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是如何融入欧盟的？

naiga书馆 201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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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游离于国际秩序之外?》一文中，我提及俄罗斯因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等等原因，不仅不为欧盟接纳，而且与整个国际社会渐行渐远。然而，与之对应的却是：原先跟它属于同一阵营（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东欧诸国，在冷战之后，逐步回归欧洲，也逐步为欧洲所接纳：2003年4月16日，在希腊首都雅典，欧盟与捷克、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10个完成入盟谈判的候选国签署入盟协议。 2004年5月1日，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10国正式加入欧盟。 2005年5月11日，保加利亚、奥地利和斯洛伐克议会分别批准《欧盟宪法条约》。 2007年1月1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 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至此，原先由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创立的欧共体至2013年7月1日止共有28个成员国——东欧诸国，顺利完成国家转型，重新又回到了欧洲怀抱。对这些曾经远离欧洲的中东欧国家来说，欧盟是其文明归属的“精神家园”和经济繁荣的双重共同体。因此，加入欧盟将对之产生重大影响。

从政治上来看，入盟不仅表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转轨取得了重大进展，已基本满足欧盟的哥本哈根入盟标准，而且有助于它们进一步深化改革，与老成员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全面接轨。特别是，入盟圆了它们的“回归欧洲梦”，改变了其国家属性，它们将彻底摆脱雅尔塔体系强加的文化概念，实现与西欧国家文化上的平等。在安全方面，这次东扩将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平衡。中东欧国家将可能摆脱几个世纪来始终被视为德、俄之间破碎地带或缓冲国的尴尬地位，消除小国依附心理。随着它们的入盟，曾作为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和特定历史含义的东欧地区将不复存在。加入欧盟，可强化中东欧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提升其国际地位。同时，也使之摒弃重冲突、轻妥协，重极端、轻宽容的政治文化，学习如何在地区层面，甚至欧洲范围内进行合作，学会在利益冲突面前妥协，通过政治和经济变化来实现社会和解，从而向真正的市民社会演进。此外，对于其它正在争取入盟的国家，尤其是东南欧国家来说，这次东扩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势将推动这些国家走出民族冲突的怪圈，抑制东南欧的巴尔干化，使之融入欧洲一体化的主航道。入盟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完全进入欧盟市场，消除《欧洲协定》中对中东欧联系国出口的某些“敏感产品”的限制，真正实现自由贸易。二是将全面采用欧盟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和法规，这些国家的政府将冲破本国利益集团的保护性心理，进行使经济健康发展和一体化所需的政策改革和结构改造。尤为重要的是，入盟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风险，将降低到现有欧盟核心成员国的投资风险水平，这将刺激外国投资的迅速增加。外国投资不仅会改变这些国家的资本存量，而且随着资本而来的现代化管理技能和技术转移，对其经济现代化将产生重大影响。有经济学家分析，仅以8个中东欧国家为例，其入盟后国民收入将增长1.5％—2.0％。这一增长源于进入欧盟统一大市场和关税的变化。但如果将外资的增长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考虑在内，中东欧国家的实际收入将增长18.8％。部分中东欧成员国将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

那么，为什么这些东欧国家回归欧洲这么顺利这么成功呢？原因我们首先可以从统一的欧洲文化上去找。欧洲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深邃的理性，构成了欧洲一体化广阔的人文背景和基本要素。意大利作家玛·格·梅吉奥妮在其《欧洲统一贤哲之梦——欧洲统一思想史》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在欧洲文明的共同背景下，欧洲确实存在着统一的根本因素。这种因素有着共同的、根深蒂固的古代文化和犹太基督教的背景。他们在同异族文化接触后，既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又表现出了欧洲文明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这这种统一性首先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具体说来，首先是基督教构成了欧洲统一的基础。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欧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起到了整合作用；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其脉络都可以追溯到基督文明那里。欧洲所有国家都经由罗马法、基督教道德和日耳曼风俗习惯的融合演进而来，欧洲诸国信仰的基督教，其主要内容是相同的，只在宗教仪式和隶属的教条等方面有些差别。尽管政教分离，但宗教对于政治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其次共同的民主追求所形成的基本价值观。欧洲人共同的价值观念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国家及个人对待自由和民主的态度。民主的理念是古代希腊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尽管古希腊时期只有成年男性、自由民才能享有民主的权利，范围极其有限，但是民主的精神逐步形成了自由民主的基本内涵，开创了现代革命的先河，是后来西欧各国民主化的的典范，进而在整个西欧确立自由民主政治秩序。1994年5月20日，欧盟颁布了《关于欧盟扩大的哥本哈根入盟标准》：“只要申请国能够满足入盟所必需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履行成员国的义务，就可以入盟。”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员国资格标准”就是要求申请国已经“具有确保民主、法治、人权和尊重与保护少数民族的稳定的制度”。再次，是相同的政治制度。从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反对“君权神授”思想，开始，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理论。最后形成宪政、三权分立、普选制、代议制、司法独立和法律至上的民主法制原则，决定了欧洲一体化的法律建设和机构设置，并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普遍准则。共同的制度规范使得各国政治生活上更加紧密，价值观上更加接近。民主共和制度是欧洲联合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形成协商、妥协和宽容的作风。

