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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甲午一刻

 CHAOYANG3901 2014-08-09

马关,甲午一刻

 当年日本画师以战胜国姿态所画的马关条约谈判图

 马关,一个写进中国课本的日本城市

    今天的春帆楼

    春帆楼旧影,当年签订《马关条约》之地。 

    日本的下关,即我们通常说的“马关”。日本官方定义的地名没有“马关”。1895年4月,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在此签订条约,双方分别称为《马关条约》和《下关条约》。由此,马关,也成为写进中国历史课本的一座日本城市。

    2014年,有关甲午战争的纪念与反思层层展开,学者祝勇,随他参与拍摄的纪录片摄制组,走进这座城市,在众多的遗迹上回望历史,当年的场景可堪回味。

    下关,河豚之乡

    下关古名“赤间关”,其中的“间”字,日语汉字发音是“马”,所以称为“赤马关”,简称“马关”。在清日和谈官方文书中,清政府称此地为“马关”,日本称此地为“下关”,因此和谈条约也被双方分别称为《马关条约》和《下关条约》。

    我们此行目的是为中央电视台拍摄26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其中有6集的《甲午战争》,专门赴日拍摄日方史料和遗迹。同时,我还在写作《隔岸的甲午》一书,试图通过日本视角看甲午战争,交东方出版社出版。

    我们在本州和九州两岛之间往返,马关是必经之地。它位于本州岛最南端的山口县,与九州岛隔着一弯窄窄的海峡,即关门海峡。有一条山阳道,就紧贴着关门海峡伸展,干净的街道,仿佛每天都被海峡的风沐洗过,时而有年轻的恋人,趴在步行道边的栏杆上,眺望对面的九州岛。抬头看天,关门大桥凌空而起,早已把天堑变成通途。但在丸尾公园和火山公园之间的御裳川,道边却排列着五门火炮,扼守着海峡,显示着这座城市因其地理位置而在历史中占据的独特地位。

    水产和水果都是这座城市的特产,所以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不仅独占着水天一色的美景,他们的口福也令人望尘莫及。我们拍摄了唐户市场。与我们国内幽暗腥腻的水产品批发市场不同,这家下关市最大的水产品批发市场,就像是一座巨大的水族馆,各种鱼类在透明的容器内摇头摆尾,即使是冷冻的水产品,也都摆放在精致的器皿里,像花道一样一丝不苟。我想起自己曾经在巴塞罗那的菜市场内游荡,周围蔬果丰美、鲜花绽放,仿佛身在一个丰饶的花园里,巴塞罗那的菜市场,颠覆了我对菜市场的传统印象。唐户市场也是一样,在这里转悠,不仅容易激起无限的食欲,更会激发起对生活的渴望。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坐在海边的料理店里,喝清酒,吃河豚。河豚是下关的特产,每年产量约12万吨,占日本全国的90%,因此被称为“河豚之乡”。在海边,店铺一家挨着一家,许多都经营河豚。现实生活的场景,似乎遮蔽了与历史的联系。但历史不可能被割断,它就藏在河豚里,近在眼前。

    李鸿章来时,谈判地点春帆楼就是当地著名的料理店。它的早期主人藤野玄洋曾在这里开设医院,他死后,他的夫人又在这里开设了一家料理旅馆,以毒河豚这道名菜而闻名日本。伊藤博文曾多次来这里品尝,流连于这里的春光帆影,提笔写了“春帆楼”这个店名,它的牌匾,至今保存在“日清讲和纪念馆”内。楼主病逝后,下关人林平四郎于大正九年(公元1920年)买下这座楼,在门口立了一块“讲和碑”,请在《马关条约》谈判时担任内阁书记官长的伊东已代治写了碑文。这块碑至今竖立在春帆楼的庭院里。

    春帆楼内,觥筹交错,李鸿章想必也吃过河豚,只不过以他当时的心情,端不动伊藤博文为他接风的酒杯。那一年李鸿章已是73岁,像他效忠的帝国一样衰老,而伊藤博文才54岁,年富力强,眉宇间有一种逼人的气势。李鸿章这匹瘦马,几乎拉不动大清帝国这驾破车了,马将死,车将翻。

