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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振东的回忆录网上有两个版本，一个名为“尘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记武当门长高振东）”，另一个名为“天生我材必有用——高振东先生回忆录”，前一个版本出现的早，最早出现在“孙氏内家拳”网站上，后一个版本出现的晚，并且显然对前一个版本中的一些硬伤做了改动。两个版本的共同错误就是：捏造了所谓在中央国术馆中孙禄堂先生因王子平挑战自己，请高振东先生来中央国术馆替自己比武，而自己却借机躲到上海，这一谎言。 为什么说这是捏造的谎言呢？因为—— 第一，两个版本的高振东回忆录中都存在有悖史实的硬伤，而且其文字表明这是由高振东回忆录的编写者捏造出来的。 第二，这段所谓的“回忆”不仅无任何史料印证，更与已确定的史实不相容。 第一部分 下面是这两个版本的相关文字： 在“尘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记武当门长高振东）”中是这样写的，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的一天孙禄堂师伯的儿子孙存周和弟子李玉林忽然从南京来上海找我，手里拿着孙先生的信。叫我到南京说有事情商量,我因为在上海七个地方教武,工作很忙离不开身,叫他们回复师伯,替我说明原因....。第二天两弟急急匆匆又来,在我家等着我,我问师弟什么事情这么急?师弟拿出督办(李景林)的信和名片,还有孙先生的名片,因为我不识字,就叫他们念给我听，信的内容大概是：“王子平要和孙先生比武，请你速来南京商议此事”，师弟说：“老师和督办（李景林）要你立刻起身和我们一起回南京”，我即刻简单安排了一下手里的事情，就随他们上了路。到京后我即刻去见孙先生，谈话间李督办也来了，他把我和孙先生叫到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寒暄了几句之后李督办就说：“言归正传，振东，我给你的信你都知道了吧？可能孙先生也和你说了过了吧”，我说：“师伯刚要说你就进来了”，他接着说：“那好，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中央国术馆是去年在国民政府全体会议上由张之江倡议的，得到了很多国府委员的支持而批准的，国家拨经费30万元开办国术馆，国术馆的权利机构有监督、理事、馆长、科等，戴传贤为监视长，于佑任为理事长，张之江任馆长，我是付馆长，教务方面以门长为武术之首，”馆内分设两个科，第一科王子平是外家门长（少林），孙先生是内家门长（武当），两个门长的地位一样，工资也一样，前些日子孙先生出版了形意拳谱，子平见了就说：“你们内家拳说的那么悬乎，我们比试比试吧，要不我和孙先生较量较量”，馆内的一些人也趁机煽动起来，如果叫你师伯和他比，我考虑你师伯年近花甲，不太适合，子平四十多岁，正在壮年，所以把你请来代替你师伯和他比武”， 在“天生我材必有用——高振东先生回忆录”又是这样写的， 到了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约6月初的一天，孙禄堂先生的儿子孙存周、弟子李玉林两位师弟突然由南京到上海来找我。他们带着师伯孙禄堂先生的信，说南京有事让我去。因当时我手头的事脱不开身，托二位师弟上复师伯，替我说明情况，二人就返回南京了。第二天，俩师弟又急速返回上海在家等我。见面后，我问师弟，有什么事这么急着找我？师弟拿出督办先生（南京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的信和名片、孙师伯的信和名片。我说：我文化浅，你们念给我听听吧。信写的很简单，概况是王子平先生要和孙先生比武，要求我再忙也要把几处的事停几天，速来南京。俩师弟说，老师和督办很着急，要你即刻起身到南京去，与我们一起走。我不敢耽搁，立刻拿着南京方面带来的名片和信，告诉我教拳的几个地方，各处都很理解，满意我的安排，只是希望我早去早回。在去南京的车上，俩师弟进一步介绍了事情的详细情况。到了南京，见过孙禄堂师伯。茶饭后回到住处，孙先生与我谈话。谈话间李督办到。我见礼后，督办安排孙先生和我到一个安静地方喝茶说话。聊了几句话后，李督办说：话归正题。振东，你俩师弟拿我和孙先生的名片和信都见了吧？孙先生也许和你谈过了吧？我回答：师伯刚说督办就到了。督办说：好，那我就向你再简单地说一遍。中央国术馆是去年在国民政府全体会议上由张之江倡议，得到很多国府委员的赞成和支持，批准成立的国术管理机关。设监事、理事、馆长、科长等。有关教学方面有门、科教授、教员等。戴传贤为监事长，于右任为理事长，张之江为馆长，我是副馆长。下设科室。武术教务方面以门长为首。国术俗称内外两家，所以馆内分设两科。第一科王子平是外家门长（现在称为少林门长）。