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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三国:董卓之乱内幕解析(21)——袁绍正名

 在野匹夫 2014-08-08

被曲解的袁绍——为袁绍正名⑷

 191年7月,袁绍依靠谋略窃取了冀州,冀州殷富,人口众多,是乱世争霸的雄厚资本。这是他强大的开始,但当时还并不强大;相反,他面临的形势很严峻。

 

    在外部:北面的公孙瓒虽然因为袁绍入主冀州而暂时停止了南下的脚步,但冀州北部还处在他的影响之下,之后他又积极向南渗透,势力扩展到冀州中部和东部。在西面,太行山区的黑山黄巾军还拥有很强大的实力,兵众号称百万,不时袭扰冀州平原。在州府邺城附近的漳河一带,还驻扎着南匈奴单于於夫罗和张杨的军队,他们表面上服从但心里面有自己的算盘。这个时候,袁绍所能控制的也就是冀州的少数郡县而已。

 

    在内部:袁绍新入冀州,当地士民还持观望态度,并未真正服从,部分郡县甚至不听从他的命令;冀州的军队也还没有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韩馥虽然让位,但在当地的影响还没有完全驱除。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但这是乱世,乱世不会给人太多时间的——6个月后公孙瓒就打过来了——如果不能尽快解决,那等待他的也许就是和韩馥同样的下场。

 

    但袁绍处理的很好,不仅是好,应该说干的很漂亮,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稳定了自己对冀州的统治,为随后同公孙瓒的作战打下了基础。

 

    既然公孙瓒的势力很强大,自己还不俱备和他争衡的实力,那就宁肯和他交好,默认他对冀州北部的占领,而且在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对他在冀州中部和东部的渗透采取隐忍的态度。

 

    太行山区的黑山军虽然声势浩大,但胸无大志,也就是打家劫舍而已,尚不会对冀州造成根本的威胁,因此对黑山军的围剿也可以缓一缓。

 

    当务之急是处理好内部问题,稳定自己对冀州的统治。袁绍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延揽人才,加强权力,笼络人心;二是雷厉风行,铲除异己。

 

    在延揽人才,加强权力方面,袁绍任用了大批人才分掌州府要职,有沮授、田丰、审配、逢纪、许攸、荀谌、辛评、郭图、董昭、曲义、张郃、朱灵、牵招等。

 

    沮授是冀州人,为三国时期谋略堪比荀彧、军计堪比荀攸的第一流谋士,原来在韩馥手下任骑都尉,很受韩馥重用,在韩馥欲出让冀州时,曾力谏韩馥出兵消灭袁绍,可以说是袁绍的对头。但袁绍赏识沮授的大才,不计前嫌,委以重任,表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对他十分信任。

 

    田丰、审配也是冀州人,田丰谋略仅次于沮授,审配很有行政才能,他们也曾是韩馥属下,因正直不得志。袁绍领冀州后,闻田丰才名,屈尊谦辞聘请,任为别驾;审配也被延揽过来,任为治中。治中、别驾是州牧的左膀右臂,对二人非常器重。正直之士往往直言犯谏,会让领导很不爽,对他们俩的重用可以看出来袁绍的宽宏气度。

 

    另以逢纪、许攸、荀谌、辛评、郭图为谋士,董昭为参军。逢纪、许攸是袁绍的老朋友了,逢纪参与了袁绍、何进谋诛宦官的计划,许攸则是袁绍年轻时的“奔走之友”。荀谌、辛评、郭图是豫州颖川郡的士人,曾力帮袁绍游说韩馥出让冀州。董昭时任冀州下属的一个县令,袁绍赏识其才干,破格提拔为参军。

 

    又以曲义、张郃、牵招、朱灵等武人带兵。曲义是河北第一名将,在袁绍图谋冀州时曾背叛韩馥相助袁绍,在后来征讨公孙瓒和黑山军的战争中居功至伟。张郃、牵招、朱灵等都是冀州人,张郃原在韩馥属下当个校尉,在随后讨伐公孙瓒的战争中战功卓著,后来成为曹操麾下的“五子良将”之一;牵招当时闲居在家,袁绍启用他为督军从事,兼领乌桓骑兵,后来成为曹操属下的边关名将;朱灵后来被袁绍派去支援曹操进攻陶谦的行动,留在曹操那里,成为次于张郃等的名将。

 

    这些人里面,既有冀州本地人,也有外来人;既有袁绍过去的对头,也有他的老部下;既有已崭露头脚的名士,也有拔擢于微末的后起之秀;皆人尽其才,处之显任,于是冀州士人心悦诚服,袁绍统治很快稳固。

 

    袁绍的这个做法让人想起了刘备刚刚占领益州之后对益州本地人、刘璋的旧臣和自己老部下的高明处置,可以说袁绍的政治手段不在刘备之下。但刘备是在经过数次失败的教训之后到五十多岁才达到这样的高度,而袁绍此时才三十多岁,就已经俱备这样的水平了。

 

    袁绍举贤任能,既收服了冀州人心,又使心腹之人掌握了冀州的军政要职,实现了自己对冀州的控制,接下来就要毫不留情地铲除异己了。

 

    在铲除异己方面,根据历史记载,有以下几个事件:

