，海洋产品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与漫长的海岸线仍不相称。 郑和的航海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如果继其余续，一鼓作气，世界海上霸主将非中国莫属。然而中国人却放弃了称霸海上的大好时机，重新龟缩中原，照旧做“争夺中原”游戏。 气候与地理紧密相连。中国人“靠天吃饭”，气候使然也。农耕作业逼迫先人对气候有很深的了解，对节气特别敏感，中国古代农作物以耐旱的谷物为主，只在极少数地区生产水稻。 不妨将中国与日本做一比较： 中国古代农业始终以旱地谷物为主。旱地谷物以家庭为生产作业单位，集体协作显得无足轻重。 早在两千多年的弥生时代，日本就从中国引进了种植水稻技术，从那时开始，水稻便成为日本人最主要的农作物。水稻作业的最大特点是需要大量水资源，由此产生了水的分配问题。水的分配必然导致集体协作。 日本人奉行集团主义组织原则，中国人则奉行家族主义组织原则。集团主义注重地域共同体的利益，而地域共同体建立在共同使用同一水源的基础之上。家族主义注重家庭利益，家庭是近乎封闭的，维系家族团结的惟一因素是血缘。 儒家文化就是为维护家族主义组织原则服务的。 古代中国，“国家”乃放大的“家”，家的原则几乎同时都适用于“国家”。在儒学渲染下，“家”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被合一了，使得处于二者之间的“集体”、“集团”等近于真空。中国人离开家族血缘无所措手足。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家”的概念纵向地串接起来，成为人人都得遵从的生存之道。 摩尔第一个将日本的集团主义与其水稻农耕联系起来（参见《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至今还没有人将旱地谷物生产作业与中国人家族主义组织原则联系起来，我想尝试一下。如果寻找中国人组织原则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中国人在特定地域进行特定的生产作业。这种作业方式在客观上有可能将生产协作控制在血缘体范围之内，做到“万事不求人”。之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缺乏协作，就是因为谷物生产无需复杂的协作。“窝里斗”的习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养成协商处理公共事务的习惯。 有人将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视为偶然，其实汉武帝选择儒学作为国学具有很大必然性。诸子百家中，儒学的家族理念最接近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地理、气候、生产作业方式等造就了儒学。以消极遁世的道家为主流思想不可取。遁世与农耕作业方式格格不入，禁耕求获，民生何堪？以墨家为主流思想也行不通，墨家的兼爱主张缺乏社会基础的支持，让“爱”超越家庭、家族是相当困难的。以法家为主流思想也不切合实际。法家的思想适用于治理“国家”，而不适用于治理“小家”。农耕作业是以“小家”为基本单位的，“小家”没有规范，国家难以稳固。其他，诸如以阴阳家、杂家为主流思想，则更是不着边际。 只有儒学是研究家族这一特殊人际关系的。儒家思想在规范特殊人际关系的同时，放弃了对一般人际关系的控制与引导。所以，中国人拙于处理一般人际关系。 人类之“类”，组织之谓也。组织是在历史演变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故研究组织及组织模式，乃研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各国的社会组织模式，就其本质的特征，可以归为五大类： ——以美国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组织模式； ——以日本为代表的集团主义组织模式； ——以印度为代表的种姓阶级组织模式； ——以欧洲为代表的市民行会组织模式； ——以中国为代表的家族主义组织模式。 美国个人主义组织模式，形成于200多年前的西部开拓的初期，至今影视大片还在歌颂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可见今天的美国人并没有摆脱历史影响，他们的企业组织方式乃至一般社会交往，无不打着个人主义烙印。 日本的集团主义组织模式，要追溯到2000年前弥生时代，那时日本还处于未开化的野蛮阶段，没有文字，没有成熟的宗教，没有道德意识，但却产生了地域共同体。一个共同体共用一个水源，进行水稻作业，互相协作，互相协商，互相帮助。经过千年的酝酿、演变，最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集团主义组织模式。 印度的种姓、阶级组织模式，产生于印度教的前身——所罗门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严格地以种姓与阶级划分人群，划分居住区，不允许混淆，更不允许有丝毫的僭越行为。今天，这一社会组织模式仍对印度人产生着巨大影响。 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城邦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市民阶层”。“市民”是个重要的概念，它不以个人为本位，以组织形式出现。