第二科孙禄堂是内家门长（现在称为武当门长）。两个门长级别一样，工资也一样。上期，孙先生出版了形意拳谱。子平先生见了□□□□（此处省略四个字）。说把内家拳说这么好，我不服，要和孙先生比武较量。馆内有人趁机煽动起来，于是馆里批准他二人比武。唯今，考虑到你师伯早已年近古稀，和40多岁的人比武是有些差别。何况子平先生有“千斤王”之称，不但武功好，还有摔跤本领。恐怕你的师弟们不能胜任，所以把你请来代替你师伯。 高振东回忆录中对这一事件回忆，在两个版本中出现的差异，已用加粗字体标识出来，之所以说高振东回忆录中对这一事件的文字是回忆录的编写者捏造出来的，其证据之一就是，在第一个版本“尘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记武当门长高振东）”出笼后，我曾发文指出其错误，后来在与高振东先生的外孙邢志良先生的电话交谈中又指出其中的一些谬误： 第一孙禄堂先生在1928年的“不久前”并未出版过《形意拳学》，因此李景林先生不可能对高振东说这样的话。所以，这是高振东回忆录中的一个硬伤。 第二该文的另一个硬伤是1928年时孙禄堂先生已经68周岁，在此之前已与孙禄堂先生结拜为金兰的李景林怎么可能说成是“年近花甲”。 第三，中央国术馆资金紧张，不存在有三十万元的开办费，开办的钱开始只有区区一千元。 因此在后来的第二个版本“天生我材必有用——高振东先生回忆录”中编写者将这三个硬伤做了修改和删除。但这一修改恰恰证明，这个所谓的高振东先生回忆录中的内容并非出自高振东先生的原话，而是被其编写者依据其需要改编过的。 由于高振东先生也是孙禄堂先生的弟子，所以当年我在指出其错误之处时，充分照顾到高先生后人的感受，对其他一些明显的硬伤没有点破。尽量避免说成他们是有意捏造，尽量说成是一种误解。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高振东回忆录中这段捏造出来的情节，已经成为一些专门诋毁孙禄堂先生的人借用的依据，因此也就不得不进一步揭示事实的真相。在此也希望高振东先生的后人能够理解。 在这两个版本的高振东先生回忆录中，编写者都是借用李景林先生的话，来讲述孙禄堂先生如何被王子平挑战，以及如何劝说高振东要替孙禄堂先生接战的。只可惜编写者的这些编造谬误百出，回忆录中编写的高振东转述李景林的那些话，是李景林根本不可能说出来的话。 比如，在高振东回忆录中李景林对高振东介绍说: “中央国术馆是去年（1927年，笔者注）在国民政府全体会议上由张之江倡议，得到很多国府委员的赞成和支持，批准成立的国术管理机关。设监事、理事、馆长、科长等。有关教学方面有门、科教授、教员等。戴传贤为监事长，于右任为理事长，张之江为馆长，我是副馆长。下设科室。……” 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根据《申报》1928年3月5日、6日、7日三天的报道和《中央国术馆汇刊》（中央国术馆于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出版，即1928年7月出版）中记载： 中央国术馆是1928年3月4日在国府开国术游艺大会后，在谭祖庵、李烈钧、张之江、李景林等宴请国术表演者时，席间共同提议的①。 作为这次活动主要参与者的李景林，难道在事情刚过三个月，就把三个月前的事说成是去年的？还把宴会上共同倡议的事说成是“在国民政府全体会议上由张之江倡议”？李景林会这么糊涂吗？ 显然高振东回忆录中所转述的李景林说的话，是李景林根本不可能说出来的话。 再有根据《中央国术馆汇刊》（中央国术馆于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出版）中记载，中央国术馆的理事长是李烈钧，而且中央国术馆根本就没设监事长一职②。李景林怎么可能对高振东介绍说“戴传贤为监事长，于右任为理事长”？ 显然这种子虚乌有的话李景林说不出来，因此高振东在其原始回忆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转述。所以高振东回忆录上出现这段描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是高振东回忆录的编写者编造的。 那么编写者为什么要这么编造呢？他们是上了1996年出版的《中央国术馆史》的当，这本冠以《中央国术馆史》的书中错误甚多。因此，造成高振东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回忆中，竟然出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出现的讹传。 所以说，所谓高振东先生的这篇回忆录，并非完全是高振东先生的原始叙述，而是其后人编造的。尤为明显的是，为了编造所谓在中央国术馆中孙禄堂先生因王子平挑战自己，请高振东先生来中央国术馆替自己比武这段文字，编造者利用了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才出现的讹传。