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背民族的摇篮
源远流长
当马背民族打破黎明时光，东胡曾经像草原雄鹰在历史的天空中翱翔。它在天空中的巨大投影，掠过草原，掠过大漠，掠过中原，然后却像雷鸣闪电一样稍纵即逝，划向遥远的天际，在无际的尽头，马背文明的一轮旭日喷礴而出，混沌荒蛮的大漠草原沐浴在七彩霞光之下，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就是东胡，一个开创草原文明纪元的古老民族。
中国的先秦时期，北方的大漠草原是一个充满神秘和荒蛮的鬼神世界，居住在那里的人也被认为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所以中原王朝将北方的少数民族统称为狄人，这个狄字的犬字偏旁带有明显的歧视味道。
然而当历史演进到西周时期，一个令中原人刮目相看的历史事件发生了。就在赤峰北部的贡格尔草原上，一个称为东胡的马背民族政权横空出世了。再后来它竟然享有了诸侯的地位，与匈奴一道成为北方草原第一个政治集团。那么这个称为东胡的国度究竟来自何方?直到战国时期，在一部称为《山海经》的地理学专著中，第一次提到：“东胡，在大泽东”。那么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可称得上大泽的湖泊也只有两个，一个是位于贡格尔草原上的达里诺尔，另一个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达赉湖，这两个大泽其中必有一个《山海经》所说的大泽。就地理区位而言，达里诺尔距中原不足400公里，而达赉湖距中原则在2000公里以上，达里诺尔的可能性远比达赉湖大。在古代文献中达里诺尔多以大洛泊的名字出现，蒙古语的达里诺尔即为大湖之意，足可证其为大泽无疑。直到这时中原的人们才确切地知道东胡距离中原并不遥远。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人灭商定鼎秦川，史称西周，四方臣服，每年各方国诸侯都要远赴镐京朝贡，以奇珍异宝、土特物产孝敬周天子。东胡所朝贡的贡品令满朝文武百官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牵到宫廷上的是一头巨大的黄色棕熊。东胡竟然能将重达千斤的庞然大物驯化于股掌之间，不远三千里之遥，历尽干辛万苦，翻越万水干山，一博天子笑，此番良苦用心，还真的感动了天子，也显示了东胡的彪悍刚毅，东胡再也不是来
自远方的蛮夷之邦，而是周天子麾下的封疆之邦，也应了毛主席那句“唯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豪迈诗篇。
现在达里诺尔东临的大兴安岭不用说是熊了，连狼毛都找不到，那是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在古代这一带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辽代皇家围猎，一次就能射杀40多头棕熊，东胡能献给周天子的棕熊也就不定为奇了，漫山遍野的棕熊早就成为东胡人的美味佳肴了。
语言学家在研究东胡时还发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东胡名称不是他本民族的语言，而是汉语和北方民族的合译。语言学家在解密北方草原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中发现，古代马背民族和现代蒙古语发音非常相似，比如古代称呼“人”发“混"的音，现代蒙古语亦然。古代汉语翻译为“胡”即为汉语“人”的意思。所以古代将北方草原上的民族泛称为胡人即源于此，同时按方位上再贯以方向名称，称西边的人为西胡，东边的人为东胡，东胡也就成了该民族的名称了。
其实追根溯源最早把东胡叫出来的还不是汉人而是匈奴人。东胡和匈奴两大部落联盟在蒙古草原上平分秋色，各踞东西，双方以七老图山脉和达里诺尔为界。匈奴便将其东边的邻邦称为东面的人。当中原王朝问起匈奴东邻是何人统治时，匈奴的回答便成了东胡的名称了，至于东胡自己的真正称呼和东胡再以东是什么民族?
民族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的学者将分布于七老图山和达里诺尔以东至外兴安岭广大地域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古代族群统称为东胡族系。这些民族操有相近的语言，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共同的宗教信仰及文化取向。这些族群平时看似分居各地，有着各自的族号，像一盘散沙，一旦凝聚起来就能形成改写人类史的滔天巨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的真正动因就在于此。因此东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再是一个简单
的称号，而是一面旗帜，一个号角和一首千古不朽的史诗。
东胡族系是打哪来的?他们又是如何走向畜牧狩猎，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呢?
