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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孙禄堂突然接到新任直隶督办、剑术名家李景林的邀请，特邀孙禄堂去天津会晤。原来当时李景林部的武术教官是八极拳名家李书文，李书文擅长大枪，很少有他看得起的人，一些被李景林请来的武术名家。在宴席上，邀请李书文表露武艺。李书文下场演示了一个八极拳大架里面的“砸锤。”那些武术家说：“李师父，你就会这一个式子吗？”李书文当时心中就不高兴了，说：“你们尽可以下场试试。”于是，陆续有三名武师被李书文砸中“天灵盖”，双眼爆出。这下，李景林不高兴了。 然而，李书文惟对孙禄堂的武功称赞有加，因李书文也曾参加过天津的中华武士会，与孙禄堂有过交往，每与李景林谈到当代武术家时，李书文总是推崇孙禄堂，称孙禄堂是当今武林的第一高手。所以，李景林邀请孙禄堂到天津一晤。孙禄堂到天津后与李景林交流了剑术，令李景林深服之。之后，李景林重金礼聘孙禄堂帮助其整理武当剑法，故李景林之武当剑吸收孙禄堂之八卦剑、纯阳剑部分精义。孙禄堂亦认为李之武当剑也有独到之处，故在孙禄堂所创太极剑中亦部分吸收了武当剑的精粹。 1926年，孙禄堂得道友关某（失其名），经常二人同处一室，闭门修习道功，一同合道修真。其法，不传六耳。据孙剑云讲，乃父练功时是不让人看的，即使对子女也是如此。不久孙禄堂之《八卦剑学》出版，阐发慧剑之旨。 1928年3月24日，中央国术研究馆成立，正理事张之江，副理事李景林。4月，孙禄堂被聘为中央国术研究馆的教务主任兼武当门门长。4月下旬孙禄堂以古稀之龄乘船由天津到达上海。受到上海国术界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并在上海做了几场国术交流，社会为之轰动。 1928年夏，友人邀请孙禄堂携弟子去大新百货公司参观，数位弟子相随，上电梯时有人趁机在身后点了禄堂夫子的死穴，点穴者被禄堂夫子以内功将其弹出，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当电梯停下后，存周师兄当即将该人抓住。那人已经被吓得浑身发抖，面如死灰。禄堂夫子看了那人一眼后，说不干这孩子什么事，就将这年轻人放了。随后夫子继续乘电梯到五楼，这时才对孙存周等人说：“刚才我被那孩子点了死穴，你们不要找他了，过几天我会收到他的信。”于是返回下榻的月宫饭店。夫子对弟子和周围来人说：“我被人点了死穴，两天之内任何人我都不见。”仅一天后，夫子叫女儿孙书亭进去，指着痰盂里的一滩黑水说：“都是它在作怪，现在好了，没事了。”孙书亭当时认为这滩黑水可能是吐出来的黑血。当天果然收到一封信，信中说要禄堂夫子去某某人坟前烧香，如果去了，他就会把打通此穴的解药寄来。夫子说：“那天我一看那孩子那张脸，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20多年前，他父亲与我比武，使出毒手，我想教训他一下，一时出手稍重，结果他父亲受了内伤，不久就死了。这孩子是冒死来报父仇的。真孝子啊！”当晚杜月笙来，说三天之内一定抓住此人。否则不在上海滩混了。禄堂夫子说：“那是个孝子，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事就不麻烦你了，我已经了结了。”然余等甚是不安，有如天倾，与孙存周暗自商议找到此人。这时禄堂夫子将余与存周唤入居室说：“我根本就没事，也没受伤。但人家要报父仇，总得有个结果。对外就说点伤了我，他对他父亲的亡灵也算有个交代了。我不会去给他父亲的茔前烧香，我也不用他给我寄解药了。”余等不解，问痰盂里的黑水是怎么回事。禄堂夫子说：“那我把砚台里的墨汁倒了进去。这事你就不要说出去了。就这样演下去好了。”原来禄堂夫子闭门一天，是为了想出一个解脱此事的妙法。 