    此时,我心情放松地坐在海边的料理店里,心里想着119年前的李鸿章,突然感到有一种罪孽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没心没肺,有点对不住他老人家。此时他老人家若推门进来,不知会对我怒目而视,还是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而深感庆幸。

    “日清讲和纪念馆”内复原的谈判现场,皆为原件。祝勇 摄

    春帆楼边的“日清讲和纪念馆”,在中国很多历史著作中被误认为春帆楼。祝勇 摄

    在日本为李鸿章准备膳食的清国大厨。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公元1895年3月15日,李鸿章带着皇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领土、赔偿军费”的授权,从天津出发,19日抵达日本下关。20日展开谈判,是双方预定的,所以李鸿章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说:“起程须扣算到日,不先不后,乃得体。” 虽为战败之国,身系国家命运的李鸿章,依然不忘保持体面。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不是第一次相见。三十多年前,19世纪60年代初,伊藤博文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受“黑船”事件的刺激,取道上海,前往西方学习。那时的上海,正是李鸿章的天下。公元1862年,李鸿章带着刚刚成立的淮军,在安庆北门集合,沿长江而下,直抵太平军聚集的上海。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群被蔑称为“大裤脚蛮子兵”的安徽子弟兵,以七千打十万,一举占领了上海。李鸿章也迎来了他一生事业的高峰,办洋务,建海军,一发而不可收。

    那时二人是否见面,我们已无从查考,但伊藤博文一定会知道李鸿章的威名。

    又过了二十多年,到了80年代,大清帝国海上之梦被溃烂的官场一点点地腐蚀,已经趋于黯淡了。但这个沉落的梦想却仿佛跷跷板,把日本的野心跷起来。公元1874年,日侵台湾。5年后,占领琉球。又过了十年,到了公元1884年,为了解决大清帝国和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纠纷,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同时从朝鲜撤军,“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正是这一条款,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正是这次会面后,李鸿章提醒总理衙门:“大约十年之内,日本富强必有可观,从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而伊藤博文对清国则有着完全相反的预言:“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

    意思是说,中国人还在用八股文来选拔文官,用弓箭来选拔武官,他们所学的,在当今世界上已没有用武之地;纵然有人想稍做改革,也会被言官们骂得一文不值。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在整顿陆军海军,但在我看来,都是些空话。

    无论李鸿章,还是伊藤博文,对对方的判断都准确无误。不同只在于,伊藤博文的判断成了日本的共识,而李鸿章的判断则被视为危言耸听、为自己建北洋捞资本。十年后,双方的预言都得到了验证,一张谈判桌,分开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为刀俎,一为鱼肉,李鸿章深刻的痛感,无人能够体会。

    李鸿章看见案板上的河豚,就等于看见了自己。

    孙郁说他:“他知道大清帝国衰微的结局,但一面又在修补着那个世界,竭力挣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他在受辱和自尊间的平衡点里,重复了古中国庙台文化与市井文化的精巧的东西”,“内心的体味一定复杂是无疑的了” 。

    说白了,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罢了。

    马关的李鸿章道

    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时下榻的引接寺

       谈判所春帆楼

    许多历史书中引用的春帆楼的照片都是错误的,我也被误导了很多年,直到抵达实地,才弄明白这一点。那座有着歇山式屋檐的土黄色建筑,频频出现在各种历史读物中,但它并不是春帆楼,而是“日清讲和纪念馆”,是1937年建立的。在它的旁边,正对海峡的山坡上,才是春帆楼的原址。门口立着一块史迹碑,方型的碑柱上,用楷书刻写着:“史迹春帆楼  日清媾和谈判场”。

    木构的春帆楼,当地一家著名的料理店,已经在1945年的一场大火中消失,如今在原址上建起的,是一座现代化的酒店,红男绿女出入其中,历史在他们的脸上不落一丝痕迹。120年前与清国的那场战争,许多日本人不感兴趣,所以旁边的那座“日清讲和纪念馆”,尽管是公益博物馆,却连专门的服务人员都没有,访者更是寥寥无几。出于拍摄的需要,我们提前与管理部门联系,提交了拍摄申请,他们才派了一名女秘书,带着一串钥匙前来给我们开门。这让我觉得有点像中国某些县城的博物馆或纪念馆,只有漂亮的房子,却是门可罗雀,无人问津。