 

    一是剥夺了韩馥的实权,只给了一个奋威将军的名号,后来又借属下一个叫朱汉的人把韩馥逼走。韩馥投奔陈留太守张邈,后来自杀。

 

    二是派田丰杀了忠于韩馥的原冀州长史耿武、别驾闵纯,彻底消除韩馥的政治影响,也给冀州本地不服的人上了一课。

 

    三是赶跑了驻扎在州府邺城附近的南匈奴单于於夫罗和张杨的军队。於夫罗和张杨本是流寇,无处容身,在群雄起兵讨董卓时投机到袁绍的阵营,图一时的喘息,但不肯出力,而是屯兵后方趁机抄掠。韩馥拿他们没有办法,可袁绍不是韩馥那种懦弱的人,他要消除肘腋之患,于是据有冀州之后就向他们开刀了。於夫罗等感到恐惧,先发制人起兵反叛。袁绍派大将曲义攻击,大破於夫罗军,於夫罗等仓惶逃出冀州。

 

    四是杀了甘陵相姚贡。这个记载在公孙瓒《表袁绍罪状》一文中,甘陵是冀州下属的一个郡国,姚贡的职务相当于太守,是地方实权派。杀姚贡的原因,在公孙瓒的文中说是袁绍让姚贡出钱,姚贡不给,于是下了毒手。这应属于政治需要的诬蔑之词,袁绍拥有冀州,财富殷盛,实在犯不着问一个地方太守要钱,这应看作是他打击地方势力,加强统治的一个措施,所谓要钱不给无非是个借口罢了。

 

    五是杀了过去的盟友张导和刘勋。这两个人事迹不详,在史书中只有寥寥几笔,出现在公孙瓒《表袁绍罪状》和臧洪《答陈琳书》里面。在讨董卓时,张导、刘勋和袁绍共同起兵;在袁绍谋取韩馥冀州时,张导曾帮过袁绍的忙,力劝韩馥出让冀州。袁绍据有冀州之后,张导和刘勋成为他的属下。张导向东汉朝廷上表效忠,被朝廷赐官——这简直就是吃里扒外;刘勋是朝廷任命的虎牙都尉,办事不力怕受责罚故意欺骗袁绍,弃官逃走;于是袁绍就把他们杀了。当然这只是表象,杀他们的真正原因臧洪在《答陈琳书》里面讲的很清楚——“抑王命而崇承制”,就是打压朝廷的命令而推行自己的命令,为自己割据称霸做准备。割据称霸需要的是忠于自己的干才良将,象张导、刘勋这样的盟友因为忠于朝廷,反倒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阻碍,因此不得不除掉。

 

    不仅仅是张导和刘勋,和袁绍共同起兵的士人也是如此。譬如陈留太守张邈,史载“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邈正义责绍”。张邈是袁绍年轻时的“奔走之友”,在讨董卓时也是一方诸侯,虽然他和关东诸侯共推袁绍为盟主,但在他的眼中,袁绍的盟主是道义上的,一旦袁绍要以盟主的名义发号施令,他就有意见了,站出来指责。后人往往以此认为袁绍骄傲自满不能容人,其实是思路不同——袁绍已经觉悟,认识到东汉朝廷已经无药可救,决心自己创业;而象张邈那样的传统士人还死抱着朝廷的招牌不放,因此对袁绍不急朝廷之难,扩展个人势力,号令群雄难免会有意见。其实后来的曹操也是这么做的,只是他装的比较隐蔽,直到势力盖过所有群雄之后才露出了狐狸尾巴。

 

    袁绍要向不顺从的盟友开刀了,逼走韩馥,杀张导和刘勋只是个开始(后来他还让曹操杀张邈,但曹操没听),接下来轮到王匡了。於夫罗、张杨叛变被袁绍击溃之后,他们流窜到了黎阳,攻破了度辽将军耿祉的军队,势力得到恢复,然后到河内打王匡。王匡刚在河阳津被董卓击败不久,丧失了全部精锐,打不过他们,就跑回老家泰山募兵,被自己亲属所杀。

 

    在原来的讨董卓联军中,王匡是最听命于袁绍的,河阳津之战是袁绍让他率军攻击董卓而发生的,王匡军队的丧失袁绍是有责任的;后来董卓派胡母班等出使关东群雄和解,王匡又按照袁绍的命令把他们杀了——胡母班可是王匡的妹夫,王匡连亲人都不顾为袁绍卖命,而在张杨打来的危难之时袁绍却坐视不管——对此时的袁绍来讲,已经没有朋友情谊可言,要称霸天下就不能有妇人之仁。胡母班的亲属发誓要报血仇,王匡在回到泰山后,被他们给杀掉了。

 

    曹操和袁绍是好朋友,但在这时也感到了危险——他曾经反对过袁绍立刘虞为帝的计划,袁绍恐怕不会放过自己,要么就是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去服从袁绍,要么就是尽早离开他。但离开了袁绍,自己去哪里安身呢?天下都被诸侯割据,竟无自己的用武之地!恰巧在这个时候,黑山军进攻东郡,东郡太守王肱不能御,于是曹操接受鲍信的建议,率军经略东郡,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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