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之乱的连载到这里才开始说曹操，不是曹操不够英明神武，是因为在东汉末年宦官、外戚、黄巾、武人、士人等多方势力的政治斗争中，曹操只是个小角色而已，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出自宦官之家，却自托于士林，然在士人争取权力的斗争中，不过是袁绍的陪衬。袁绍才是当时士人的领袖，众望所归。
直到191年7月以后，曹操借助袁绍的支持开始创业，才在汉末的政治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
既然曹操消灭了割据群雄，统一了北方，那这个人必然有其过人之处。一个人的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自于家庭熏陶和后天学习；即使曹操很有天赋，天赋这个东西也有赖于在学习和实践中才能发挥出来。
东汉末年是一个变革的时期，统一的帝国崩溃了，华夏大地是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对于长期在统一帝国的政治秩序下生活的人来说，需要学习和转变，才能适应乱世的生存规则，存活下来。无论是武人还是士大夫，由过去的臣子成为割据的诸侯，都需要学习很多东西：行政经验、治国之术、用兵打仗。学习的好坏体现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上——是否能在乱世中生存发展。考试是非常残酷的，不及格的学生将被严格淘汰，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而且没有补考的机会。
曹操同样需要学习，在学习当中他曾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天赋也就是他在犯了错误之后能够很快改正，而且以后不再犯相同的错误而已。
既然曹操的才能当中有家庭熏陶的成份，那就有必要探究一下曹操的家世。
曹操出自宦官之家，一提到宦官人们眼前就会浮现阴险歹毒、贪婪无耻的形象，这确实是东汉末年绝大部分宦官的嘴脸，但曹家的宦官不同。
曹操的祖父是曹腾，其实谈不上祖父，因为曹腾是个宦官，没法生育，只是他抱养了曹操的父亲曹嵩，曹嵩生下了曹操。
曹腾从一个小小的宦官，飞黄腾达，做到中常侍大长秋，封侯，权势炙手可热。
纵观曹腾的一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官场不倒翁”。史书上说他“在宫禁三十余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先后换了四个皇帝，曹腾的权势居然没有受到影响。曹腾靠的是什么呢？
说到不倒翁，往往指持中庸之道的和事佬，而曹腾这个不倒翁却并非如此，他的心计极深，政治手段很高明。
曹腾的发迹开始于他小时候陪太子读书，太子后来当了皇帝，就是汉顺帝，对他很信任，升了他的官儿。当时是号称“跋扈将军”的外戚梁冀专权，顺帝死后，为了便于继续掌握权力，他立了幼小的汉质帝；没想到质帝虽小，却很聪明（他给梁冀起了个外号叫“跋扈将军”），梁冀不放心，就把质帝毒死，打算立年少比较听话的刘志为皇帝，遭到朝中正直大臣的坚决反对，他们希望立年长有威严的清河王为帝，以限制外戚的权力。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曹腾看准时机，投靠梁冀，极力支持他的主张，于是刘志得以即位，是为汉桓帝。桓帝即位后，梁冀大肆杀戮反对派，很多正直的大臣遇难，而曹腾由于支持梁冀拥戴桓帝有功，再度升官。曹腾用士人的鲜血铺就了自己飞黄腾达之路。
按说曹腾应该是士人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根据历史记载士人对曹腾却有好感。曹腾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可以不顾正直大臣的死活而进行政治投机，一旦利益到手，他就反过来开始笼络士人了，这是他和其它宦官不同的地方，也是他心计深的地方。他对士人很好，先后举荐了很多有才能的士人，这些人后来做到了公卿的大官，对曹腾非常感激。
东汉末年，皇帝、外戚、宦官、士人之间斗争非常激烈，曹腾身为宦官，既受皇帝宠信，又巴结讨好外戚，还同士人交结，因此不管政局如何动荡，曹腾的地位非常稳固。
曹嵩是曹腾从外面抱来的养子，有曹腾这样一个有权有势养父，曹嵩自然不愁当不了大官儿。因此曹嵩的仕途平步青云，先做了司隶校尉（相当于州刺史），又拜大司农、大鸿胪（为“九卿”之一的高官，相当于部长），后来又花钱一亿买了个“太尉”当，算是位极人臣。
曹嵩做了高官，既有养父的关系起作用，也和他自身的努力有关系。
曹嵩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养父的风格。史书上说他：“质性敦谨”，这是美化之词，实际上是处事谨慎，深藏不露，很象曹腾那样工于心计。
在对待士人方面，曹嵩比之养父还有所发扬。
东汉上层社会是一个士人的社会，象宦官阶层虽然权势很大，财产很多，但根本不被上层社会所接受，顶多算是个“豪强”，类似于“暴发户”那种。曹嵩虽然可以靠养父的权势做个大官，却不能从根本上进入上层社会。因此为了得到士人的认可，曹嵩不仅对士人很好，而且以士人的节操品德标准来行事，博取名声。
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曹嵩在22岁时被敦煌太守赵咨举为孝廉，任荥阳令。赵咨为官清廉，曹嵩深佩其人又感其知遇之恩。赵咨后官拜东海相，从敦煌赴任东海时途径荥阳，曹嵩为谢其举荐夹道相迎，谁料赵咨竟视而不见。面对恩公的冷遇，曹嵩并不羞恼，反而说：“赵咨大人海内人望，今过我界却避而不见，外面的人若知，一定会耻笑我待慢恩人！”为了拜谢赵咨，曹嵩弃印绶一直追至东海地界，赵咨深为感动，停车相见，对曹嵩说：“曹大人如此重情重义，真非常人也。”
曹嵩因为这件事丢了官。不过因为有曹腾在上面罩着，丢了官也不怕，还可以东山再起。
东汉统治者一直在社会上宣扬“忠孝”的观念，这个观念也得到士人的认可，成为士人节操的首要品德，纵观《三国志》和《后汉书》名士的传记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有关忠孝的记载，可见其影响之深。
从赵咨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曹嵩对士人行为节操的效仿，这应当看作是曹家争取士人认同的一种努力。后来曹嵩便在史书中赢得了“所在忠孝”的名声。
当然，《三国志》、《续汉书》等出于政治需要有意对曹家进行美化，因此以“质性敦谨，所在忠孝”来称之，实际未必如此，譬如曹嵩还处心积虑地敛财，家产巨亿，这又反映了其贪婪的一面。但可以看出曹家确实与其它宦官不同，他们依靠宦官发迹，却在功成名就之后急于摆脱宦官的标记，换上名士的外衣。
曹操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他继承了祖父两辈的心计和政治手段，同时在向士人转化方面走的更远。
在心计和政治手段上，曹操虽然开始逊于袁绍，但比那些传统士人如刘繇、刘岱、王朗、孔融、臧洪等具有一定优势，再加上他后来在荀彧、荀攸等的点拨下的学习成长，因此很快就掌握了治国之术。同传统士人相比，曹操的家教没有经学传统，没有很多束缚的教义，因此他选择了比较实用的政治道路，比之袁绍单纯依靠世家大族的道路来，历史证明是有优势的。
也因为曹操在向士人转化方面比他的祖父两辈走的更远，在三国乱世的时候才得到士人一定程度的认可和合作。如果没有曹家两代在这方面的积累，曹操作为一个宦官的后人，想得到士人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如此就没有他后来的成就了。
一个名人成功的背后是家族几代人的努力，这句话在绝大多数名人身上是应验的，不仅是三国时期，过去、现在、将来都一样。三国时期的曹操是如此，袁绍、孙权也是如此，只有刘备是个另类，所以成就也就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