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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夏、商、周（五帝三代） 今文尚书（由篆文翻译为隶书。复生，28篇，汉景帝时设博士） 古文尚书（篆文，已失传，东晋梅赜献伪现存伪书。汉武帝时期鲁共王发现于孔壁。《孔安国尚书》，未设博士。44篇）。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驳。 《尧典》“禹设九官”，战国末人思想； “玄德”来源于战国末老庄学说； 《禹贡》“九州”至战国初尚无； 《西周书》可信。需结合“时代精神”、“人物精神”。
二、孔子《春秋》（正式第一部历史书），共242年，编年体。 周公“名世者”。《天命论》、《共主论》。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 在乎“大义”，不在乎“字句”。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内中国而外夷狄。” 春秋褒贬，“赵盾弑其君”、“许世子止弑其君”。 “历史亡了，史学又在哪里栽根？”——宾四师。
三、春秋三传（《公羊》、《谷梁》、《左传》） 秦汉尚无“史学”。刘向刘歆父子分为“王官学”和“百家言”。《汉书·艺文志》。 古书多集众而成。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 “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叶梦得 “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朱子 《公羊》武帝时期立博士；《谷梁》宣帝时期立博士。均为今文。 孔子作“一王大法”，“为汉制法”。董仲舒因此被汉武帝采纳（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为日本学者观点）。 《左传》与吴起有很大关系。
四、《左传》（附《国语》、《国策》） 天文学、沿革地理、社会礼俗、政治制度、氏族、朝聘盟会之制（“国际法”）、食货经济、四裔。 成书在战国秦孝公时期。 夏商周三代历法不同。夏历十一月为正月，周历正月为正月，晋国用夏历。秦十月为正月，汉改为夏历。 顾栋髙《春秋大事年表》。 国语，邹鲁多儒家言；齐语只将管仲，法家，为后人伪造；宋商风气；三晋功利法制，多史家纵横家言；楚天文；郑分于楚国；吴分于越。记事部分可靠，记言部分有言不可靠。 战国策，纵横家言，三晋之士。 古人分“记事”、“记言”。 “生命性”言，“机械性”哲学。 史学出于经学，子学出于史学。 《左传》叔孙豹讲“三不朽”，子产讲鬼神。
五、《史记》（中国第一部正史。六艺略、诸子略、辞赋略。附于六艺略春秋门。） 周公政治思想与理论：重文王不重武王，重文治不重武功，重德重于重事。 诗用韵文写的是人心，书用散文写的是人的事。诗易书难。 象形象意象事象声转注假借。可同口语分离。 《说文》同意造字不同。 “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 可见谷梁后起，见公羊而改其辞。 人事：本末、常变，编年体。 列传体，注重人物，人为主，事为副。例颜渊。 “世典周史”，承父遗命。 “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周道衰废，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董仲舒。 “春秋以道义。”——孔子。司马迁自况。 勿“堕先人所言”，“毋忘吾所欲论著。”——司马谈。 礼义在人不在事。 包融记事编年。 一百三十篇，三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 本纪编年如春秋，世家分国，列传自创体例孔孟管晏。八书尚书体例，十表筋节。“体大思精”。 考史、论史、著史，史学三类。 孔子世家、项羽本纪，妙！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庄申韩列传，法来于道。 《史记》是私史，“百家言”非“王官学”。 “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高境界！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属于子学。 “太史公”实为“太史令”，殊荣乃“中书令”。 《报任安书》婉拒任少卿，卫宏有误。
六、《汉书》（中国断代为史第一部） “迁固”、“史汉”并举。 读史都该注重近代史；学历史的定要能写历史。 一百卷，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班彪六十五篇取用部分。 官书，主要内容在昭、宣、元、成、哀、平、王莽。 班昭补八表，马续或许补天文志。 使用刘歆书杂录，“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歆书。” 谷永材料颇多，或为刘歆编录。 “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通志》 有《两都赋》、《通幽赋》载于《文选》。 “司徒掾班彪”，抹去父业。 “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音同“伟”）而不厌。”、“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美，轻仁义，贱守节。”、 “彪知皇命，固迷世纷。”——《后汉书》 华峤、范晔、傅玄贬固，因其不能论史。
七、《后汉书》 因袭史、汉，创《文苑传》，前代只有《儒林传》。 范晔作于南朝宋，未完下狱死。 章怀太子、惠栋作注。 “常谓情志，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旨必见，以文传言则其问不流，然后抽其芬芳，震其金石。”——《狱中与诸甥侄书》
八、《三国志》 晋陈寿著，蜀人。 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一百九十余种现失传古书。 六项：“引诸家论，辨是非。”、“参诸书说，核伪异。”、“传所有事，详委屈。”、“传所无事，补缺佚。”、“传所有人，详生平。”、“传所无人，附同类。” 钟王、管华事迹有遗漏。 尊魏颇惹是非，改“汉”为“蜀”，不得已而为之。 卢弼治《三国志》。
