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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分析与技术分析关系的理解：技术分析其理论基础来源三大假设：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价格沿趋势移动；历史会重演。基于这三条假设，技术分析根据实际交易信息，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指标、形态分析。这三大假设也经历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被市场广泛认可。 然而细细咀嚼，我们发现三大假设均来自人类行为的规律总结。 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技术分析认为，任何可能影响股票、期货市场价格的因素——基础的、政治的、心理的或其他——实际上都反映在其价格之中，而价格变化必定反映供求关系。因此只要把握价格变化，自然能掌控一切变化。根据量价得到的图标工具之所以起作用，也源于此，它们真实的描述了市场参与者的行为。 人类行为在股市上的体现，有对过去的信息理解、目前的情绪，未来的预期，这一切都将通过价格表现出来。每个人的行为在市场上合力作用，就形成了价格走势。也就是市场价格信息包含一切指的就是人类行为合力作用，包含一切。因此该假设作为技术分析的基石，其正确性是建立在对人类行为合力作用的总结上。 价格沿趋势移动。市场存在趋势，趋势有自身的动能和惯性，只有走到尽头，即能量消耗干净，趋势才会转变，根据图表寻找趋势所处阶段自然成为技术分析的要点。事实上，大多数技术分析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寻找趋势'早期形态'，从而顺势交易，这是技术分析最根本、最核心的因素。 我们知道，在世界各个人类涉足的物质非物质领域，人类行为存在普遍共性选择和偶然的随机性选择。共性选择，是指公认可的道理、方向、规律等，是行为选择最核心、最根本部分，羊群效应也无外乎与此。它也叫行为趋同性，普遍存在自然界，并非人类特有的行为。这种趋同性体现在股市上就是价格趋势认同，当某种'力量'让先知先觉的人发现的时候，他们开始提早进入趋势中，而这种'力量'就是市场肯定会普遍认可的方向，当市场逐步认可这个'力量'，趋势完全形成。价格沿趋势移动，即代表人类行为选择有趋同性效用。 历史会重演。该假设源于人类心理因素，逐利心理使得市场交易遵循一定的模式，例如追涨杀跌，由此导致历史重演，也就是过去出现的价格趋势和变动方式，今后会不断出现。图表形态的分析也变得有意义，投资者可以根据过去规律，来预测未来走势。 人类心理和行为密不可分，心理决定行为，行为产生心理，两者无先后之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投资行为具有逐利性，当逐利效应得到实现，信心增强，期望值增加，从而产生进一步的行动，行为变得积极进取；当逐利打算落空，信心受到打击，期望开始减少，直到消失，信心也从动摇到崩溃，投资行为受到抑制，即股市陷入低迷。这两个行为过程周而复始，轮番上演形成股市周期，即历史总会重演。 从以上三个角度，我们发现行为是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的基石。所有的技术分析本质均来源于行为，依靠行为规律，技术分析通过交易数据对行为进行量化，通过各种方式的延伸、衍生，形成复杂、独立的分析工具。 然而，技术分析经过上百年的演进，逐渐的抛弃行为本源，反而只是纯粹的研究数字组合下的规律，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配合行为的量化处理，三大假设本身有隐型前提，即信息得到无障碍传播与理解、行为的理性选择。类似市场有效性，任何信息都会反应在股价上，就是假设了信息无障碍使用和人总是理性的。投资者的理性行为在价值分析那里，得到了无情的批判。同时现代经济学也清晰的证实了，任何时候信息都不可能无障碍传播，股市参与者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永远存在整体和个体的偏差。行为的复杂性远远不是三大假设就能概括的了，根据技术分析预测股市不准确，大多体现在市场的实际行为并非三大假设背后的行为特征。但是技术分析本身来源行为的三大规律，事后解释又总是能自圆其说，这又迷惑了无数投资者。