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就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市民阶层，随之形成各种各样的行会组织。市民依靠组织争取自己的权益。在某种意义上，市民社会乃现代资本主义之基础。 中国的家族主义组织模式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一般认为，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制定了周礼。儒学以礼为核心。孔子把“家”与“家族”的作用张扬至极致。孔子之后，中国人由敬神转为敬圣人。 通过对待死亡的态度可见儒家重视家族之一斑： 丧父母三年期，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礼记》） 父母死守孝三年，这一制度，直到清朝还在执行。做官的死了父母，丁忧告缺，弃官守孝三年。如果父母相隔三年而死，等于要有六年不能在职。人生几何，竟然须要付出六年时间尽孝！ 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维护家庭稳定的。儒家确立了中国人在“家”（家庭与国家）中的行为规范。久而久之，就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家族主义模式。这种组织模式有宗法体制作后遁，有儒家文化作靠山，极难动摇。所以，血缘、家族、宗法制度、观念深入人心，影响着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国人脱离不了家族主义组织模式。家族主义像一条线，贯穿中国历史。 中国产生过各种各样不同学派，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与艺术舞台异常活跃。然而，活跃气氛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至汉武帝，就归于儒家一统了。正如康有为所言： 为义者。汉武时，崇儒，抑禁侠学，而后墨道废焉耳。盖兼爱之余，自流为侠也。（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 从汉武帝开始，儒学渐强，家族主义组织模式也渐渐牢固了。 国民性导源于“朦胧意识”。 所谓朦胧意识，就是某民族在混沌初开时产生的最初思想意识。这种意识还不具有完整的文化形态，但对一个民族的成长发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耳曼民族的朦胧意识，是在原始森林中，透过枝叶的空隙仰望无际的星空。这一朦胧意识至今仍在影响着日耳曼人，现在，德国大城市的市内仍保留着原始森林，砍伐这些原始森林就如同断他们的根脉。 大和民族的朦胧意识是万物有灵与“绳张”。在日本人看来，一草一木皆有灵性。很久以前日本就有“八百万神”之说。这一朦胧意识发展为后来的神道教。现在，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在日本广为流行，乃“泛神意识”自然而然的结果。关于“绳张”，《万叶集》有如下描写： 天也围着草绳 为了永久地占领（一个地域的土地） 而围起草绳来（《万叶集》） 古代，日本人用草绳表示势力范围。 欧洲各民族普遍具有“原罪”的朦胧意识。他们的一切文化几乎都与这一意识多多少少要发生一些联系。 中国人的朦胧意识是什么呢？ 须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共同研讨。 愚以为中国人的朦胧意识是英雄主义、救世主义，大难临头须要英雄站出来拯救世界。“羿射九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传说与故事，反映了中国人头脑中强烈的英雄救世意识。到荀子则明确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英雄斗天，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之一，从来没有中断过。“救民于水火”或“替天行道”不过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昏君临朝，奸臣当道，民瘼深重，无以为计，这时须要一位英雄登高一呼，组织民众改朝换代，开辟太平盛世。 中国历史盛产英雄。一次改朝换代出一位救世主。英雄中既有知书达礼的雅士——如李世民、赵匡胤，又有才薄学浅的鲰生——如刘邦、朱元璋。 华夏民族有多少年历史，救世思想意识就延续了多少年。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在中国是不能没有皇帝的，没有了，农民也要造出一位来。王朝走马灯似的变换，正好为英雄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现实英雄与神话英雄不一样。神话英雄造福于民，品德高尚。而现实中的英雄，只有在造势时能够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道德规范之中，事成之后一切立即发生变化，等待新英雄挑战自己－－形成循环。英雄与权力意志紧密相连，所以，中国五千年历史几乎等同于争权史。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无权之王，无冕之王，即所谓的“素王”。康有为说： 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之时，周命未改，然孟子已以为亡。