同月，孙禄堂离开上海。上海国术界极力挽留，逗留竟旬。经张、李正副理事力邀和催促，孙禄堂于5月7日到达南京，8日中央国术研究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同时举行开学典礼。在举行开学典礼中，突然有人喧哗，公然向孙禄堂提出比武挑战，一些人随之哄声大起。孙禄堂对挑战者说：“今天本是馆方举行开学典礼，如果馆方同意即刻改为比武擂台，我将与诸君比试切磋。”这时李烈钧、李景林站起来力劝孙禄堂先生与他们一起离场。而张之江、马良留下来安定会场，会场形势混乱一团。事后在李烈钧、张之江等人的责令下，挑战者向孙禄堂当面赔礼道歉。 这件事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些习武者好勇私斗的江湖习气。而这种习气正是孙禄堂要力行改变的东西，孙禄堂提出，习武者要动之以礼，倡导刚勇和平。 孙禄堂上任后，作为教务主任立刻要着手两件事，一是与正副理事共同确定教学计划与内容，二是与馆内董事及正副理事共同商议给馆内各位教师定级。但不久孙禄堂就发现馆内教师多有军政背景，对自己布置给他们的工作，并不认真执行。当时中央国术研究馆的教师主要由两个系统的人员组成，一个是西北军的张之江系统，另一个是军警的马良系统。张、马两个系统的人员之间存在很深的派系矛盾，尤其是给每位教师定级，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由于孙禄堂是盛名全国的国术家，即非西北军系的人，又不是马良军警系的人，双方都希望借助孙禄堂之口，来顺利给自己系统的人定级。孙禄堂不想被卷入其中。 关于教学大纲的确定，孙禄堂先生的思想与张之江先生的思想有重大分歧。孙禄堂先生根据当时中央国术研究馆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国术师资，认为培养师资，当让其明了学有本源，拳术无论内外，其理是一个，即使文、武两道其理也是一个。所以，国术馆教学的重点首先在明理上。即通过拳技的教学使人明其理。而张之江先生虽然也认为明理的重要，但认为明理与拳技的教学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属于拳技之外的教学内容，国术馆一年一期，为短期教学，应该尽量多传授具体的实用技术。其分歧的实质就是孙禄堂先生认为国术的功能主要是体现在修身上，其技击效率的发挥离不开明理、修身，即明理、修身为本，技击为末。而张之江、马良等人当时热衷于倡导国术在现代军事战场上发挥直接效用，认为实用招法为教学重点，修身为其外延。反映在具体的教学大纲上就是孙禄堂先生强调基本规矩及其学理的重要，并以此确定教学内容和占用课时的比例。而张之江先生则认为拳技教学应该多传授绝招绝技，要以此来确定教学内容和占用课时的比例。而且对于基本规矩的内容，两人的认识也不同。孙禄堂先生所培养的是具有灵性的内劲，而张之江先生认为，先要培养绝对力量，因为在战场上搬炮弹、扛机枪，都要以绝对力量为基础的。因此在体现教学方针的教学大纲的制订上，孙、张两位先生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孙禄堂先生与张之江先生都是极有原则的人，两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合作难以为继。这是造成孙禄堂先生5月8日到中央国术研究馆任职，未及两旬，5月底就提出辞职的主要原因。据孙禄堂先生的女儿孙剑云老师讲：“先父到南京后，有一天张之江先生请先父一行人吃饭，见面时，张先生说：‘人称老先生是万能手，国术馆是一年一期，不敢让老先生留下千手、万手，一期留下个百手如何？’先父回答说：‘留下百手又有何用，一年能学好三手就不错了。’张先生问：‘哪三手？’先父说：‘无极式、三体式和劈拳。’