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阅读札记（一）

在劳继雄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中所著录的四万三千余古近代书画中，有些我曾亲眼鉴赏过，有些见于近年出版的图录中，而更多的则是闻其名而未见其图。在该书所记录的“七人鉴定小组”有些书画鉴定（目鉴）结论中，其实应该是可以商榷和研讨的。鉴定前辈们在书画方面的广博学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或后无来者，而晚学后人所能做的唯有尽可能的“精深”。我从中选择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作品，做简单的阅读札记，并准备在春节长假前后陆续完成。

第一册（北京地区）

北京故宫博物院（代管文物）

1、[明]石锐《山店春晴图卷》（绢本青绿。真迹）。丰坊题引首（假）。卷后钤有石锐二印：“钱塘”（白）和“石氏以明”（朱）。卷后有张绅、李祁、朱芾跋系伪。

    君超按：石锐是宣德年间院体画家，与谢环、李在、倪端等人同为待诏。工金碧山水、界画楼台和人物。但今存世作品仅有四件。《山店春晴图卷》应是“文革”时抄家之物，后发还而流入拍卖市场，初现于北京翰海拍卖公司。而我在2002年上海敬华拍卖公司秋拍预展时曾有缘上手鉴赏过。非常精彩，青绿设色，古润明艳，至今难忘，真平生眼福。引首有明代著名书法家丰坊篆书“燕文贵山店春晴图”八大字，似非伪迹；卷后张、李、朱三人（皆洪武、永乐年间人）题诗是从他卷移来，实乃狡商猾贾移花接木之伎俩。丰氏是书法家，非鉴定家，故其引首题字亦是依卷后三人题跋而写。图上无石锐署款。此图卷曾为丰坊收藏，入清后为著名收藏家耿会侯（信公）收藏。今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石锐《探花图卷》（绢本设色。32.7x122公分），上有署款：“钱塘石锐为顾先生写”，钤“石锐”、“钱塘世家”和“锦衣镇抚”三印。此图被认为是石锐的“标准件”。

                                                                                     石锐《山店春晴图卷》局部

2、[清]石涛《群芳争艳图卷》（绫本设色。伪迹）。劳继雄按：清代扬州所造旧假，陈半丁收藏。

君超按：陈半丁是现代画家中学石涛功力甚深的一位。其收藏石涛画颇多，奈何竟连“扬州片子”也分辨不出？真不可思议。故其被张大千赝制的石涛所骗，当非讹传。以我的私见，在当代国内书画家中，唐云先生对石涛和八大的鉴定“眼力”，应该在黄宾虹、陈半丁等人之上。  

3、[清]李鱓《花鸟图册》（绫本设色。真迹）。劳继雄按：“此册一打开，大多数先生都说假，大有宣判死刑之势。谢稚柳一直看到后面，赫然有‘雍正’年款，时年四十四岁，才最后一致确定此册为真，较早年之作，此册底子较黑，画笔自然。可见鉴定书画并非易事，更不能一见就下断语。”

君超按：一个书画家早、中、晚期笔墨风格有迥然不同者。又册页绝不可仅见一二页就下真伪断语，极有可能其中有假有真。  

 

北京文物局藏品

     4、[明]吕纪《仙鹤图轴》（绢本设色。不同意见）。署“武英殿直锦衣指挥”。徐邦达：不够吕纪。谢稚柳：都是做的。刘九庵；可能是早一点的作品，因为每个画家的作品有一个发展过程。 劳继雄按：款不是后添。

     君超按：即使是款署“武英殿直锦衣指挥”，也应该写为“直武英殿锦衣指挥”。吕纪曾为“待诏武英殿”，而非所谓的“武英殿锦衣指挥”。在史料中，关于吕纪的官衔称谓极乱，另还有“明光殿”、“仁智殿”锦衣指挥等。

 

     中国文物商店总店藏品

5、[明]莫是龙《书画合卷》（纸本设色。真迹）。署“辛末（1571）午月”。劳继雄按：“此卷款署‘莫士龙’，即莫是龙。应为其较早年之名。”

君超按：张连、郑威著《莫是龙年谱》（《朵云》丛刊26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中说：“据上海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图录》卷一第一三Ｏ页上刊登《莫是龙书画卷》中签款为‘莫士龙云卿甫’。以‘是’换成‘士’，而此卷作于辛未（1571），是莫氏三十五岁时的作品。”今知文中“上海博物馆所藏”应是“中国文物商店总店所藏”之误。而上海博物馆所藏莫是龙《书画卷》，署“隆庆元年（1567）”，亦非署名“莫士龙”。见本《实录》第四册1220页。