事实上，假如反过来以技术分析作为衡量行为的状态，通过图表形态，总结市场行为特征，而不是生搬硬套技术理论，技术分析的精髓才能完全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利用技术图表进行行为分析，才不会经常成为事后诸葛。 行为分析与价值分析的关系 价值投资起源格雷厄姆，经过巴菲特发扬光大，目前已经成为主要的常规分析方法之一，它致力于寻找价值被低估投资品种。价值分析就是结合宏观中观层面的影响，通过对实体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其价值，寻找低估值品种。 价值分析是现代经济理论在证券投资的运用，它充分发挥了现代分析体系的特点——数量分析，不论是经济环境，还是行业周期，还是公司经营状况，最终都归结到未来收益的判断，同时对预期收益的贴现，得到其价值。目前它已经形成完整、科学的分析体系，包括宏观分析，行业分析，公司分析。具体为，宏观分析包含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行业分析即为行业周期分析，公司分析包括公司基本面分析、公司财务分析、公司估值分析等。 可以看出，价值分析的核心在于预期收益的贴现，这是所有的步骤最后聚焦点。其中预期是关键，未来收益是客观的，但因为环境的而变化使得预期发生变化，从而使价值发生变化。而预期就是市场的心理，也是市场行为的源泉。这样看来，价值分析和行为分析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预期分析。但对预期的使用上，却截然不同。价值分析根据预期，假定未来环境有限变化，从而判断预期收益范围，确定价值。行为分析却是根据预期，寻找预期偏差，根据预期偏差寻找机会。行为分析认为，预期偏差总是存在，就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一样，预期也围绕着客观实际波动，大多时候存在预期偏差。这源于投资者行为大多时候并非理性状态，或者过度悲观，或者过度乐观，因而走势从来都不是按照大部分人的预期进行。 虽然价值分析具有完整的、科学的理论基础，但它同样包含假设。即市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不会总是远离价值，基于此，挖掘价格低于价值的品种最终会有利可图。这会导致对入场时点要求很高，可能需要长期仍受低估现象。 同时最为关键的是价值分析虽然很客观，但落脚点也是在预期，它是通过预期公司收益，来预期价格走势，假如不论是宏观、中观、微观的环境发生变化，使得之前的预期不适用，其原价值判断自然受到质疑。这一点是价值分析最大的死穴，即只能根据已有的政策或者数据进行顺势推理，这往往也陷入了事后解释的循环。比如宏观经济运行并非简单的演进，并非货币紧、经济退，货币松、经济进，同时社会问题复杂、混沌，政策实施也并非一帆风顺，这样导致的实际数据变化很大，自然价值分析受到限制。而巴菲特的成功，一方面他回避复杂问题，聚焦于大宗消费、服务概念，无论社会制度、意识、科技如何变化，这些都不容易改变，这也是他自豪的称，即使格林斯潘密告他美联储政策，他也不需要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 整体上，成熟市场有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意识形态体系，价值分析遇到的问题相对较少，假如再能像巴菲特有所回避，运用起来将比较可靠。但即使如此，类似经济危机，还是对价值分析基础有很大的破坏力。为什么07年估值就可以那么高？为什么08年对业绩增长的预期完全转向，是什么导致预期变化从极度乐观到极度悲观瞬间转换？这些单纯的依靠价值分析将无能为力。过去10年A 股市场以价值分析为基础的公募基金的发展，也可以看出其中的无奈。而中国不论股市制度还是其他制度，都处于急速演变期，价值分析在这样的背景下失去了很多用武之地。 实际上这是现代分析体系的短板，并非投资分析的问题，现代分析体系力求物质数字化。通过对物质、非物质，进行数字描述其量、质、过程、状态等等，然后再通过一定的运算法则，得到结论。可以说，这一过程在各个领域加速了科学的发展，但在数字模拟非物质领域进展不大。比如医学中的西医和中医，西医体系就是对人体存在的物质形成一个量化分析体系，而对人体非物质机理的理解，远远不如中医。对于股市投资，物质领域的分析已经基本被开发完毕，从某种角度，就像西医一样。但股市更是一个意识层面的较量，即使技术、价值分析，其基石或落脚点，也不外乎心理、预期。而这种意识层面的分析，就是行为分析的优势所在。 