朱泓，吉林大学文博学院体质人类学教研室主任，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东胡族系的古代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测定，他的研究成果令学术界瞠目结舌，东胡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民族，他们全部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迁来的。
公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年，一个至今令史学界不可破解的原因，导致欧亚大陆诸民族的大迁徙。里海沿岸的雅利安人南迁印度和小亚细亚，商族的南迁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南迁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当时生活在北亚(西伯利亚)和北极(东北亚)的族群大举南迁到蒙古高原，其中的西伯利亚人种在蒙古高原西部的形成匈奴，而东边的族群则和北极人种、东亚人种通婚形成东胡。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蒙古高原，气候寒冷，干旱少雨多风沙，不适合发展农耕，于是这里的民族先后完成了对马的驯化和车辆的发明，开创了以畜牧业和游牧文化形态的生存方式，再后来游牧文化圈在蒙古高原上诞生了，同时也确立了东胡和匈奴文化是中国游牧文明的地位。
东胡和匈奴占据蒙古高原之后，没有停止向中原发展的历史脚步，尽管在先秦时期他们羽翼未丰，被山戎、三晋等诸侯所阻隔，但是他们从远方西伯利亚所带来的气息仍影响到中原地区。
商代中叶至周代初期北方正处于农耕文化衰落的间歇期，在赤峰地区直到环渤海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和山西北部突然出现了一种来自西伯利亚叶尼塞河至额尔齐斯海之间的青铜器群，后来这批青铜器还影响到商朝的首都殷墟。令考古学界摸不着头脑，成了谜中之谜。现在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正是东胡和匈奴的祖先南迁所导致的文化冲击波和中原文化产生了碰撞所导致的结果。这种文化间的碰撞后来又发展成为政治集团的利益冲突和战争冲突，冲突的最后结果却意外地诞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建筑奇迹，它就是号称中华民族脊梁的万里长城。
打开中国地图你可能会发现长城恰好是建在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分界线上，长城以南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长城以北是游牧民族为代表的草原文明，一墙之隔，泾渭分明。那么为什么在两大文明之间要用一道高墙隔离开呢?修建长城的起因又是什么呢?
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形成了足以与中原诸侯抗衡的两大政治集团。而中原却走向分裂，形成七个诸侯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一个看起来很平常的历史事件却促成了长城的诞生。公元前282年，东胡的南邻燕国发动了讨伐齐国的“济西大战”，战争开始前燕昭王担心东胡会趁燕国战争空虚而侵燕，同时又想借骁勇善战的东胡铁骑共同打击齐师，所以派亲信秦开到东胡作人质以示修好。战争结束之后，秦开回到燕国。后来东胡不断侵扰燕国，燕昭王下决心打击东胡，秦开熟悉东胡的地理山川，于是自告奋勇担任主帅。秦开率燕军一路势如破竹，深入东胡腹地千里，占领了赤峰以南的大片土地。燕国在占领区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迁徙大量人口从事军屯。为防范东胡南侵，在秦开的主持下西起造阳(张家口北)，东至辽东的鸭绿江西岸，修建了长达4000里的长城，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同时秦国、魏国、赵国为防范匈奴的南犯也在国土上分别修筑了长城。再后来秦统一六国后，将先前的四个诸侯国长城串连起来，形成长达万余里的长城，说秦始皇修建万城长城，其实功劳并不能完全算在他的头上，他只不过是将各诸侯国长城连接起来的集大成者。而东胡和匈奴尽管未在长城上增添一砖一石，但客观上却成了长城修筑最主要的原动力，历史的辩证法有时就是如此。
祸起萧墙
战国时期，分布在蒙古高原上的东胡、匈奴处于鼎盛时期，成了蒙古高原的两大霸主。但由于他们都处于军事民主制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疯狂的占有欲和掠夺性，最终这两个同缘的兄弟也翻脸不认亲了，一番血战之后以东胡的灭亡而结束，导致东胡灭亡的肇端是一件祸起萧墙的宫庭政变。