其次，则是这些国家在回归欧洲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私有化改革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例子所在多有：捷克的克劳斯政府在言论上堪称最激进，克劳斯本人鄙夷“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之类的提法，经常把“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和“标准的资本主义”挂在嘴边，但实际上在克劳斯执政的8年里搞的是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实行企业保护与“过度就业”，连邻国波兰的左派政府副总理都觉得过分！这几年捷克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失业率不升反降，从1991年的4.1%降至1995年的2.9%，而且是欧洲极少几个在这一时期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国家。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额的比重从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1995年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为预算开支的最大项目，占预算总收入的1/3以上，号称“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波兰的瓦文萨一再呼吁加快私有化，但他自己出身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连续几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一直拖到“前共产党人”出身的民主左派“重新”上台执政，该厂才因拖延转制陷入资不抵债而终于破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专家在考察了波兰现行法律后深为波兰企业家叫屈：“现行《劳动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劳资两利，而是侧重于保护被雇佣者，”他认为这是波兰经济搞不好的“教训”之一。在长期由“工会掌权”的波兰，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基金高速增长，从转轨初期相当于职工工资的58%，到2001年已超过90%.如企业职工实际工资为300美元，则业主须支出约570美元。以至于“工会吓跑投资者”和国家福利负担导致的财政危机使波兰经济在世纪初陷入困境。尤其让中国农民瞠目结舌的是：波兰农民（自由小农！）也享有高水平福利保障，为维持农民的公费医疗、退休金等等，国民经济各行业每个就业者每年须平均转移支付约415美元。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田早在剧变前当局要关闭亏损矿井，就受到矿工工会的抵抗，剧变后矿工工会愈发了得，多次发动数万矿工进入首都导致政府危机，彼得·罗曼政府为此下台。而议会中的大罗马尼亚党议员团则成为矿工利益的代言人。经过十年谈判，矿工们的要价已经“降低”到要求恢复矿井、工资（当时已为罗全国平均工资的两倍）再提高30％，并在失业保障金之外再给每个下岗工人1万美元外加两公顷土地的“补偿”——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对此都无可奈何。

又比如在民主化方面，不管是捷克式的“全民资产公平地分配给全民”，还是匈牙利由民主政府在反对派盯着之下搞的公开、公平竞价拍卖，或者是波兰式的从EBO公平过渡到EMBO和MBO，都具有“分得起点平等，卖得透明公正，委托代理清楚，公平分家然后自由交易，谁是‘能人’那时自见分晓”的特点。这样的合法性首先是合乎自然法——公正性。而这是任何人为的成文法无法代替的。国资交易的难点表面上是定价问题，实际上是作为国资所有者的国民与作为资产看守者的官员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没有真正的而不是自称的委托，“看守者交易”就难以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无论怎么定价，都难免盗卖公产之嫌。近代民主制产生的基础并不是什么纯粹理念的东西，而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的逻辑。这个逻辑用在转轨问题上就是“无代表，不卖（分）产”。在东欧，往往同样是卖企业，甚至是同样的价钱，剧变前卖就引起众怒，被斥为盗卖公产，剧变后在民主制下卖，大家就没话说。中东欧的经验证明：“吵在前头”比“秋后算帐”有利。波兰在1991－1993年间因私有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发生过频繁的请愿、示威、游行和罢工，而俄罗斯这种事情就少的多（那时俄国公众的公共参与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是私有化实现后波兰人就安静了，在转轨前和“如何分家”的谈判中极为活跃的工会，当年的“军管”都镇压不下去，但在“分家”有了公正结果的许多私有化企业中，工会几乎无疾而终。当年呼风唤雨的工运领袖、首届民选总统瓦文萨也因没了听众而黯然从政界消失。“工会吓跑投资者”的所谓“波兰病”如今大有改变，近年来波兰吸引外资已经赶上匈牙利而居于中东欧榜首。反观俄罗斯，则由于产权配置缺乏公信力而导致资本外逃严重，清算寡头更使许多大企业无法稳定经营，造成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