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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当了书记后，跟他搭班子的市长是王慎义。对于那些西装外套一件大衣的，马德向来不客气，“什么东西，穿衣服袖子还不伸进去”。而只要看见下级官员打领带的，马德总要问，“你为啥带个狗勒子？”很不幸，王慎义从来就是西装革履打领带。
马德到任绥化地区专员大约半年，有一个武装工作会议需要他参加。这是一次高规格的会议，地方正处以上，军队正团以上，军分区与地委行署最高级别官员悉数参与。马德来的时候，会议已近尾声，末尾轮到他讲话，他拿个稿子上台念，念了一页要翻页时，忽然发现不对，“×，这也不是我的稿啊。念错了！”一场严肃的会议让马给搅得无厘头了。多数人跟记者描述这一场景时，给出的结论，“（马德）素质太低。粗人。”但另有观察者分析，“他可能认为这应当是书记念的稿。” 当时绥化地委的书记是赵洪彦，对赵，马德还不敢过分造次。 马德当了书记后，跟他搭班子的市长是王慎义。对于那些西装外套一件大衣的，马德向来不客气，“什么东西，穿衣服袖子还不伸进去”。而只要看见下级官员打领带的，马德总要问，“你为啥带个狗勒子？”很不幸，王慎义从来就是西装革履打领带。 1992年2月，赵洪彦从省组织部处长、副厅级部委委员的位置调到绥化地区分管党群的副书记。这对赵而言，表面上看未必是他乐意接受的变化。在地委第一次常委见面会上，赵说，“我这次下派到绥化，不是来镀金的。我是因为跟领导没有搞好关系，被派下来的。我准备在这里干到退休”。已经退休的原绥化行署专员李英等绥化老领导向记者回忆他们对赵的第一印象，“虽然是牢骚话，但他说话还挺直截了当的”。 与马德的经历不同，按黑龙江最普遍的说法，赵洪彦不是主干线出身的。赵是财政专科学校毕业，然后分配到家乡克山县人民银行人事科，自此一直到1992年，赵始终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按照权力系统的一般说法，赵的这种经历，“是‘条’上的干部”——意即部门系统的，而不是“‘块’上的干部”——比如从当县长开始，然后书记、市长……“这些被认为是主干线的干部，才更有晋升的希望。”不过，赵洪彦在省组织部所处的处室是管地县干部的，所以熟悉地方官员，而且，“他最大的优势是对组织运作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与赵曾搭过班子的黑龙江省重要官员分析他的那番看似牢骚的表态，“有虚伪一面”。 这位官员跟记者分析说，下派干部，有两种，“一是挂职，另外是下派。赵属于后一种。挂职不占当地的干部指数，而且挂职的干部组织关系仍然在上面部门;但下派则不一样，组织关系都转到了地方，跟当地成长起来的干部一样。”赵洪彦由副厅级部委委员派到绥化地区任副书记，去到“主干线”，事实上可能更有利于他晋升，“如果果真如他所说干到退休，为什么他在绥化待了八年，家属仍然留在哈尔滨呢？” 绥化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说不清楚赵洪彦的基本面目，“在外表上，你啥也看不出来”。虽然在绥化工作了八年，他看上去更像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他的组织人事工作经历，显然比地方上的官员更了解官员升迁的途径与机巧。当然也更懂得保护自己。”惟一的一次例外，竟然是一起刑事案件。那是赵由副书记升任绥化地委书记不久，和朋友喝完酒，还打了几圈扑克，赵洪彦回自己在绥化的家。走到楼上，有一个人拦住了他，问他是不是赵书记，得到肯定答案后，对方掏出匕首向赵的屁股扎去，“三刀，结果只有一刀真正扎了进去”。这个故事几乎所有的绥化官员都能绘声绘色地向记者描述。有意思的是，赵受伤后，省里组织的巡视组来绥化检查工作，当时巡视组的官员跟记者说，“我们去了后，也听到这种说法。当然，他们也都是吞吞吐吐”。结果这个故事又传到省里。赵洪彦受伤后，接下来的进展，各种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赵甚至还追了凶手，发现对方在道边停了辆松花江小面包车，一溜烟开跑了。另外一种说法是，他打电话报警，警察来后，觉得事端严重，要严查绥化所有的松花江小面包……多种说法又统一成一种结果，“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赵决定不让警察再查下去”。 直到现在，记者到绥化采访，仍然没有找到用刀扎赵洪彦的凶手。谁可能是凶手呢？这是绥化许多人乐意参与竞猜的一个游戏。李英等绥化退休老领导们认为只有两种可能:“赵喜欢跳舞——他的跳舞水平比起我们这些老家伙，很高;但比起年轻人，又一般了——一是跳舞女伴的丈夫或者男朋友，不高兴他，要他收敛些。