《史记》所谓“周道亡于幽、厉。”平王之后，王降为风，威灵不振。孔子改制，以春秋继周，故立素王之制也。 子夏曰：“仲尼为素王，颜渊为司徒。”（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 可惜，子夏的愿望在当时只是一厢情愿。孔子在世时，没有人承认他的“素王”地位，他死后相当长时间之后名望才重新彪升。 孟子所说的“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成为灵验的谶语，屡试不爽。儒学的仁义之说，阻止不了统治者的不仁，只能起到稳定等级秩序的作用。 权力之争是无规则的，无序的。“英雄”的号召力是无穷的。这是中国历史最鲜明的特点。 不妨与美国、日本做一比较： 1789年1月，乔治·华盛顿当选美国总统，赴任时他喃喃自语道：“我感到自己像个赶赴刑场的囚徒”。他放弃连任，主动离职，告老还乡，开了美国民主政治之先河。 托马斯·杰斐逊把总统职位比作“灿烂的不幸”。 安德鲁·杰克逊把总统职位比作“光荣的奴役”。 约翰逊说：“总统就像是暴风雨来临时的孤零零地站在田野中的傻瓜，他无能为力，只能任凭风吹雨打”。 日本称政府为“役所”，称官员为“役”，意思是服苦役。不堪长时间经受“苦役”折磨，所以首相任期非常短，法律规定是两年，实际还要短些。企业董事长被称作“代表取缔役”，也摆脱不了“役”字。 然而，中国从来没有掌权执政如同服苦役的思想，也没有权力与义务对等的意识。在绝大多数场合，权力是单向的，绝对的。 幸亏中国还有“礼制”等儒家文化，对政治家的行为以及政治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当然，这一制约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至上问题。所以，19世纪末期，国难日亟，西太后仍把个人权力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做任何让步，致使中国与现代民主政治无缘。 从商算起，有文字记载并可明确断代的历史大约有三、四千年。汉字仅晚于苏美尔楔形文字，是世界第二古老的文字。断言中国是文明古国没有疑义。 除文明古国之外，中国还被称为“礼仪之邦”。 对“礼仪之邦”的理解歧义颇多，有必要进行整理澄清。许多人将礼仪之邦笼统地理解为“中国人讲究礼仪、礼貌”。 “礼仪之邦”并非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通俗地说，“礼仪之邦”指的是中国制度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 礼制，是治理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手段，包含极广，约束力极强，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受礼法的匡范－－皇帝亦如此。礼制、礼法、礼节对控制社会与朝廷如此有效，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个意义，中国被视为“礼仪之邦”。 中国人创造出许多以礼治国的奇迹。 就社会而言，所谓“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宜尔室家，乐尔妻孥”，所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都是“礼”的效果。像中国人那样孝敬父母的，在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来。 就朝廷而言，几千年来，君臣的行为几乎都在礼制、礼法的涵盖之下，君与臣都不能越雷池一步。没有比“中国皇帝为所欲为”的说法更武断了。黑格尔说，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自由，其他人都没有自由。说明黑格尔对中国历史上皇权与相权分立的事实不甚了了。两汉以还，皇帝一直要受到“礼”的制约，皇帝也逃不出“礼”。在中国，皇权与相权是分立的，多大程度按照皇帝的意志行事，多大程度按照大臣们的意志行事，既不由皇帝拍板，也不由大臣们说了算，是依“礼”而行。皇帝执拗地坚持己见时，谏臣只要指出其违反礼制之处，就可以让皇帝就范，这样的事情在任何朝代都屡见不鲜。 礼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之一。他在回答如何实现“仁”的问题时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在这里，“复”为实践、实现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克制自我，实现“礼”，天下就无处不仁了。对于治理国家，孔子明确地说：“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论语·为政》）。在一定程度上，礼具有法律的效力，严重违反礼法的，可以被处以死刑——朝廷、民间皆如此。 一方面，礼制、礼法、礼节具有如此大的作用，以致于中国人对它须臾不可或缺。另一方面，“礼”又具有致命缺陷：它只能够约束具体的人，不能约束抽象的人。 纵观中国三千多年历史——特别是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历史，“礼”总是在针对特殊人群。在朝廷，礼是针对君臣关系的。对于一般人际关系——如臣臣关系——几乎无能为力，因此臣僚之间钩心斗角，无一日不争，无一日不斗，而且争斗极其无序混乱。