    6、[清]破门《行草六言联》（纸本。资料）。君超按：僧破门，又名法智，号石浪、南岳七十二老人，湖南衡阳人。明亡出家，习书作画，尤擅草书，风格近怀素，传世作品极稀。见清初刘献庭《广阳杂记》。

 

首都博物馆藏品

    7、[清]王时敏《南山图轴》（绢本设色。真迹）。署款“癸亥（天启三年，1623年，32岁）六月大师相岵翁老相伯”。徐邦达：此是代笔，款是真的，王时敏时年三十二岁，这么早就请人代笔是绝无仅有的，没有第二个例子，王翚就没有这个资格，是松江画。谢稚柳、启功、杨仁恺等：不同意。

劳继雄按：此画是为岵翁祝寿之作，岵翁为大司马，王时敏岂能请人代作。另，天启三年王时敏在北京为尚宝司丞，又有谁能代他的笔？陈继儒诗堂，真。此画曾在启功家里挂好多年。

君超按：在“七人鉴定小组”中，徐邦达是在鉴定中对“代笔”提出最多之人。难怪他在一幅金农《梅花图轴》（绢本墨色。真迹）又说“是代笔画，太俊俏”时，谢稚柳就说：“你被代笔搞得人魂颠倒了。”徐先生临摹古书画的功底实属一流，故我怀疑他当年是否也曾为其师吴湖帆“代笔”过。

 

北京文物商店藏品

    8、[清]袁江《梅花三羊图轴》（纸本设色。真迹）。有图片。君超按：袁耀、袁江均以画工笔山水楼阁界画而著名，不想竟有如此小写意风格之画。梅花树下，一黑羊，一白羊，一小羊羔。意寓“三羊开泰”。如果不是看见此图和“七人鉴定小组”的鉴定结论，而是在其他场合鉴阅袁江的此类作品，真的难以置信是真迹。

 

中央美术学院藏品

9、[明]吴焯《江村扁舟图轴》（纸本设色。真迹）。有图片。署：“崇祯庚辰（十三年，1640）冬日写。”劳继雄按：此人比龚贤要早，属金陵一派。

    君超按：吴焯之名见徐沁《明画录》卷五：“吴焯字启明，华亭人。工山水。”检阅其他画史资料和地方志，亦有吴氏擅长铁线描法画佛像、人物的零星记载。但传世作品极稀。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有其一幅工笔设色人物画《河东夫人像》，是为柳如是所写小像。我深疑非真迹。可参阅拙文《柳如是小像别记》。

吴焯《河东夫人像》

     10、[清]朱鹤年《唐寅像轴》（纸本墨色。资料）。署“嘉庆七年壬辰（1802）”。

     君超按：此图曾经刊登在《朵云》丛刊总第四十四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内。图上方有朱鹤年（字野云，1760-1834）长跋。唐寅坐一湖石之上，脚穿一双红色鞋。脸部与双手浅绛设色。署“嘉庆七年壬辰之秋寓京师宣南，仿摹第二本竞，题此志嘅。野云朱鹤年。”下钤“野云”（朱）和“朱鹤年印”（白）。图右下角有“半丁审定”（白）和“山阴陈年藏”（白）两印，是陈半丁旧藏。此图应是真迹无疑，不知“七人鉴定小组”为何定为“资料”？

                                                                                  朱鹤年《唐寅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11、[清]弘仁《黄山图册（六十开）》八册（纸本设色。真迹）。谢稚柳：是真的，但是渐江作品中最差的，它有萧云从的派头，高居翰也有说得对的地方，与江注相比也有相同之处，但气格绝对不同。徐邦达说是变体，也不对。这类画本来就是渐江的风格，他学倪也有学黄的形体，为何这样坏，看来是纸的关系。高居翰目的也是研究，不可能突然袭击，为了其他目的，关键他看不懂画的本身，只是抓到一些外形，至于设色问题不是主要的。劳继雄按：高居翰是美国研究中国画的学者，著述颇多，但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往往偏差颇大。

君超按：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举行的纪念渐江（弘仁）大师逝世320周年研讨会上，高居翰作了《论弘仁〈黄山图册〉的归属》的发言。高氏认为《黄山图册》不是弘仁的作品，而是清初著名画家萧云从的作品。此发言后来翻译为中文，发表在《朵云》丛刊第九期上（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我研究弘仁多年，也读过高居翰此篇文章，他的论述应该也有一定的道理。《黄山图册》是弘仁的一套著名作品，但在用笔和设色上显得较“湿”和“化”，因此与弘仁以往的风格稍微有异。故谢稚柳说是“纸的关系”，应是慧眼独见。

