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完善自我教育体系及其基础。新加坡在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基础上对本身的教育体系、基础不断地做出投入与改革，以适应本身发展的需要。对于教育的反思、论证、改革没有终点这一说法，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异议的。新加坡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应当是有目共睹的，但其政府仍然不安于现状，不断对自身教育做出反省、创新，以期适应不断发展的将来，这是根植于其施政理念上的。
在此空谈“大力发展教育”“现代教育”诸如此类无益于教育的本质的大而空的话题是不恰当的，时时反省自我不足才有利于更好地发展教育。谈到自我不足，首先可以做横向、纵向的比较。从而找出不足，探寻正确方法，以适应未知的将来。但目的绝不是妄自菲薄。正如此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新加坡今日的教育理念而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不断的探寻、对比，从而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西方教育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从苏格拉底到昆体良、从世俗教育到文艺复兴、从人文主义教育到德国实施义务教育，从而逐步形成了现代教育。而大体相当时期，我国孔孟之道盛行，进而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清末以降废科举而举“西学”。其优劣在此不做辨析。而教育的本质都是在于探寻提升人与社会发展的相互需要。在中国，具有现代教育标志的义务教育始见于清末“四年义务教育”，其后民国政府于1912年的法律认定，直至1937年的“强迫教育”。
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逼迫清政府自我做出某些客观的分析与变革，其后便出现了以期实现改变国运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内容对于当时的国人无疑是陌生的，为了与外国人交流、同时培养科技人才，洋务教育变成了“洋务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兴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为其三大举措。虽然其后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概念，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下，培养的人才偏重于为军事、工业服务。而此时西方列强的现代教育发展已经如火如荼。不一一类举。再看同时期近邻日本的“明治维新”，1872年日本文部省颁布了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开始了有纲领、有计划的教育改革。《学制》规定：“学制为八年，六至十四的儿童接受近代化的义务教育，将全国分为八大学区，设立二百五十六所中学。五万三千七百六十所小学。平均六百名人口即设立一所小学。同年设立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以期‘自今以后，期望于一般人民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其意义在于：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全民整体素质，同时推进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两者稍作比较不难得出结论：一个是治标，一个是治本。出发点的高低不一也就决定了两国后来国运的不同结局。
新中国建立后一直重视教育工作，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后来又陆续对教育政策进行了各项改革。中国教育事业的量与质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但近些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诸多新的声音，如“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教育产业化”等等。
我们的孩子从小在上幼儿园时就要开始学习拼音、英语、数学、绘画、舞蹈……三四岁开始很多时间被迫放弃了玩具、游戏，拿起了艰深难懂的课本。他们长大后一定会优于德国、日本的同龄人吗？德日两国的幼儿又在干什么呢？德国幼儿教育强调两点：事实与环境教育，通过观察周围环境，访问不同机构，增强幼儿对周围环境的兴趣。直观接触自然。比如让幼儿避免制造多余垃圾的意义，或直接让孩子们直接参与分拣垃圾；实际生活与家政教育，通过设定的场景，给孩子直接体会，形成集体生活中必备的技能。如整理物品（自己的衣物、房间）、使用电器（微波炉、录音机等），让孩子进行模拟练习。他们的教育重视实践课程，抽象学习的进度普遍比中国晚。小学4年级毕业，根据老师推荐升学，学习技工、中专或者上以后能上大学的文理中学。上大学的比例还没中国高。而日本，教育理念大体也是和德国相似，当然也有自身的特点。在此情况之下，为什么八千多万的德国人分享了世界上一半的诺贝尔奖，而日本的诺奖得主也有十五人之多。
教育涉及国计民生，关乎民族兴亡。教育是公共产品，是惠及全民的公益性事业，创造人人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同时承担着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启蒙使命。我们必须贯彻落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要求，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旗帜鲜明地坚持公益性教育，履行政府职责提供教育公共服务才得以遏制某些不良态势的发展。
新加坡的教育是在根据自我特点，在现有的状况下，做出的调整。其明智之处就是立足自身，做出分析与改变。这就是变革的精髓，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尽相同的，中国也不例外，我们既要发现自己的长处、短处，也要根据自我特点，加以利用与完善，学习别人自然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否则就会变成东施效颦。
以上种种，不论是谈论历史的发展、现今的状况，还是类比中外的教育优劣，无非是一个目的：怎样把别人的长处变为自我的长处，努力做到正本清源，治“本”而不可治“标”。对于今天的教育不断反思，以史为鉴、以他人为鉴，才能为以后的教育提升做出有用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