张先生听罢愕然不解。”由此反映出孙禄堂先生与张之江先生在对拳学的本质与基本规律的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此外，在教师定级等人事安排上，也使孙禄堂先生深感为难。 当时中央国术研究馆的教师主要由两个系统的人员组成，一个是西北军的张之江系统，另一个是军警的马良系统。张、马两个系统的人员之间也存在很深的派系矛盾，尤其是给每位教师定级，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由于孙禄堂先生是盛名全国的国术家，即非西北军系的人，又不是马良军警系的人，双方都希望借助孙禄堂先生之口，来顺利给自己系统的人定级。当时有人提出，比武定级，赢了的当先生，输了的当学生。有人来征求孙先生的意见，孙先生讲：“若如此，国术馆不就成了较斗场了吗？今天你赢他，谁能保证明天他就不能赢你？要升级就比武，恐怕要天天打下去，今天你来明天他来，这还能搞国术教学吗？”孙禄堂先生又说：“国术研究离不开比试，相互比试也还是为了印证道理。靠比武定级与私斗何异？”又有人提出，靠比试力气大小和会的套路多少来定级。这是当时国术馆很多人都比较认同的方法，孙先生对此提案更是不以为然。馆中一些人为定级争闹不休。故孙禄堂先生有感于在这里难以实施自己的武学思想。感到这里的环境与自己期望的国术研究的环境有很大差异。这也是导致孙禄堂先生决心提出辞职的另一重要原因。 因此，孙禄堂上任不到两旬，5月下旬正式向馆方提出辞呈。孙禄堂去意已决，李烈钧、张之江、钮永健、李景林等人苦留不住。由于李烈钧、张之江、钮永健和李景林等人对孙禄堂先生的武艺、学识和人品极为钦服，因此李烈钧、钮永建出面决定成立江苏省国术馆，请孙禄堂全面主持江苏国术馆的教务工作。并于6月1日召开了筹备成立江苏省国术馆的董事会。此外由于孙禄堂的辞职，原本跟随孙禄堂到馆中任职的孙存周、李玉琳等也将与孙禄堂先生一同辞馆，因此中央国术馆缺少教授形意拳的教师，因此馆方请孙禄堂介绍一名教授形意拳的教师来后再走。这样孙禄堂就派其子孙存周和弟子李玉琳借去上海俭德会洽谈教学事宜之机，叫自己在上海的弟子高振东来中央国术研究馆教授形意拳。 1928年7月1日江苏国术研究馆正式成立，同一天，聘孙禄堂任该馆的教务主任。8月国术研究馆更名为国术馆。12月各省国术馆统一组织设置，省国术馆设立教务长，教务长之下设教务主任，教务主任之下设教习，教习之下设助理教习，助理教习之下设练习员。因此，同年12月9日聘任孙禄堂为江苏国术馆教务长，后为副馆长。当时江苏国术馆的教习中有不少是著名武术家，如孙存周、孙振岱、胡凤山、杨澄甫、田兆麟、金佳福、徐铸人、金淑英、郝月如等。 孙禄堂在江苏国术馆任职三年多，这是由于江苏国术馆的办学宗旨与孙禄堂的武学思想比较接近。江苏国术馆办学宗旨是：1.倡导国术的作用在于恢复中华民族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心力与体力两个方面，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2.提出江苏国术馆成立的意义在于使人民认识到国术便是中国固有的“提升生命力的艺术”。同时要把这“生命力的艺术”输送到全民的生活中去。3.反对并轻蔑好勇斗狠，提倡通过拳术造就的刚勇是为了守卫和平的思想。提出“刚勇和平”的馆训！后来在张之江和李英石再三的邀请下，孙禄堂每月又在中央国术馆和上海俭德会兼课。 孙禄堂反对门户之见，认为把内家外家和武当少林联系起来是毫无根据的，他在《论拳术内外家之别》一文中指出：“无论武当、少林，凡得中和，善养浩然之气者即为内家”。也就是说，拳术只有是否合乎中和这个道理之分，合乎中和者，不管形式如何，都是一家。并且率先倡导国术的统一。引领着当时的国术运动向正确的方向上发展。孙禄堂在上海收徒时立下三严三同的规矩：“凡我弟子，均应做到三严三同。