 

第二册（北京地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1、[明]徐弘泽《山水图轴》（纸本设色。真迹）。署：“天启乙丑（五年，1625）三月作于白苧草堂之远阁。竹浪老人时年七十有五。”  

     君超按：近五六年在拍卖市场中，我仅见徐弘泽（又作徐宏泽）画作一幅，是画庭院水榭之景，纸本设色。然真赝难鉴。徐氏是晚明嘉兴的书画家和诗人，与同邑著名书画家、鉴藏家李日华是好友，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二云：“徐润卿名宏泽，幼业制举，恂恂儒生。既而厌弃之，日摹法帖，吟陶、杜诗，间写竹石，骎骎入梅道人之室。遇得意，不论疏密贵贱，减与挥运。[中略]独喜时时过余，索所藏名迹，展玩评赏无间也。识者定其书画二估在姚云东上。”姚云东即明成化年间著名书画家姚绶。但李日华在文章里只记徐弘泽“间写竹石”，而在清初徐沁的《明画录》中说他擅山水。笔墨风格近沈周。

 

2、[清]邹之麟《仿黄公望富春图卷》（纸本墨色。真迹）。署：“辛卯（顺治八年，1651）中秋前三日。”

     君超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无用师本）后有邹之麟行书长跋。恽寿平《南田画跋》中记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有邹之麟（衣白）拓本，即摹本。有人认为邹氏此“拓本”为“火前本”，即原来的全本。而《富春山居图卷》在顺治七年时造火焚而一分为二。然故宫此卷邹之麟的《仿富春山居图卷》，不知是否就是《南田画跋》中所记的“拓本”？如果是的话，则邹氏顺治八年的摹本即不是“火前本”，而是“火后本”，即非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无用师本）的“全本”。邹之麟在《仿黄公望富春图卷》自题中有一段云：“顷友人持来，展玩不忍释手，因临成副本以志云耳。”近有研究者认为邹氏此图卷是“好事者托名‘补绘’之作”。见楼秋华著《〈富春山居图〉真伪》一书第7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3、[明]董其昌《云起楼图卷》（纸本。真迹）。署：“辛亥（万历三十九年，1611）穀日。”“吴光禄”上款。董其昌引首。顾起元、朱之蕃、温体仁、焦竑等题。

君超按：晚明宜兴人吴正志，字之矩，号澈如。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同榜者有董其昌、高攀龙、焦竑、王肯堂、朱国桢、郝敬、陶望龄、黄辉等人，皆天下一时俊彦。先后官至刑部主事、光禄寺卿等，故时人称其为“吴光禄”。与董其昌交谊尤深。富收藏，董氏曾将自藏的传为米芾所作山水图赠送给吴正志。因该图上有宋徽宗题“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八字，故董氏在图边绫上题“云起楼图”四大字，吴因颜斋额曰“云起楼”，并请董氏画卷、轴、团扇三件《云起楼图》，此卷不知是否是其中之一？后董其昌又将自己珍藏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无用师本）以千金质押给吴正志。同年董其昌还为吴正志画有《荆溪招隐图卷》（28.5x127公分），欲招被罢官的吴正志重新“出山”，但为吴氏婉拒。此图卷今为美国翁万戈先生收藏，原为香港陈仁涛旧藏。

此处我有一疑点：《荆溪招隐图卷》署“辛亥人日”，即正月初七。《云起楼图卷》署“辛亥穀日”，即正月初八。时年董其昌五十七岁，但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是否有可能每天完成一幅长卷？《荆溪招隐图卷》是真迹无疑。但我对《云起楼图卷》是否为董其昌的真迹，颇有“存疑”。

                                                          董其昌《荆溪招隐图卷》局部    美国翁万戈收藏

4、[明]陈洪绶、华喦《西园雅集图卷》（绢本设色。真迹）。劳继雄按：此图是陈洪绶未竞之作，华喦补完。

     君超按：在2008年上海博物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南陈北崔——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陈洪绶、崔子忠书画展》中，我曾经鉴赏过《西园雅集图卷》（41.6x431.5公分），陈洪绶仅完成图卷的四分之一，在陈逝世后七十年由华喦补完。华喦在补画时尽力配合陈洪绶的原有笔墨风格，只是在人物造型上稍有自己的面目而已。我曾反复观赏此图卷，淡设色而略似白描之作，叹为名家名迹。此图卷在民国年间曾为袁寒云所藏，卷后有袁氏二跋，详记购藏此图卷的经过。当初画商议值三千金，后来却又反悔，袁寒云只得再加上自藏的一幅元人郭天赐画轴而成交。