另外，就可能是收了别人的钱，没有给别人办事。别人气不过，你位置高，奈何不了，就用这种办法吓吓你。” 这起刑事案件发生在1996年，众多的猜疑与分析，导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送钱买官与收钱卖官”，隐性的规则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绥化官员所熟知。从判决书看，赵洪彦收受的第一笔贿赂款开始于1995年12月。李英们说，“（自此）熟悉组织人事运作的赵洪彦开始改变绥化官员升迁的游戏规则”。再后来，黑龙江省组织部部长韩桂芝东窗事发，又有部分专业人士分析组织系统的腐败，源头始于何处，韩桂芝还是赵洪彦？自然这一切疑问目前无法获得准确答案。赵去年被判15年徒刑，他自供转移这些赃款，“每次都是从绥化用个包装着钱带回哈尔滨，交给老伴”。 赵洪彦下派到绥化时，马德回到哈尔滨已经近一年，这是马最消沉的岁月。1991年，马在牡丹江市换届选举上，由副市长的位置落选。熟悉这一程序的官员解释说，差额选举，“有‘硬差’与‘软差’两种。硬差即双方实力差不多，必定有一两位被差额掉;软差则是培养的后备干部，让他先露露面，给大家一些印象，未来再重用。在差额选举中先将其‘差掉’，保证其他人顺利当选。”按这种规则来看马德当年的落选，“明显是硬差”。理由很简单，“马德已经在副市长之位了”。 牡丹江落差，显然又是马德人生一痛。马德后来跟朋友提供的解释是，“当地人欺生”。后来接受调查时，他的解释又多了一条，“我当时就是没送，心想凭自己的能力没问题。”而这条理由成了解释他自己在绥化大肆收钱的基础原因。更现实的麻烦在于，马德在海林县待了六年，家属一直在哈尔滨，直到他当上了牡丹江副市长，才将家属迁了过去，这下又得回哈尔滨重新安家。 马德大学毕业后分到的第一个单位是省公交办，大学同学去看他，他正在为同事剪头，那位被剪头的张大姐不好意思，“我们这里的头都是马德剪的，他还买了一套剃头工具”。看起来马德跟同事关系处得不错，这位同学稍后又发现，调到省政研室的马德，竟然可以自己调动省委车队的小车，随他下去搞调研——“那个年代，车多金贵啊”。马跟同学解释说，“我跟车队队长关系不一般。”和他的那些同学比起来，“他太会来事了”。后来马德被立案后，有报道说，马德自己供述曾向赵洪彦送过钱……按此种种线索推导，他的同学说，“他重回牡丹江，肯定下了本钱找关系。”只是让多数人不理解的是，“他这样回去，不是太显眼了吗？” 再回到牡丹江，他曾经在牡丹江共过事的同事说，“就在这个时候，他那农村人的臭脾气开始养成。”当时主管马德的负责人说，“去到那里，都不跟班子里成员打个招呼。”无论怎么质疑马德重回牡丹江，从结果上看，他的这种选择带来了命运转机，在牡丹江又呆了4年，1996年11月，马德被调到绥化地区，出任行署专员，与已经升任书记的赵洪彦搭班子。绥化的老领导们说，“赵开始的卖官，由马德做到登峰造极”。 马德在绥化最精彩的亮相，是他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的1998年松花江那场大洪水，作为绥化抗洪总指挥的马德跟战士一样扛沙包，多数当地官员，由此建立了对马德的印象。“显然，就他的性格而言，那绝不是做秀。”绥化是黑龙江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地，这里的官员，对马德的亲力亲为，“比如到农民家，就两腿往炕上一盘，跟农民有一搭没一搭地唠，大家本能地觉得亲切”，更近距离接触马德的官员解释说，“他这样做，比赵洪彦那种下乡访贫问苦假装亲切的方式，更容易形成自己的形象”。不过，从一个专员的角色来观察，就是那场洪水，“真正的宏观决策的思路与方法，却是别人提出的”。记者找到当时提出“分段负责，责任承包，总指挥坐镇中心段”的李广福，这位现为绥化市人大主任的官员，即使在马德已经被审理的时刻，仍然没有去回顾当年抗洪谁更有贡献，在电话里，他只是一声声叹惜，“马德与王慎义倒是配合默契，你卖官，我卖工程。绥化的干部队伍全让他们给搅坏了”。 专员时代的马德，在绥化官员的记忆里只有那次洪水。虽然马德的“大哥”脾性那个时候已经显现，“无论怎样说，赵洪彦在这里也有了4年的基础，况且他还是从组织部下来的干部，马德再怎么强势，还得在大的方面按赵洪彦的意思办事。”对于这一任班子，赵洪彦与马德的配合，绥化官员倒没有太多异议，问题在于，“赵制定的‘卖官规则’，几乎原封不动地转移到马德时代。”2000年，绥化撤地设市，马德就任第一任市委书记，与从双鸭山市调来的市长王慎义搭班子。“两个人在性格上，完全相反”，冲突的结果，那位省巡视组官员分析说，“开始是权力之争，后来演化为利益之争，官职与工程，都是他们手中用来交换金钱的资源了。”