三严即严格锻炼，严格要求，严守武德；三同即同门之内，同门之外，同道之间，应一视同仁，反对派别倾轧。”又说：“拳为强身养心之道，也是自卫除暴之术。久练功成，自然罡气内布，力量神奇。然而此时更要严守武德，不可轻易动手伤人。倘遇强徒横行，则务必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予以整治。” 1928年10月，上海举行国术游艺大会，孙禄堂让孙村周前去。期间，孙存周演练的八卦拳被行家们誉为“得乃父之髓，已臻炉火纯青之候。”社会各界名流向孙存周请益者络绎不绝。孙存周曾与人说：“平生之志，不在仕途，不务工商，不做打手，不图侠名，只为继绝学而已。”这一时期孙存周的武功造诣又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他将赫烈雄浑与自然空灵中和为一，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1929年11月杭州举行全国性的国术游艺大会，实为全国性的演武与擂台大赛。大会聘请全国各地知名武术家担任评判委员和监察委员，评判长3名，评判委员 26名，监察委员37名，原拟请孙存周为监察委员长。然而，孙存周认为自己辈分低，坚辞不受监察委员长一职。于是，大会取消监察委员长设置，孙存周列37 名监察委员首席。大会开始时，曾有人公开向孙禄堂先生提出挑战，孙存周信步走到台上对挑战者说：“你们如果赢了我，我父亲自然会出来。”挑战者畏其神悻悻而退。这件事激起孙存周也要参加比赛。但是这次大会的副会长、浙江省国术馆副馆长郑佐平力劝孙存周不要参加比赛。郑佐平说：“这次参加比赛的不少都是老先生（指孙禄堂先生）的弟子，老先生的学生则过半。师兄弟也好，国术馆的学生也好，遇见你这位老师的儿子怎么打？你的武艺是摆在哪儿的，除了老先生谁能比的了你。你就是打个第一又能怎么样？人家不服，照样会说：因为你孙存周是老师的儿子，人家都让着你。让你得个第一。你就是拿个第一又能说明什么呢？”郑佐平是孙存周的盟兄弟，说的都是实在话。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次参赛选手中以中央国术馆和江苏国术馆的教师和学员居多。于是孙存周终于放弃参加这次比赛。这次比赛的结果是，在获得最优等前十名中，孙禄堂先生的学生、弟子几乎占了一半。这次大会在全国引起轰动，每场比赛观众达三、五万人。经济效益也很可观。所以同年12月18日上海又举行了国术大赛。参赛人数比浙省国术游艺大会的人还要多。比赛进行了半个月。直到1930年1月4日才结束。前三名都是孙禄堂先生的学生弟子，既曹晏海、马承智、张熙堂。 这两次国术大赛给孙存周留下了深刻印象，孙存周认为，这种比赛确实是可以检验拳术练习的成效，对于总结提高练拳的方式、方法是很有用处的。但是如果拳术家不择手段的争锦标就背离了拳术比赛的宗旨。因为在这两次比赛中也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够正大光明的行为。这两次比赛的结果也进一步验证孙存周的一个武学思想，孙存周认为形意拳是一切技击能力的基础，无论是外来的西洋拳击还是被当时一些文人神化了的太极拳，都不能代替形意拳在技击训练中的核心地位。但是要想使技击的境界不断升华，太极拳和八卦拳都是不可缺少的。孙存周本人不仅精形意拳，善太极拳，对八卦拳的研究更是偏爱，心得独多，功力尤深。 在这两次国术大赛后，李景林让自己的全部弟子拜入孙禄堂先生门下，包括李景林的女儿李书琴。鉴于此，孙禄堂先生投桃报李，也让自己在南方的所有弟子拜李景林为师，包括儿子孙存周和女儿孙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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