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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曲解的袁绍——为袁绍正名⑴
后人受《三国志》的影响，对袁绍的前期行为有很多曲解，因此在解析董卓之乱的过程中顺带为袁绍正名。
《三国志》是晋人陈寿写的，西晋受禅曹魏，以魏为正统，魏国为曹操所建，而袁绍又是曹操最大的敌人，因此陈寿在著《三国志》时考虑到政治因素，有意贬抑袁绍彰显曹操。《后汉书》中也有袁绍的列传，但《后汉书》著述时代晚于《三国志》，其中很多内容都是照搬《三国志》的，也无法还袁绍一个清白。倒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站到相对客观的立场对《三国志》和《后汉书》里面的记载做了一些去伪存真的工作，算是对袁绍有个交代。但仍然不够，因此对上述三部书的内容再做仔细甄别，以恢复袁绍的本来面目。
因这篇连载写的是董卓之乱，因此只探讨在此期间袁绍的作为，对其之后的作为不做臧否。
后人对袁绍前期的主要曲解有以下几条：
一是袁绍之所以当上盟主靠的是袁氏一门“四世三公”的影响，说的通俗点儿就是沾了老祖宗的光。二是袁绍作为盟主在讨董卓的过程中按兵不动，是造成群雄讨董卓无功的主要原因。三是袁绍阴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目无朝廷，心存篡逆。四是袁绍当了盟主骄傲自满，不能容人；又挑起群雄之间的自相残杀，割据自大。
关于袁绍为何当上了盟主，这个在前面数篇当中已有叙述。士人出身的袁绍不满东汉宦官专权，士人遭受迫害的腐败政治，因此积极投身到诛杀宦官，还政于士人的斗争当中。他先投靠外戚何进，利用何进的力量的达到诛杀宦官的目的；然后又劝何进召四方兵进京，名义上是帮着何进诛杀宦官，实际上是想借机壮大士人的力量。在这个阶段，袁绍是士人阶层的领袖，是实现士人主政的希望。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何进被杀，董卓进京，依靠阴谋掌控了京师部队，专擅朝政，作为士人领袖的袁绍若和董卓合作，自然不愁荣华富贵。但袁绍也是胸怀大志之人，心存振兴士人、匡扶社稷的理念，因此当庭与董卓抗争，愤然出走。
面对董卓的武人专政，那些只知清谈的士人空自嗟怨，却百无一策。当此之时，袁绍挺身而出，和他留在朝中的铁杆朋友周毖、伍琼、何颙、郑泰等策划了群雄起兵的方案。由此四人接近董卓取得董卓的信任，然后通过对董卓建议“京官外任”实现士人对地方武装力量的掌握。这个计划成功了，外任的京官成为群雄起兵讨董卓的主要力量。
袁绍在此过程中一直起着领导作用，群雄起兵时，盟主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而受《三国志》追捧的曹操，在诛杀宦官和谋划讨董卓的过程中，始终不过是袁绍计划中的一颗棋子而已，他当时还是跟着袁绍混的；即使后来他出掌兖州，成为一方诸侯之后，也是依靠袁绍的力量才得以生存发展壮大。象南拒袁术，东征陶谦，回讨吕布，无一不是仰仗袁绍的支持。直到后来曹操占据豫州，实行屯田，挟立献帝之后，才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些事实，零星散布隐藏在史书的角落里，如果把它们串起来，则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画面。难怪后来袁绍生气地说：“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关于这些事实将在后面再叙。
言归正传，接着说袁绍。如果说身为盟主的袁绍在讨董卓过程中故意保存实力，按兵不动，真是冤枉了他。
书接前文，东线联军解散了，从扬州征兵回来的曹操无家可归，就跑到河内依附了袁绍，成为北线讨董卓联军的一员，可是袁绍也处在困境当中，造成困境的人是韩馥。
前面说过，韩馥出任冀州牧是袁绍讨董卓计划的一环，但韩馥到了冀州之后考虑自己的利益又不肯履行诺言了，直到后来迫于群雄起兵的形势，才不情愿地打出了讨伐董卓的旗帜。虽然如此，但他仍然担心袁绍的影响太大会危及自己在冀州的统治，一直暗中挚肘。因此韩馥、袁绍虽然在190年1月就已起兵，但真正组成联军却已是3月了。韩馥召集了冀州十郡的兵马十万余人和袁绍在漳河会盟，袁绍作为盟主登坛主盟，这就是有名的“漳河之盟”，这个记载在《后汉书·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里。盟誓之后，按说大军应该开赴讨董卓前线，就是洛阳北面的河内郡。但韩馥借口留在后方供应军粮没有去，把冀州的大部分兵马都留下了，只派了都督从事赵浮、程奂带兵一万人相助。袁绍带兵前往河内，同河内太守王匡的军队汇合，又吸收了并州西河太守崔钧、原西园军司马张杨以及匈奴单于於夫罗的军队，组成了北线联军。