推而广之，就社会而言，一般人际关系也受不到礼法制约。两个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发生利益纠葛时礼法难以充当仲裁者，只能角力，谁厉害利益就归谁。所以，“斗”成为“礼”之补充。 “礼”更为严重的缺陷是：“礼”管小不管大，没有规范朝廷与百姓的关系。朝廷负百姓，如何？无人知晓。朝廷欺负百姓过甚就要爆发大规模暴动或引发外族入侵。暴动不一定能够获得成功，但却有可能帮助某一政治势力推翻朝廷，或改朝换代，或引狼入室。在某种意义上朝代更迭是由于“礼”的致命缺陷引发的。既然“礼”的方式解决不了，就只好选择“非礼”的方式。 建立在儒家血缘文化基础上的朝廷，每隔一二百年就要被推翻。用“礼”难以解释这一现象，只好以“伐昏君”搪塞。 “礼”的缺陷，造成如下二律背反： 中国人讲礼 中国人不讲礼 中国人信奉儒学，儒学讲究礼，而礼又具有严重的、难以克服的缺陷，这一 缺陷造成对中国历史的巨大破坏。 这种破坏具有周期性与必然性。 对此，国人往往习以为常，以为“新旧置换”乃社会规律。其实，中国历史在世界上属于极为特殊的个案，特殊性表现为： ——朝代更迭频繁，彻底； ——更迭方式残酷； ——朝代更迭成本之高与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之小不成比例。 平均每隔百年，中国人就要经受一次战争的颠荡，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这一点世人皆知，毋庸赘言。关于中国朝代更迭之彻底须稍施笔墨。彻底是相对而言的。日本自公元四世纪前半叶建立大和国开始，也有数次改朝换代，大和时代而奈良时代，奈良时代而平安时代，平安时代而镰仓时代，镰仓时代而南北朝时代，南北朝时代而室町时代，室町时代（含战国时代）而安土桃山时代，安土桃山时代而江户时代，江户时代而明治时代，自明治时代而近代社会。虽然发生过八九次改朝换代，改的都是“大将军”，基本没有触动天皇，天皇是万世一系的。如果把天皇理解为“权威”，把“大将军”理解为“权力”，改朝换代只涉及“权力”，不涉及或较少涉及“权威”。权威可以一以贯之地发挥作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绝大多数也是“权威”、“权力”分立的。 中国则不然，权威与权力完全合一，每次改朝换代都要将旧的权威与权力体系一起粉碎，破坏力极大（包括对生产的破坏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表面上看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改的不过是君臣而已，实际上，从服装民俗到文学音乐，都要受到株连。中国有数千年文明史，但“外形文化”绝大多数是明清遗留下来的。中国的代表性服装－－旗袍，不过三百多年的历史，国粹京剧不过二百多年历史，与“文明古国”称谓极不相称。而日本的和服起源于唐，花道起源于宋，都具有千年历史。 更迭方式残忍，乃“更迭彻底”之必然结果。彻底的“革命”当然比局部的“革命”更具杀伤力与破坏力。没有权威的监督，权力争夺者完全为所欲为，后果可以想象。 彻底更迭的成本是极其昂贵的，包括要付出大量百姓的生命，而且要使文化传统遭受巨大破坏，形成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 权力秩序稳定时，中国人讲礼制： 权力秩序混乱时，中国人不讲礼制。 文学家罗贯中把这一情形总结为“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开篇），将这一情形描述成规律，其实这一情形并非“天下”之规律，而是中国之特殊。 权威与权力合一，乃中国数千年历史之凸征。 在中国的皇权体制中，即使昏聩的王朝言路也不是全封闭的。以南宋朱熹谏君为例。南宋时，朱熹曾向皇帝上过三道奏折：第一道奏折说全国的形势糟糕得很，皇帝点头承认；第二道奏折说皇帝身边都是些势利小人，皇帝不高兴，但没有办法，还是点了头；第三道奏折索性将矛头直接指向皇帝，说皇帝修身不够云云。皇帝大怒，但不敢表现出来，还是被迫点头准奏。朱熹把满朝的人－－包括皇帝－－都得罪了，却安然无恙，照旧做他的学问。然而南宋江山却日暮途穷。原因在于，皇帝与朝廷合在一起－－权且称其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礼治”、“礼法”鞭长莫及。 对传统政治体制威胁最大的并不是皇帝的专权，而是缺乏高居于皇权与相权之上的权威。 如果把历史比作一辆客车的话，国民性则是中途上车的后来客。虽说是后来客，在某种程度上，它却可以把握客车的方向，让客车抵达目的地。 以时间早晚为序，对于历史客车方向的影响分别是：地理与气候环境、组织与组织文化模式、国民性。 历史越悠久，组织文化模式与国民性的作用便越大。可以作如下设想：在无限久远的将来，地理气候环境的作用将会微乎其微到可以忽略不计，对历史延续与发展起作用的因素只剩下组织文化模式与国民性，而组织文化模式与国民性也越来越接近于合二而一。 对于中国来说，在影响国民性的因素中，组织文化因素十占八九。因为中国人的祖先基本没有宗教神话体系，主要靠“文化”凝聚民心。关于中国没有形成神话体系，美国学者杰克·波德是这样描述的：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如果把盘古神话除外），中国可能是主要的古代文明社会中惟一没有真正创世神话的国家。中国哲学中也有类似问题。中国哲学历来对人类的彼此关系以及人对周围环境的适应特别关注，而对于宇宙天体的起源却兴趣不大。