九、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 《汉书·艺文志》无单独“史学”，包含在“经学"内。 《隋书·经籍志》，经、史分开，开始按经、史、子、集分类。 史部，除正史外，还分为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薄录）。史书占到了近七分之一。 时代与学术相互发生影响。看《唐书·艺文志》，发现隋水平高于唐。史学在东汉至隋、两宋最盛。 两汉经学“通经致用”。例如太史公费引董仲舒言。 汉书下半部自刘向生到刘歆、王莽死，汉朝人的议论作为，都是根据经书。 清儒自诩“沉钩”、“稽古”，所得是“死经书”，汉人所学才是“活经书”。 学术具有“时代性”。一路下来就有“历史性”。 百家之言出于王官之学。诗赋从战国游士的策里变来（章学诚观点）。 文学东汉后由经学变来。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前四史中中国史学已完成。
十、《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 “杂传”中的《高僧传》，《隋书》记载为僧佑著，实为南朝梁慧皎著。共十四卷，记在了四百五十三年中二百五十七位高僧，分十类。另有《传灯录》记载禅宗言行。 在宗教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历史观点，“中国化”。
“地理”中，汉桑钦《水经》，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以睡到交通为主。清戴东原、赵东潜先后校注，使得经、注分开。 戴东原并非根据《永乐大典》，或抄袭赵东潜，弟子段玉裁作辩。引用大量竹书纪年原始资料。 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全祖望注靠不住。
“子部”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孝标作注，用正史外一百六十六家书。 “以峻之才智，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络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刘知几《史通》，有偏见。 书表现时代特性“清谈”。 《史记·货殖》、《史记·游侠》、《后汉书·独行传》皆为此类。 “没有学问，材料只是材料；有了学文，材料不只是材料。”——钱穆 “化腐朽为神奇”——庄子。
十一、刘知几《史通》 唐代，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 与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南朝齐刘勰《文心雕龙》 并称。 记载史情应具史意。《史通》论史笔、史法，未接触史学。 “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刘知几 分内外两篇。内篇第一“六家”，《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第二篇“二体”，分为编年（《左传》）、列传（《史记》），可见对批评史书体裁很有见解。 推崇《左传》、《汉书》。“工于诃古。” “薄尧舜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诃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标榜，讥诃圣贤。” 外篇，第一“疑古”，第二“惑经”。 “倘汉、魏、晋、宋之帝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生于中叶，史官易地而书，各叙其事，校其得失，固未易定。”极刻薄极肤浅的虚无主义。 “惑经”中，“春秋之义所未喻者七”、“五虚美”，可见作者只通史学，不通经学。 东汉以下直到唐初，外观上可能史学很盛，内力精神方面，史学实已衰了。
十二、杜佑《通典》 时代之变是自然的，学术之变，不专是追随时代，而要能创新时代。 魏晋南北朝，学术只是在随着时代变。 《史通》不仅不能创，它仅是代表一个衰世的史学，只能在枝节问题上零零碎碎作批评。 “三通”：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通典》是“政书”，专讲政治制度。 “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我其为东周乎！”可见孔子政治观念之伟大。 从汉末直至南北朝，无一代的“一王新法”、“一王大法”。汉经生之“通经致用”，以下只是因陋就简，走下坡路。 唐“租庸调制”、“府兵制”因袭北周；衣服器物、朝廷礼仪采诸南朝。 学史学，要“通古今”、“通彼此”。 “有亡国，有亡天下”——顾炎武。“天下”即道统。 制度史就是中国的通史。“学历史不讲政治制度，历史也将无可讲。” 杜佑历德宗顺宗宪宗，《通典》约于其早年作于宫怨801年左右，成书费时三十六年，为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臣识昧经纶，学惭博究。” 德宗诏曰：“博文疆学，知历代沿革之谊。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 中国从汉代起已该称为“士人政府”，不是“封建社会”。《选举志》中包括了考试、教育。 中国不讨论主权何属，却称职责系何。 “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官职设然后兴礼乐。”乾隆年间再版序中称：从食货开始，就是“先养而后教”，下面是“先礼而后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都有条理。 中国政治是“礼制主义”的，西方是“法治主义”。 “五礼”中特别的贡献在讲凶礼中的丧礼，其中最重要的是服制。维持门第考礼，更重要的是丧礼，尤其是服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经学家雷次宗、大和尚慧远主要研究丧礼。 唐代人纵在最高的学术思想方面，他们对儒学、经学并不能超过前人，而社会一般人只是信仰佛教；但是他们跑上政治去的人我们还不能一例看轻他们。 要研究唐代史，还要从历史的背后寻找这个人。