北线联军有多少兵力不详，但听从袁绍指挥的很少。赵浮、程奂的一万人是韩馥的军队，不肯出力。张杨和於夫罗加入联军是因为无处容身，是一种投机，不肯上前线，而是屯驻在后方的冀州漳河一带。王匡、崔钧和袁绍的本部兵听命于袁绍，但都是兵微将寡。王匡的家底儿是他在诛杀宦官时，奉何进之命在泰山老家招募的五百名强弩兵；西河是黄巾余部白波军的老家，太守崔钧在同白波军作战中损失惨重，没有多少兵马；袁绍以渤海一郡之地起兵，兵力也不多。因此整个北线联军根本就没有实力。
不仅如此，韩馥担心袁绍的力量壮大，常常借故减少应该供应的军粮，没有粮食就无法招募兵马扩大队伍，也许连军队的维持都是问题。
曹操去的时候，袁绍面临的就是如此困境。这样的军队怎么进攻董卓呢？
董卓听到袁绍在漳河会盟讨伐他的消息，一怒之下杀了留在京师的袁绍的叔父袁隗、袁基及其宗族，制造了灭门惨案。
袁绍起兵时应该不是没有想过留在京师的亲属们的安全，但讨董卓是天下大义，他作为这一计划的谋主岂能顾全家门一己之私？也许他以为士人群雄合力威逼京师，董卓慑于群雄的声势，不敢造次；没想到群雄都观望不前，董卓无所顾忌痛下毒手。前面是家族的血仇，而后面却是群雄的猜忌，这怎么不让袁绍寒心呢？
关于袁绍的心情，在他后来给汉献帝的《上书自讼》中有深刻的表白：
会董卓乘虚，所图不轨。臣父兄亲从，并当大位，不惮一室之祸，苟惟宁国之义，故遂解节出奔，创谋河外。时卓方贪结外援招悦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军号，则臣之与卓，未有纤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扬波，偷荣求利，则进可以享窃禄位，退无门户之患。然臣愚所守，志无倾夺，故遂引会英雄，兴师百万，饮马孟津，歃血漳河。会故冀州牧韩馥怀挟逆谋，欲专权势，绝臣军粮，不得踵系，至使滑虏肆毒，害及一门，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鸟兽之情，犹知号呼。臣所以荡然忘哀，貌无隐戚者，诚以忠孝之节，道不两立，顾私怀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国之二验也。
袁绍在这段话中提到了自己“破家徇国”，这也是这段话的主题。“破家徇国”，说得好！为了报国连家都可以不要，怎么能说袁绍不是忠臣呢？近代的很多革命者不也是如此吗？
当然袁绍的《上书自讼》里面有粉饰自己的意图，但这一段当中的内容在其它史料中都能得到验证，因此是可信的。
我总想我们对待历史人物应该是一个什么态度？历史人物早已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们无法为自己辩白，而后世著书的人又多有误解，此时最能表明历史人物心情的就是他们写的文章了，推敲他们的文章才可以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是对待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因此在解读袁绍时，有两篇文章很值得重视，一篇是上面这篇《上书自讼》，一篇是陈琳写的《为袁绍檄豫州》，也就是讨曹操的檄文。《三国志》当中的曲笔在这两篇文章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澄清。当然因为是自家人作的文章，需要和其它史料对比验证，相符者可以确认为真。
言归正传——
袁绍怎么不想进兵呢？他想进兵，但东线联军解散了，南线的袁术又是苟延残喘，北线联军内部又貌合神离，让他如何进兵呢？因此他带兵在河内从3月驻扎到11月，无计可施。到11月的时候，南线的联军补充了江东猛虎孙坚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向洛阳进攻。袁绍一见时机到了，立刻派兵策应，让王匡和赵浮、程奂的军队屯兵河阳津，准备渡黄河从北面攻击洛阳，引发了河阳津之战。
董卓遣少数军队作为疑兵在平阴渡口佯渡，迷惑联军；暗地里派精兵从另一个渡口北渡，绕到王匡军队的后面，发起攻击，全歼了王匡的军队。而赵浮、程奂的军队就在附近却没有任何援助——人家冀州兵马自然是听从韩馥的，怎么会替袁绍卖命呢！
作为盟主的袁绍，面对一盘散沙的联军，一筹莫展，他能做什么呢？他需要转变。在士人集团内部相互挚肘，割据自保的情况下，如果不转变就会被淘汰——我想这应该是袁绍的心路历程吧？讨董卓虽然仍是政治目标，但拥有自己的实力才是在乱世中最可靠的。于是就有了后面用诡计夺取冀州逼走韩馥的事情。这一转变当然不是突发的，在河内屯兵的8个月时间，目睹了乱世的种种征兆，经历了让人寒心的种种事情，已经有足够的危机、教训和时间使他产生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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