 

5、[宋]王居正《纺车图卷》（绡本设色，真迹、精）。有图。

君超按：此图曾著录于《大风堂名迹》第一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9月）。《实录》与《名迹》所刊印的图片均为黑白，起初我以为是否是“双胞胎”？我再仔细比对两图的鉴藏印，大多模糊不清，但两图在左上角均有朱文方印“敌国之富”，此是方介堪为张大千所刻的鉴藏印。因而确定北京故宫所藏此图卷应该就是张大千的旧藏。我因此又意外发现了一幅张大千卖给大陆文物部门的“名迹”。

此图后有张大千题跋云：“居正此图俨然唐画风格，与顾闳中夜宴图可方驾也。历见书画舫、珊瑚网、式古堂诸家著录，清末归归安陆心源。子昂二跋已失。虽然椟亡珠存，不无遗憾，终不失为瑰宝也。大千居士爰。”但在本《实录》第1170页上，还有一件王居正的《纺车图卷》（绢本设色。真迹），无图。难道是“双胞胎”？所以我怀疑此图非真迹。大风堂旧藏《纺车图卷》著录在本《实录》第924页。

                                                       宋代王居正《纺车图卷》  大风堂旧藏

6、[明]陶成《云中赠别图卷》（纸本墨色。真迹）。署：“成化二十二年丙午（1486）夏五月。”溥儒引首。张爰题绫边。叶恭绰跋。

     君超按：此图卷刊印于《大风堂名迹》第四集中。图卷未有张大千四方鉴藏印：不负古人告今人、别时容易、球图宝骨肉情、大风堂珍玩。怪不得《大风堂名迹》中有许多藏品均下落不明，原来是后来被大陆文物部门秘密购藏。但这些藏品究竟是张大千所卖，还是其他藏家购得之后再转卖，现在不得其详。而我稍倾向于后者。因为在《大风堂名迹》中有一幅宋徽宗《祥龙石图卷》，张大千后来将它卖给了陈仁涛，而陈仁涛又将它再转卖给了大陆文物部门，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著录于本《实录》的第1166页。

 

   7、[元]王渊《墨牡丹图卷》（纸本墨色。真迹、精）。印章款。李升后记：“至正丁亥（七年，1347）春正月。”王务道、赵希孔、黄伯成等题。

   君超按：此图无名款，仅有白文方印“王若水印”。卷后有元代画家李升小楷《牡丹赋》题跋，署：“至正丁亥春正月廿有二日濠梁李升书于管氏之问学斋。”王务道、赵希孔、黄伯成三人题诗在图右边。在牡丹的正下端有白文方印“管氏家藏”。此图又见《大风堂名迹》第四集中，但李升小楷《牡丹赋》却印在图的上方，故变成了立轴的形式。但此图仅凭“王若水印”，就将此有小写意风格的《墨牡丹图卷》定为“真迹、精”，我甚表“存疑”。在李、王、赵、黄四人题跋中，无一字言及此图是王渊的作品。

                                                                          王渊《墨牡丹图卷》  大风堂旧藏

   8、[明]沈周《富春山图卷》（纸本设色。真迹、精）。署：“成化丁未（二十三年，1487）中秋日。”许（应是徐）世昌引首。姚绶、董其昌、吴宽、文彭、周天球、谢凇洲等题。

君超按：沈周曾经收藏过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无用师本），并在卷后有长跋。沈周在仿《富春山图卷》的题跋中有云：“此卷尝为余所藏，因请题于人，遂为其子干没。其子后不能有，出以售人，余贫又不能为直以复之，徒系于思耳。即其思之不忘，乃以意貌之，物远失真，临纸惘然。成化丁未中秋日，长洲沈周识。”其实沈周仿《富春山图卷》是“追仿”本或“背临本”，故其图像并非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火前本”的原貌。多年来一直有人在研究，沈周当初究竟是请谁作题跋？又是谁的儿子将他珍藏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无用师本）“干没”了？因“无用师本”上原有李应祯的题跋，后亡佚不存，而其他人的题跋皆在，故我怀疑极有可能是李应祯之子将此图卷“干没”。李应祯是祝枝山的岳丈。沈周仿《富春山图卷》，复经王时敏、谢凇洲、宋荦等人递藏，民国初期归北京收藏家汪士元收藏，后转入“大总统”徐世昌手中。1973年暂归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代管），后复归原主。1996年春季由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定向拍卖，再归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此图卷高36.8公分，长855公分，其长度在沈周传世手卷中大约排名第三。（2011/1/25-28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