    我们早早就等在门口,准备好拍摄器材,没有等来女秘书,却先等来一场微雨。那时虽然已是暮春,而且身处日本的南方,但微风中依旧带着一丝寒气,从海峡上吹过来,冷冷地掠过面颊。春帆楼在阿弥陀寺町的半山上,被一片葱绿簇拥着。站在春帆楼的门口,可以看见海峡的一个片断,像大片中的某个特写。有巨型的货轮,还有日本自卫队灰蓝色的军舰,从海峡中缓缓通过。

    当年之所以选择春帆楼作为谈判地点,正是因为这里是炫耀日本军力的最佳地点。透过春帆楼的窗子,就可以看见海峡里游弋的日本军舰。那些军舰从北洋舰队的炮口下死里逃生,此时却给清方谈判代表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自卫队的军舰,和伊东已代治碑文中的文字形成某种呼应关系。他用中文写下这样的话:“呜呼!今日国威之隆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在日本,很少看到中文标识和说明书,“日清讲和纪念馆”特别使用中文,可以理解为对中国参观者的关照,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刺激。因为这个纪念馆,对于中国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正是在春帆楼,我们的国家一度失掉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还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养肥了日本军国主义,把杀人刀磨得更快,再来大肆屠杀中国人。公元1899年,戊戌政变失败、亡命日本的康有为乘船从关门海峡经过,远远地望见春帆楼,满怀伤痛地吟出四句诗:

    碧海沉沉岛屿环,

    万家灯火夹青山;

    有人遥指旌旗处,

    千古伤心过马关。

    女秘书准时出现了,打开那扇关闭已久的木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间面积不算大的展室。但所幸有了这座纪念馆,当年谈判现场的所有文物才没有在春帆楼大火中烧毁,它们被提前转移到这里,完全按照原样陈列。展厅的灯光并不明亮,但展厅中央那张长条型谈判桌依旧赫然入目。谈判桌上,当年的笔砚依旧摆放在原处,李鸿章座位下的痰盂也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场景很容易造成某种错觉,仿佛此时只是暂时休会,一分钟以后,谈判者就会走进来,各就各位。一百多年的时光仿佛被抽空了,幽冥中,我仿佛听到了李鸿章的咳嗽声。

    李鸿章一行在公元1895年3月20日下午3时抵达春帆楼。《时事新闻》记者写道:“李鸿章略感风寒,仍决定下午3时与我全权会见。2时半许,在县警察官护卫下,李鸿章一行乘小野田丸蒸汽船到达阿弥陀寺町镇守神社前。从船到栈桥之间需经过一段石阶,两名侍从谨慎搀扶李全权越之,实乃清国大员之风采。据闻李鸿章小病后面色健润,佩戴一副金缘白玉眼镜,上身着黑色官衣,下身茶缎裤子,足蹬薄靴,身高五尺六寸,高大过人。一行官员9名、护卫6名登上东栈桥。李经芳先上陆和前来迎接的日本官吏寒暄,山侧聚集甚多遥望清国大人物的本地百姓。李鸿章乘坐专门预备的坐轿,李经芳以下官员乘人力车,通过夹道整列的宪兵警卫,直接前去谈判所春帆楼。”

    李鸿章先是在楼下小憩了片刻,然后超过预订时间5分钟后进入谈判会场。我想,这一微小举动绝对是有意而为的,它的潜台词,也许是要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即使是一场任人宰割的谈判,也要摆出一副傲然的气度。

    “日清讲和纪念馆”的展品中有一件锦绘《媾和谈判之图》,在这幅图画中,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以及他们身后的三位日方通译官一律傲然站立,李鸿章、伍廷芳及清方通译官则弯腰鞠躬,媚态十足。这幅画透露出日本人当时某种狂傲的心态,只是这种自鸣得意在今天看来未免好笑。连展览的说明牌都不能不解释,这幅画只是从日本当时的视角描绘的。

