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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的图书馆长八十多岁了，老年人看淡，他不想干了，要离馆出走。 这位馆长是位恍恍惚惚的人物。“恍惚”者，不清楚之谓也，其人的许多方面确实“不清楚”，就连名字都让人叫不准：可以叫老聃，又可以叫李耳。今人对“李耳”听着顺耳，好像应该尊称为李馆长、李先生、李老，可考据的结果却是应当叫老聃，姓老，名聃，老聃才是大名，“李耳”只是小名。他出生后爹妈盼望他将来能像老虎一样勇猛，而当地人把老虎称为“狸儿”，便唤他为“狸儿”，相当于如今给儿子起个小名叫“狗剩子”一样。后来“狸儿”长成了大学问家，小名也跟着升格，“狸儿”就成了“李耳”。 这样说来，老聃、老馆长，才是正儿八经的尊称。根据人们对春秋战国时期大学问家的评价“规矩”：既然孔丘可以叫孔子，孟轲可以叫孟子，老聃当然也就叫老子了。 老子的经历以及他的心路历程更是“恍兮惚兮”。他的父亲老佐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杰出将领，给他儿子起名叫老虎，足见是要儿子像他一样也是一员虎将。可是儿子长大之后，不喜舞枪弄棒，却爱苦读经书，读啥书呢？读“周礼”的书，他怀着要“拯救人类”的崇高目标，想要用“周礼”的大道理来匡正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 那时，同样想要这么整的还有孔子等人。但是，在“这么整”行不通时，孔子矢志不改，很执着地“明知不可而为之”；而老子则深层次地启动了哲思的脉络，进入到了既然不可，则“无为”的境界。 当老子还在痴迷于“周礼”的时候，能够到周王朝的首都洛阳去攻读“周礼”的馆藏典籍是他的梦想。后来，他真的去了那里，并得到了周天子的赏识，被委任为“守藏史”，即周王朝的图书馆兼档案馆的馆长。他如饥似渴地苦读着，可他越是读懂了“周礼”的要义，越是感到这套冠冕堂皇的教条没啥用，然后，又举一反三地领悟到凡是要引导人们有所作为的说教都是有害而无用的。 老子用大半辈子的时光想通了这个道理之后，再看那些权威的“周礼”典籍，便都失去光环，没啥意思了。没啥意思还在这儿呆着干啥呢？走人吧，到个僻静的地方把“无为”的观念好好捋一捋吧。就这样，老馆长离馆出走了。 他不是骑马走的。老子要是骑一匹快马，披一袭斗篷，背上一把青龙剑，头上一个遮脸斗笠，那就不是学坛大师，而是武林大侠了。 他是骑牛走的。牛这畜牲甚合老子的心意，虽然走得慢，但内力充沛，长劲十足，稳稳当当地坐在牛背上，吟诗也行，深思也可，而且还不招风、不张扬，与老子当时的心态简直太合意了。于是，老子就骑着青牛，出了洛阳，慢悠悠地向西北的函谷关而去。 老子想不显山、不露水地搞西行漫记，却还是暴露了目标。因为古代的名人都有异质，出生的时候都会满屋红光，行走的时候也必有紫气环绕。话说这一天函谷关的边防司令尹喜将军正在城楼上观风景，忽见一团紫气在向关口移动，他马上意识到：有大人物要来莅临指导了。 尹喜是一个有文化的武将，而且早年与老子交情甚好，见是老子驾临，当然是“不亦乐乎”。这么大的学问家来了，怎么地也得给大伙儿讲一课呀，于是，边防部队排长以上干部和十里八村有文化的父老乡亲都来听老子讲学。 老子讲课的教学效果如何呢？说法上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如颂扬的演义史书上所说，老子的高深讲授把听众迷得如醉如痴，官衙大厅的过道上都站满了听课之人。老子刚一讲罢，大厅里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人们纷纷涌上讲台，要老子签名留念…… 但是，在当时动乱的社会背景下，老子以恍恍惚惚的心态，讲授一套恍恍惚惚的理论，却能把大伙儿忽悠到如此份上，这是很让人怀疑的。很有可能是另一种版本所描述的情况。 另一种情况的教学效果大文豪鲁迅有过形容，并写了一篇故事新编，名叫《出关》，描写得相当生动：本来讲课前大伙儿都“屏住呼吸，侧着耳朵听”；但老子讲了一阵，大伙儿就“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一个签手打了个大哈欠，书记先生竟打起瞌睡来”；接着，越来越听不懂，“为面子起见，人们只好熬着，但后来总不免七倒八歪斜，个人想着自己的事”；等到老子讲完时，听者都“恰如遇到大赦的一样”。 这样的形容不是糟蹋大学问家，因为老子自己也认为出现如此的教学效果很正常。老子咋会这么认为呢？道理以后再讲。 虽然教学效果可能大不一样，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会是相同的：向老子索要授课讲义。如果是听得入迷的话，会是要来讲义想深入钻研；如果是没听明白的话，会是要来讲义想好好学学看能不能整明白。 这让老子很为难。他的讲课就是那么随想随说的，并没有什么讲义，当然也就给不出什么讲义。咋办呢？老子就和尹喜坦言实际情况，说你就给我签证放行算了。 但是尹喜将军不干。这个有文化慧根的人好像在老子的讲课中听出了点门道，他不能让老子就这么走了。既然都是朋友，他也就不客气了：没有讲义，那你就在这儿写出来吧，啥时候写出来啥时候你再走。 老子先是挺生气，继而一想这办法也不错，反正出了函谷关也是浪迹天涯，不就是想把自己的思路好好捋一捋吗？在哪不是捋呢？写就写吧。于是就让尹喜腾出一间屋，备好空白的竹简的笔，他要著述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伟大时刻的开始。 可老子静下心来要写东西的时候，却又恍恍惚惚的了，他发现很难写出来。既然领悟出来的东西要向人们宣讲，意思就是要人们照着指出的道路去走，那么，这个东西可以统称为“道”，但问题是这个“道”是什么样呢？一想到这就恍恍惚惚的：好像有形态，却无从把握；好像有精要，却无从琢磨；是个东西，又好像不是个东西。 这么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在脑子里面飘来荡去的可以，可要把它写出来、表述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老子试着写了几句，觉得都名不副实、词不达意。“恍兮惚兮”的“道”肯定存在着，却就是说不明道不白。 夜深了，边塞的夜空繁星点点，一颗流星倏地从天际滑落。老子睿智的脑海里突然灵光一现：为什么我一“得道”，本来聪明的头脑就变得恍恍惚惚的了呢？很有可能这所谓的“道”，本身就是“恍兮惚兮”的东西。你要把它写出来，思维的习惯上就得把它整得清清楚楚的，可一清楚，就不“恍惚”了，而不“恍惚”，就不是真正的“道”了。也就是说，如果把“道”给道述出来，那这“道”就不是永恒的、根本的、正儿八经的“道”了；你把这“道”给命了个名，那这名也不是永恒的、根本的、正儿八经的名了。 思路一通，一通百通，老子随之就想好了写法。咋写呢？就把“道”的这个“恍惚”的劲儿给写出来吧。于是，桌案上空白的竹签上就出现了这样一行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一部旷世奇作就这样展开了它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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