十三、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 中国学术史上，宋代是一个极盛时期。 不能用一种浅薄的实用主义来批评学术。 时代衰，史学会盛。好像一个人，跑到前面无路，发生了问题，会回过头来看。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后代唯一的一家私人著作。 上法春秋，“褒贬祖春秋，故义例严谨。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史官秉笔之士，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惟欧公慨然自任迁、固。”文章比《史记》，而书中义理又是学孔子《春秋》。 先有官修薛居正《旧五代史》。“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谷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比拟不伦。 欧史只是简洁严正，多所删略，不能说都有错。 义法所在，《旧五代史》根本不能和《新五代史》相比。 清赵翼：“不阅薛史，不知欧公之简严。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寓春秋书法纪传之中，虽史记亦不及。” 薛史正名定义都称“帝”，读欧史才知本末。 “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欧阳修 仕多代者入《杂传》，把握五代史应有的特点。 欧史少篇后论、赞，不苟作。以“呜呼”开头，“比衰世之书也”，将“赞”改为“叹”。
五代刘昫修《旧唐书》。宋仁宗时，命宋祁、欧阳修编写《新唐书》。欧阳修写的志、表最好。 “现在出了一好人，诸位既不懂，也不管。做官人没有好不好，教书先生也没有好不好。所谓乱世，就先乱在我们的心上。”——钱穆 添《兵志》、《选举志》，添表，《宰相世系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每志前写一篇很大的文章。 《礼乐志》前“由三代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以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祖宗究是哪样？我们这个现代又是哪样？诸位学史学，先应与此有所知，千万不要无知凭空骂。 先学明末清初，再学宋人，往上直学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
十四、司马光《资治通鉴》 编年体自《史记》后地位较在纪传体史书之下。汉荀悦《汉纪》、南朝袁宏《后汉纪》。 司马迁、司马光并称“两司马”。 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共两百九十四卷，实际上上接《左传》，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学《史记》的表。考异三十卷，下考据工夫来定得失。 于宋仁宗时奉诏编辑，八卷名《通志》。宋神宗时编成，赐名《资治通鉴》。刘攽编写两汉，刘恕编写三国至隋唐，范祖禹编写五代。刘攽责任大些，预闻另两人部分。前后共用十九年。 除十七史之外，高似孙《史略》举出其还参考了两百二十多家言。 王夫之：“:《通鉴》能于十七史之外，旁搜纤悉,以序治忽,以别贤奸,以参离合,以通原委,盖得之百家之支说者为多。”细看删与添之所以然，总能了解到《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 内容主要在“君臣事迹”，不载文人、隐士、高士，如屈原、鲁仲连、商山四皓、剧孟、严光、姚崇“十事开说”等。“不采俊伟卓异之说。” 特别看重扬雄、荀彧，不载晁错对策，却载董仲舒对策，可见选材有一定意味。 缺点： “正统论”，三国时以曹魏为正统，反孟子“以齐王”，特著“疑孟”书，极端主张尊君，维护大一统政府。 记年号仅以一年中最后一个为准。 辩才与德，未免太看重了德而不看重才。
以周王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开头，可见道义法律屈服于事实势力之下。批评五代冯道，明大义。 读书应有一无所为心理，只求细心欣赏。 唐代无史学，而宋代新史学实是了不得。 十五、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朱子根据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举要补遗》，作《通鉴纲目》，”增损隐括以就”。 纲目便是要“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纲”即如《春秋》之经，“目”则如左氏之传。 朱子仿《春秋》，于纲中寓有褒贬。如《通鉴》以曹魏为正统，朱子以蜀汉为正统，改写“诸葛亮入寇”；从范祖禹“嗣圣几年”，而不用武氏“垂拱、天授”纪年。 如此讲来，我国本非一基督教国家，而用西元纪年，又称“西历”为”公历“。诸公当知，西方历史记录较短，事情亦简单，而中国史从商周春秋战国，直到汉武帝都在西元前，西元纪年是否有些自讨苦吃呢？民国时，有人讲要用”黄帝纪年”、“孔子纪年”，这还比较有意思。 《通鉴纲目》，为朱子后生赵师渊定稿，朱子“未暇观”中间或有靠不住的地方。 袁枢与朱子同时，朱子评《通鉴纪事本末》“错综温公之书，乃国语之流”。袁枢于编年、纪传之外，另创纪事本末体，将事件记录本末，正好可补编年、纪传之缺，伺候便有有《九朝纪事本末》。《四库提要》评“纪传之法，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辩。编年之法，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编年纪传贯通为一，实前古所未见。” 袁枢之前，尚有宋人《三朝北盟汇编》，亦近纪事本末体。此后经章学诚《文史通义》倡导、《四库提要》之推崇，而纪事本末体大盛。 西洋史书亦为纪事本末体，当今讲到史书，诸公当仅有一纪事本末体，所以我国之历史，至《清史》便要告一段落了。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除创一纪事本末体，其记事并不可取。只见“三家分晋”、“秦并六国”，一头一尾，而战国史却略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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