行为分析并非天外来物，凭空捏造。经济理论早已开始行为分析的探索，典型的有博弈理论。同时行为金融学在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科。索罗斯在股市的翻天覆雨，也让人们更加关注行为在投资分析上的运用。08年金融海啸让盛行价值分析的美国，也开始反思，索罗斯更是抛出，传统的方法已过时，华尔街需要理念转型。对于中国股市，体制问题时刻阻挠各个领域的市场化进程，行为分析有了广阔的舞台，在寻找市场偏差之前，围绕体制改革，展开利益博弈，探求政策与市场的动态均衡，确定客观格局，从而寻找市场偏差。 综合比较说明 行为分析关注两个问题，利益格局和市场预期。假如说技术分析解决了市场预期的量化分析问题，那么价值分析解决了过去利益格局的价值量化评估问题。两者的切入角度均是对现象进行假定，然后量化预测。最大的优势是假如现象反映的是真实路径，预测和实际相近，对投资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最大的缺点就是假如只是表象，并非真实路径，预测偏差较大，甚至完全背离，同时应对变化严重不足，总是事后解释。 回归行为分析进行股票投资，一方面是充分融入传统的方法，考证既定事实下的量化评估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关键所在，就是充分的去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即利益格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利益格局决定真实路径，利益格局决定大方向，利益格局决定不可逆转，认清利益格局才是第一步，随后根据传统方法，进行量化评估，进而实施策略，才是投资分析的正确逻辑。过多的假设，只会使得方法的成功率起伏很大，适用范围缩窄。 对于利益格局，价值分析是如何具体表达的呢？为什么价值分析不能解决未来而是只解决过去的利益格局的价值评估问题？我们说，利益格局小到公司层面，大到宏观政策，只要存在不同利益相关方，利益格局就一定存在，而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此消彼长中，格局也随之变化。也可以说，利益格局就是相关利益方的均衡态势，一个动态的均衡。比如在均衡A到均衡B之前，价值分析主要基于客观数据，推测均衡B态势，但均衡A转化为均衡B并非源于客观数据的作用，客观数据只是均衡A的结果，而并非转化为B的原因，根据A的结果推导转化逻辑，自然出错。 行为分析聚焦于利益格局本身，而非格局形成的数据。专注利益格局变化，说白了就是洞察先机，见人所未见，寻找市场盲点。既定的格局已经被市场所认知，自然不在此列。而洞察利益格局的变化关键在于事件演变中，利益参与方的博弈动态，每次博弈均衡的形成、巩固、成熟、打破过程，无不源于不同利益诉求者的态势变化。 比如索罗斯，正是对利益格局的关注，才使得他从垃圾中挖掘黄金的案例绝非偶然。索罗斯曾与70年代大肆购买电子元器件类股票——当时被主流认定为垃圾股，正是源于索罗斯在中东战争中受到的启发。他看到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军队被前苏联支持的叙利亚等国家的军队击败，其原因是电子对抗手段缺乏，导致火箭系统无法抗衡。之后，索罗斯深入了解，得知现代武器系统将会越来越电子化，这种情况下，国防部必将很快重视电子生产行业，高科技的电子产品将会走俏。假如从价值分析的角度，国家没有出现该政策之前，该行业的盈利预期已被市场分析充分，这时反市场的介入自然被人认定为'精神病'.而政策出台，经过估值模型测算，对价值变化就会一目了然，问题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并不能第一时间知道并利用该信息及其引起的价值变化，于是只能成为后知后觉，更多时候价值分析被大多数投资者当成事后解释工具，也是因为它确实解决了格局变化后的价值评估问题。然而通过利益格局分析，超脱于当前既定格局，看到未来均衡态势变化方向——美国无法容忍在军事上被苏联超越，必然会加速军事的电子化和信息化的动作，使得从弱于苏联军事的均衡状态，逐步变为超越。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利益格局，索罗斯才能无往而不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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