深谙权力系统游戏规则的人士，跟记者分析说，“书记与市长，其实很简单，市长不要想去跟书记做兄弟，他们就是父子关系”。很不幸的是，王慎义并不这么想，虽然马德与王慎义仅仅共事两年，两人的冲突，已经成为绥化权力系统最日常的话题，“这种局面，出事是早晚的事情”。 最喜欢穿西装打领带的王慎义，能说会道。传说他“钱包里的钱都要按头尾整整齐齐对好”，他的朋友在证实这一传说同时解释说，“这说明他有条理”。王从省体改办出来，到延寿县做县委书记，然后到双鸭山市做副书记。王是家里的长子，父母去世早，更接近他的人士说，“当年王的家庭条件不好，他的几个妹妹也都是他拉扯大的。”王慎义庭审时，他的妹妹们都等在庭外，其中一个妹妹跟向我们描述王慎义的人士回忆说，“他要处理他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事情，一定会在事前找书找材料看，充分准备。”“三讲”时期，黑龙江省也曾向下面派出过巡视组，“双鸭山市最主要的负责人自己很清廉，对下面的人要求也很严，不时提醒。所以，也没察觉王慎义有什么大问题。”这次巡视，有意味的发现是，“这位要求很严的负责人，却在‘三讲’总结里，得票不高。这也真是一个矛盾。”巡视组成员对王慎义最直接的印象，“个性太强”——这种个性，在绥化的部分官员看来，其表现就是“把别的副市长的权力全部拿过来自己用”。当然，王慎义拿不走马德的用人权。马王最直接也最表面的冲突——绥化市的大会，“有条有理的王慎义，与拿着稿件，最多只念小标题的马德形成鲜明对比。”马德抗洪所赢回的那点声望，看起来要被这个穿西装的家伙取代。 下面具体办事的官员在这种结构里很麻烦，“如果我们的活动请了王慎义，马德就不来，马德不来，谁还敢来啊！”具体分析把书记之位作为获益关口的马德，相关人士解释说，“现在有了王慎义这个‘外力’压迫，马德更会在意你是不是他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团队的人呢？以马德的作为看，你送钱，我收钱办事。出了问题，我们两个人都逃不掉。这样彼此形成了生存紧密相关的现实，你才是我的人，我才是你的大哥，可以罩着你。”马德逻辑，果真如此简单？很多不屑马德而又了解他的黑龙江省官员的解释，“的确如此”。有此背景，比较赵洪彦与马德两任书记，绥化最流行的说法是，“马德收钱就办事（给官），而赵洪彦收钱却不一定办。”其实，记者深入调查，马德未必如官场所言“收钱就办事”。他的个性如他的同事所言，“山大王”，如果他看不上你，你还穿西装打领带，“钱照收，事也不办”。 官员升迁的决定权，王慎义显然难以染指，但他手里有工程。有一个传说，说马德与王慎义为了争夺人行道彩砖工程的“肥肉”，达成“君子协议”:以绥化的中直路为界，东城归马德的人承建，西城归王慎义的人承建，用行政手段往下摊派，承建人员铺完彩砖后按标准统一收费……熟知内情的人士对此很觉可笑，“马德与王慎义如何能坐在一道谈判？更何况市政建设中彩砖能赚多少钱？”这个甚显荒诞的马王冲突，固然并不成立，两人的矛盾，却越传越邪，越传越夸张。 马德与王慎义之间的矛盾，在知情人看来，“绝非外界所传那么公开与直接，再说，王慎义也知道自己斗不过马德。彼此的位置完全不同啊。”双方真正看起来像交手的一次，是绥化的一幢高楼的建设，“当时，市里决定盖一个大宾馆，有了这个意向，王慎义没上常委会就直接拍板什么人承包怎么盖，把工程定了出去，甚至已经准备动工了。马德回来发现后非常生气，把几大班子的人都找来，一大帮人一起去看这个工程，然后马德开会，他没直接说任何和王慎义拍板有关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只盖四星级宾馆不行，要把眼光放远，要做最好的，几十年都不落后的。王慎义就报告了一下这个宾馆的装备设备等，马就说这样不行，我们的投资一定要达到多少多少，对承建这个工程的人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的投资额，马德说如果不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建。结果这个工程项目没弄成，下马了。”就此事例，马德的手段，“绝对是粗中有细，他精着呢！” 后来，为了缓和双方已经很僵的关系，王慎义采取了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向马德送了5万块钱”，马德也收下了。但是，当马德被收监后，王慎义也落水了。其中的蹊跷，“马德并不知道王慎义卖了什么工程，但他知道王慎义跟那些承包商好，他先供出那些承包商，商人也只是为了赚钱，进去了马上就全供了。结果王慎义掉了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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