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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浩繁的历史书卷，那一度令我魂牵梦萦、悸动难眠的故事也渐趋平淡，留在记忆深处的只剩下几声或重或轻却意味深长的叹息。这几声叹息均发生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叹息的背后是当事人悲剧性的人生结局。若将这些叹息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仿佛就是一部中国历史，一部仁人志士与命运抗争的历史，一部向世人诉说中国社会疾患与灾难的历史。 伯夷与叔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者。他们在其当孤竹国国王的父亲去世后，为让王位，逃到了周文王的属地。在周武王伐纣途中，他们以忠孝为由，企图劝止周武王的军队。在周武王得到天下后，他们拒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靠采薇为生。在临将饿死之时，他们作歌叹到：“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像神农、虞舜、夏禹那样敦厚、纯朴的世道已经不存在了，我还能到哪里去呢。）？”伯夷与叔齐的感叹，道出了许多文人雅士的心声。在这声感叹中，也点明了许多志趣高远不肯为世事所污者的命运结局。 行吟泽畔的屈原似乎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叹，只能增添他内心的苦楚。他不能改变时局，也不能听进渔父的劝导，只能“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表明心迹、展露自身的清白。与伯夷与叔齐不同，屈原并不想当隐士，寻求仕进、参与朝政、改造社会是他终生的志向。他忠于楚怀王，积极献身国事，却遭小人陷害，被昏聩迂腐的楚怀王疏远流放。就是在被放逐期间，他还在思念楚怀王、关注楚国的命运，还在为楚怀王忠奸不辨、任用谗佞之人而耿耿于怀。 曾经驰骋疆场“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从未败过的大英雄项羽在垓下陷入汉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面对四面楚歌的局势，他知道自己已经回天无力。在与多年来同他朝夕相伴的美人虞姬诀别之后，他对天叹到：“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后人在他的感叹中读出的是英雄不再的凄凉和濒临绝境依然冥顽不化的偏执。实际上，项羽的败亡在他弃用亚父范增时就已经确定了。范增在离别项羽时留下的“愿赐骸骨归卒伍”的话语，让许多重情者不忍卒读。而范增在鸿门宴后针对项羽而发的“竖子不足与谋！”的叹息又为两人关系的破裂提供了明确的注解。 “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在马融的叹息里，明显地透露出他对人生的无奈。马融，一位博通经籍的学者，一代身边学生常以千数的名师，却不得不到名声不佳的大将军邓骘门下去做舍人。后来，为了生存，他又依附于专擅朝政、为人暴戾恣睢的奸臣梁冀，还替梁冀起草过陷害忠臣李固的奏章。值得一提的是，马融虽然命运坎坷、几次被免官流放，但其人生的结局却还不错：是典型的三朝元老，七十多岁时还被任命为南郡太守，并一直活了八十八岁。在马融的身上，似乎我们也能发现许多所谓识时务文人的生命轨迹。 面对三千太学生、面对西下的落日，当《广陵散》的余音在广袤的天地间散尽后，嵇康叹曰：“雅音从此绝矣！”在嵇康的叹息中，没有悲愤，没有忧伤，没有哀怨，只有对世人的怜悯。既然自己不容于当世，早一点去往自由的天国，不失为一件乐事。而浑浑噩噩的世人却要继续生活在没有雅音也没有自由与安全的环境中，为口腹所累，苟且度日，终生不能解脱。悲乎，哀哉！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命运结局。针对梁启超要其逃亡日本的劝告，谭嗣同慨然而叹：“各国变法，无不汇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并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变法而流血的人，但他的思想与胆识却是历代变法者所不能企及的。他关于“上权太重，民权尽失”因而需要变法的观点，至今依然精准、切实。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气魄，也足以令我辈汗颜。 以上所述均出自于历史典籍。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上的故事总会让人有与现实相隔之感。但笔者于25年前亲耳听到的一声叹息，却打破了今昔的界限，使中国的历史在我心中上下贯通起来。 那是25年前北京的一个暮春之日，一位拥有国家最高职位的老人走进正在绝食的学生中间，面对复杂的时局，面对血气方刚的学子，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你们还年轻，同学们呀，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是一句看似普通的叹息。但在社会完全被假话、空话、套话淹没的环境里，这样的叹息是那样地与众不同，其中的寓意又是那样地深远、悠长。我相信，每一个有心之人都能在这样的叹息中听到属于自己的意味，读出其背后的辛酸与凄凉。 叹息是一种哀痛。这种哀痛是可以传染的，不仅最初的叹息者会痛，后世所有能够读懂这种叹息的人也都会跟着痛。传染的结果就使得上述叹息变成了我们民族整体上的痛。如果再深入一步，我们还能发现，在这些已经载入历史的叹息背后，是我国数千年来从未得到过改变的制度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加剧了我们的哀痛。而要使我们今后不再痛，就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还需要谭嗣同，还需要许许多多懂得“来日方长”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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