    那一天,伊藤博文见李鸿章进来,走过来握手致礼,然后按照事先摆放好的名签各自落座。

    《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对现场环境有这样的描写:“春帆楼的主人藤野已经离开,室内陈设金色屏风,摆置各种盆景显得幽静高雅,春帆楼周围配备警官宪兵严密警卫。”

    李鸿章是明白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场战争输在哪里。军事的失败只是表象,政治的失败才是本质。只是李鸿章这根老蜡烛,油尽灯枯,他的风度,丝毫改变不了谈判桌上的弱势地位。结果早就摆在那里了,像一场无法摆脱的宿命。李鸿章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采取了拖延战术,不能让日本人的便宜来得太轻易了。他手里没有任何谈判的本钱,但他有的是耐心。而日本激进青年小山丰太郎射向他面部的那一枪,刚好给了他拖延的理由。这场拉锯战一直进行到4月10日,在病榻上辗转的李鸿章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以及二亿五千万两白银赔款的要求表示强烈反对。

    遗憾的是,前面已经说过,清国的密电码已被日本人掌握,李鸿章此间发给朝廷的电报全部被日本破译,日本人对李鸿章的底牌了如指掌,终于以武力相逼,向李鸿章发出最后通牒。

    4月15日,双方第六轮和谈,这次会议持续了5个小时,李鸿章以近乎哀求的语气,请伊藤博文这个老朋友给个面子,但这个面子,伊藤博文最终没有给。李鸿章请示朝廷,得到光绪皇帝“即遵前旨与之定约”的旨意后,决定屈负天下骂名,答应第二天签约。

    一切都尘埃落定了,李鸿章拄着拐杖,徐徐站起身,对伊藤博文说了句:“没有想到阁下是这样严酷执拗之人。”说罢,转身离去。

    引接寺与李鸿章道

    李鸿章下榻的地方,叫引接寺,距离春帆楼只有300米。是一座公元1560年建、本尊“阿弥陀如来”的古刹。从引接寺到春帆楼,有一条蜿蜒的山路,是当年日方为李鸿章的安全和方便而专门修建的。但李鸿章还是在这条小路上,被日本愤青小山丰太郎在面部狠狠地打了一枪。这条路现在是一条柏油路,弯弯曲曲,一面是山体和春帆楼的水泥围墙,另一面是悬崖边的水泥栏杆。山路边竖着这条路的路牌,白底蓝字,上写:“李鸿章道”。

    回环曲折的道路,暗合着李鸿章千愁百转的心情。李鸿章此去,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前景,一切都已经注定了,不可能有意外。

    他归来的时候,江山将不再完整。

    他曾经的梦想,也被肢解得支离破碎。

    公元1895年4月17日上午10时,清日两国正式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一日也不想多留,于当天下午3时30分乘船离开下关。

    第二天,伊藤博文在春帆楼举行答谢会,热烈祝贺《马关条约》的成功签署。伊藤博文在演说中说:“今天具有历史意义的《下关条约》,在诸多外国势力的关注下,我陆海军仰赖天皇陛下的威严,取得了古今未曾有过的殊荣。它在世界上壮大了日本的名誉和国威,此乃国家之喜、民众之幸,请诸君永远记住今日在下关诞生的历史荣誉。”

    以战争的方式赚取外汇,这让紧追西方大国的日本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从此被视为民族英雄,在春帆楼和“日清讲和纪念馆”之间的空地上,我看到了这两个人的青铜雕像,表情坚毅,目光如炬,仿佛在为日本开拓着万里波涛。

    “日清讲和纪念馆”成立时,和谈时担任外务大臣秘书官的中田敬义挥笔写下四句诗:

    和成耀世国辉扬,恢廓宏图自是张。

    号祖当年折冲处,乃存旧迹永斯彰。

    与他得意的表情相对的,是中国人痛楚、茫然的目光。

    当日本通过“近代第一次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进入军国崛起的时代” ,大清帝国却以因噎废食的方式,为自己的军事近代化历程草草划上句号。

    此消彼长之间,两国的命运已彻底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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