由此证明：所谓在中央国术馆中孙禄堂先生因王子平挑战自己，请高振东来中央国术馆替自己比武这段文字并非事实，而是高振东回忆录的编写者捏造的。 第二部分 下面再让我们从已发生的史实的角度，看看有没有可能出现所谓在中央国术馆中孙禄堂先生因王子平挑战自己，请高振东来替自己比武，而自己却借机躲到上海，这样的事。 中央国术馆于1928年3月24日在南京成立，从提议到成立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应当讲是比较仓促的，1928年4月中央国术馆聘请孙禄堂先生担任该馆的教务主任兼武当门门长，4月下旬孙禄堂先生乘船到上海，受到上海国术界盛大欢迎，并被挽留多日，艺惊上海国术界，称其艺“神州莫测”，并成为新闻媒体追踪报道的对象③。5月7日，到达南京，中央国术馆举行欢迎大会，暨举行开课典礼④。可见当时中国国术馆虽然成立了一个多月，但由于孙禄堂先生未到，所以一直没有正式开课。此时，孙禄堂先生若是因为有拳师挑战自己而不敢接战，不仅将成为一个轰动性新闻，而且其在国术界的威信必然大大降低。 那么看看史实又是怎样呢？ 1928年7月1日江苏省国术馆在南京成立时，馆方聘请孙禄堂先生来该馆担任教务主任⑤。请注意，第一江苏国术馆成立时与中央国术馆同在南京，第二江苏国术馆的馆训是“刚勇和平”，刚勇是摆在前面的。因此，馆方必须要请一个在国术界具有极高威望的国术家来主持教务，才具有招收学员的号召力。 试问：一个为躲避挑战而需请他人来代替自己比武的拳师能示范这样的馆训、拥有这样的威望和号召力吗？换言之，谁会请这样的拳师来馆中担任教务主任？ 再有1929年11月浙江举办国术游艺大会，被后人称为千古一会，的确把全国知名的武术家能汇聚一堂，在此前的历史上也是闻所未闻的举措。当时浙江省政府有浙江财团的支持，借西湖博览大会的势头，办此空前盛举。大会出钱、出路费并免费食宿招待，把全国各地知名拳师请来。这既是盛事，但也有很大的麻烦，麻烦不仅是招待，更要紧的是每位拳师的座次如何排才能使来者气顺诚服，花钱办事，才能得到好的效果。因此，排座次就是件非常慎重的事。从当年各类报刊的报道上看，大会办的很成功，举办者达到了目的。因此，上海又紧跟着办了上海国术大赛，基本班底就是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这些人。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聘请了布衣出身的孙禄堂先生与国府委员兼国府军事委员李景林上将、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一同作为本次大会的三位号召性人物主持本次大会、领衔与会国术名家。并且聘请孙存周先生担任首席检查委员，领衔各位检查委员。 试问，大会能请一个为了躲避挑战需请他人来代替自己比武的布衣拳师位居这等尊位、主持本次擂台大赛吗？ 上述这些史实足以证明两个版本的高振东回忆录中那段所谓在中央国术馆中孙禄堂先生因王子平挑战自己，请高振东先生来中央国术馆替自己比武而自己却躲到上海之说，完全是捏造出来的谎言。 我不相信这个谎言是高振东先生捏造的，从高振东回忆录中出现的种种硬伤表明，这是高振东回忆录的编写者出于某种目的添加进去的。这就不仅是画蛇添足，而是画虎不成了。 注： ① 关于中央国术馆筹备记事，方今热心爱国之士，多以恢复国术为救国运动，先是国民政府主席谭祖庵先生，常务委员李协和先生，特别注重，提倡最早，曾于民国十七年三月四日在国府开国术游艺大会一次，与会人员，以宁沪两阜到会者最多，表演各项国术，谭李两先生及张之江、李景林两委员在国府欢宴与会之国术界同志，席间提议组设国术馆，订于五日午后二时假廖家巷一号张宅开筹备会，在席者，均为筹备员，是日到会者有李景林、张之江，诸同志二十余人，公推张之江先生为临时主席，共读总理遗训，旋由张之江先生报告开会宗旨，略谓，国术一道，由谭主席祖庵先生李委员协和先生，极力提倡，复承党国诸同志乐襄此事，实堪欣幸，至国术馆组织之宗旨，系研究中国固有之国术，融合南北各家捐出私见，团结一致，以期国术前途发扬光大，此不特保存国粹实为强身强种以御外侮云云，嗣经议决各案，（一）呈报国府备案，并请以本馆直接隶属国府，（二）公推张之江先生为馆长，李景林先生为副馆长，（三）本馆组织（另见规章栏本馆组织大纲），（四）本馆经费，开办筹备费，首由李协和先生拨二千元，一千元为上海来京各同志旅费，一千元为开办费，当年经费，拟先编制预算，由发起人呈报政府拨给，惟需体念财力维艰，每月至多不能超过一万元，六日午后二时，继续开会议决，以南京地方公会房屋为永久地址，并由一千元旅费中之余额款，制纪念章，赠给会员佩戴，永久纪念，此本馆筹备会议事之情形也， ② ③ ④ 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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