当时匈奴的单于叫头曼，头曼的儿子冒顿文滔武略，胸怀大志，自幼被立为太子。可后来头曼宠爱的另一位阏氏(皇妃)生了少子，头曼便想废长立幼。于是便用计设法除掉冒顿。头冒与月氏结盟，便送冒顿到月氏作人质，以示盟约。可冒顿到月氏不久，头曼便发动对月氏的进攻。月氏王果然上当，怒发冲冠要杀掉冒顿，冒顿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闻讯后盗取一匹月氏宝马乘着月色一溜烟跑回了匈奴，头曼借刀杀人的阴谋也就流产了。
冒顿回来后，一心想杀父篡位，他统帅下的一万骑兵成了篡位的工具。为了锻炼军队的绝对服从，制作了一种鸣镝，他用鸣镝射杀的目标诸军绝对追随。为试验军心对他的忠诚，首先在围猎时冒顿鸣镝射杀的猎物，诸军必须跟随，凡不按鸣镝指示目标发弓者一律暂首。第二步冒顿竞将鸣镝射向自己心爱的宝马，左右亲信深知宝马是冒顿的心仪之物，恐号令有失，不敢跟随，冒顿毫不心软，立斩不敢射杀的亲信。最后一次考验冒顿竟然持鸣镝将爱妻射杀，令左右亲信不寒而栗，有过两次血的教训，大部分亲信颤抖着手将箭射向冒顿爱妻，顿时冒顿爱妻万箭穿身，成了血葫芦，在哀号中含恨死去。几个不敢放箭的随从，立刻成了刀下鬼。经过这三次惨无人性的魔鬼式的训练，部下终于明白冒顿的鸣镝就是严酷号令，是不可违抗的必杀目标，不论是谁都没有例外，否则要掉脑袋。又过了一段时间，冒顿又突然将鸣镝射向心爱的坐骑，这一次众爱将毫不含糊地万箭齐发。冒顿正是用这种没人性的铁血手段，将他的部下训练成了没有人性的政治机器。
一切手段都成熟了，等待的只是机会。一次头曼召冒顿一同狩猎，机会终于来了，冒顿突然在狩猎途中将鸣镝射，向父亲，众亲信毫不迟疑的将箭雨射向头曼。冒顿随后夺取匈奴王位，大开杀戒处死头曼爱妃少子，诸大臣不从命者一律铲除，一时间蒙古高原被腥风血雨所笼罩。
冒顿的丧尽天良，滥杀无辜，激起了东胡王的极大愤怒，派使臣面见冒顿找碴打仗。先以武力相威胁逼迫将头曼的千里马送给东胡，群臣蜂起反对，冒顿却说保持睦邻友好比宝马重要，遂将宝马送与东胡。东胡王得寸进尺，进而提出索要冒顿的爱妃，从而又激起群臣震怒，冒顿仍以爱妃换取东胡的和平是值得的。东胡王连施两计都被冒顿识破，出了个狠招，竟提出要匈奴的祖庙所在地。冒顿大怒，祖庙是国家的根本，岂能让给他人，遂发兵剑指匈奴，面对潮水般汹涌而来的匈奴铁骑，东胡根本没有防范被一举击溃，东胡灭亡，赤峰一带成为匈奴的领地。汉代以后东胡彻底从文献中消失了。
东胡作为一个政体在历史上消失了，但是其庞大的部族不可能灰飞烟灭，东胡后裔的命运将会如何?在后来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东胡最初分裂为两部，居住在赤峰北部的称乌桓，居住在科尔沁至呼伦贝尔草原的称鲜卑。乌桓到东汉末年已雄踞塞外成为曹魏的劲敌，曹操在南进与蜀、吴争霸之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大举北伐乌桓，毛泽东《北戴河》诗词提到的“东临碣石有遗篇”，就是指曹操在北伐乌桓登碣石宫观沧海作赋有感而发的。乌桓消亡之后，来自草原的冲击波更为震撼。鲜卑人经过在大兴安岭的养精蓄锐一路西征，其铁骑踏破祁连千堆雪，并在大同建立北魏王朝，再后迁都洛阳形。成中国第一次南北朝，著名的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都是鲜卑人的杰作。
鲜卑后裔契丹和库莫奚从唐朝崛起于黑山潢水之间，并在公元十世纪初叶建立契丹王朝，由此形成了中国第二次南北朝。蒙古族的祖先蒙兀室韦自唐朝见诸文献，金朝时期，一代圣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蒙古铁骑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无敌于天下，建立了横贯欧亚大陆的蒙古汗国。
东胡族系的各个族团，历经两干多年的大漠风霜，如今已是枝繁叶茂树大根深，现在的蒙古族、锡伯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甚至西北地区的裕国、东乡、撒拉等都是东胡人的后代，他们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东胡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彪炳史册，如雷贯耳，但是他的物质文化遗产却毫无踪影，考古学界至今未能确指，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
其实东胡作为马路民族四海为家，漂泊不定，使遗存难以保存下来，日常用具又以皮革、木头为主，易腐易损，不像农耕文明以定居和使用陶瓷、金属物品为主，也容易留下文化积堆供后人借鉴，因此探索东胡的物质文化将是一种漫长的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