（杰克·波德《中国的古代神话》，转载自《民间文艺集刊》，第二集，P299） 华夏民族始终没有顶礼膜拜过一个共同的神，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华夏民族完全没有产生“共同意识”。在人类社会初期，个人意识非常薄弱－－各国皆如此，只不过中国最初的集体意识是被两个因素深深影响着的：一个是血缘，一个是对“集体”的人为诠释（儒家就是在这种诠释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情形导致了中国古代人学的发达神学孱弱。 中国人的国民性具有以下特点： ——对“集体”的理解具有片面性，没有将集体视为一个普适的存在； ——“血缘体”逐渐替代了集体； ——在血缘体之外，中国人不善于结群，缺乏“压力集团”的制约； ——“组织文化”不能无条件地对每一个人发挥作用。 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克服上述缺陷，因此无法摆脱历史宿命。 将“奴性”、精神自娱、窝里斗作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不错的，这些缺陷无不源于中国组织文化。人以类聚，如何“聚”，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组织文化。 “农耕”，使得中国人固守成规，很难往前跨步。中国两面临海，历史上却少有航海的记录（徐福东渡与郑和下西洋例外）。 汤比因曾高度评价航海的作用： 跨海迁移的显著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猥琐，这种制度大概是一种没有分化的社会生活的最高表现。（汤比因《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汤比因认为，正是航海，使得欧洲最初的血缘体瓦解了。因为在航海这一事业中，需要比“家族”更强大的力量。世界绝大多数沿海民族对“集体”的认识都源于航海，只有中国是个例外。 国民性源于组织文化，明确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精神自娱是中国国民性道德观的外化，窝里斗是中国人价值观的外化。 当一个地域被高山与海洋包围成一个封闭体之后，内部斗争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古代，中国并非不具有航海条件，距离南洋群岛的距离完全在当时航海技术所及范围之内。但中国人没有选择航海。 关于航海，汤比因作过如下论述： 海上迁移有一个共同的简单情况：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也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与财产、技术、制度与观念——也不能违背这条规律。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是物质的——只要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在航程终了打开包裹的时候，有携带东西会变成“饱经沧桑”另一种丰富新奇的玩意了。（汤比因《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显然，航海需要“集体”的智慧，需要大家心无二用，否则，就有可能因为人际关系的分崩离析而造成文明或技术的毁灭与中断。而农耕的场合，对集体的依赖相对要弱得多，少了任何人都不至于造成某种技术或文化的“失传”。久而久之，普遍意义的“集体”观念就基本消失了。 翻开中国历史很容易发现，王宫或朝廷在代表百姓做许多本该由百姓自己做的事情。比如祭天。北京的天坛是祭天的场所，然而庶民没有祭天的权力，只有皇帝（或皇帝的代表）才有权祭天。因此所有的祭坛都是皇家的。在一定程度上，“集体”是被虚拟化了。 我不赞成全面否定儒家外化，但也反对过高评价这一体系。实事求是地说，儒家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化与教化体系，至今仍有较强的生命力。但儒家也有一个致命的缺失——强调特殊性，强调“条件关联”（如君臣、夫妻、父子等），忽视普适性，忽视抽象人性，忽视一般人际关系。惟一的办法就是以西方理性精神补充儒家伦理，以“泛爱”、“博爱”补充“仁”，以多元代替一元，以民主取代人治………除此而外，还需要赶边研究方法。迄今，中国学者研究历史时总爱使用科学方法（注重市政，一切以出土证据为凭），容易陷入琐碎的细节中不能自拔。其实，科学方法不一定是研究历史的惟一方法，有时可以借助于非理性的方法。中国地下文物资源丰富得益于中国干燥的气候与中国所特有的地理地貌条件，有些国家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比如日本，多雨的气候使地形、地貌受水流冲刷，难以形成化石，埋藏地下的文物极易腐烂因此粗土文物十分有限，很难凭借出土文物还原历史。日本从来没有挖掘过天皇陵墓，然而日本人照样研究天皇兴衰史。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将一元化的研究改为多元化的研究。 孔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从本质（形式）上把握历史，不拘泥于具体史实，这方面他堪称楷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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