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岑纪功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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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碑刻。全称《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顺帝永和二年（137）立于巴里坤。此碑记载了敦煌太守裴岑击败匈奴呼衍王侵扰、克敌全师的一次胜利战役。此事史书皆不载，故此碑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碑旧在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尔库城西50里，今存新疆博物馆，已碎为数块。碑高1.39米，宽0.61米，无额，隶书6行，行10字。该碑于雍正七年（1729）为将军岳钟琪发现，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始有拓本传世。此碑隶法简古雄劲，兼有篆意，为著名的汉碑之一。此碑字体系以篆入隶，圆劲古厚，气势磅礴。字形较它碑为长，宽博大度，章法茂密。郭尚先《芳坚馆题跋》云：“汉人分书多短，惟此碑结体独长。次则《析里碑》、《郙阁颂》耳。此碑尤圆劲瘦削，不易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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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的敦煌太守裴岑，率领着3000名士兵，大破北匈奴于天山，特立石碑于新疆东部的巴里坤湖畔，这就是世称的“裴岑纪功碑”。此碑现存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据《新疆图志·金石志》记载，此碑高1．4米，宽0．6米，碑文六行，每行十字。碑中写道：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寿，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ㄨ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

碑文中的“汉永和二年”，即公元137年。可见此碑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是新疆地区难得的重要汉碑之一。由于裴岑破匈奴的事迹在《后汉书》中没有记载，故又补充了文献之不足，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史料。
敦煌是汉武帝时创设的“河西四郡”之一，位于现在甘肃省的西北，与新疆毗邻。其地经常受到匈奴的掠夺。而此时东汉的国力又每况愈下，难以顾及。所以敦煌太守裴岑，不得已愤然率领本郡人马，加以反击，重创了匈奴的军队。
碑中所记的“呼衍王”，是匈奴西部(右部)的最高统治者，“寿”是他的名字。据《汉书·匈奴传》的记载，呼衍氏世居高位，是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三大贵族之一。因其牧地邻近西域及河西郡，所以经常到这些地区掠夺侵扰，给西域各族人民及河西居民的生产生活，以至生命安全造成很大危害。早在延光二年(123年)，呼衍王就联合车师，袭击敦煌、酒泉、武威、张掖，当时的敦煌太守张挡曾上书朝廷，请求反击。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带兵屯田于柳中(吐鲁番盆地的鲁克沁)。三年以后(126年)，班勇调集西域各地的军队，与匈奴大战于天山东部，呼衍王大败远逃，降者两万余人。后来班勇蒙冤入狱，朝廷因循苟安，所以呼衍王得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至此，裴岑才出兵予以重创，保卫了西域的安全，有利于天山南北及河西走廊人民的和平生活。
碑中所记的“海祠”，当在天山北麓的巴里坤，也就是此役的争战之场；所记的“海”，就是汉代著名的蒲类海，现称巴里坤湖。湖中出产湖盐、芒硝等矿物，湖面时见海市蜃楼。清朝雍正年间，大将军岳钟琪在湖旁兴建城池两座，后又兴办马厂和屯田，遂使巴里坤成为新疆东部的重镇。这方汉碑，就是清朝的屯田士兵垦荒时从土中挖掘出来的。当时就认为石碑的“文句古奥，字画浑朴，断非后人所依托”，肯定是汉代的真迹。只是由于“僻在西域，无人摹拓，石刻锋棱犹完整无损”，引起了官员、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纷纷捶拓，多方求取此碑的拓本。
但是，拓本之中，既有真的，也有假的。

原来，就在石碑出土不久，人们竞相觅求它的拓本而苦于难得的时候，巴里坤有一位游击，姓刘，字存存。此人身任武职，却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复制文物的主意。他先仿照石碑的外形尺寸，用木头特制了一方木碑，又照着石碑的文字笔划，将碑文一丝不苟地摹写、雕刻在木碑上。然后在木碑上面洒一些火药，点火烘烤熏烧，使木碑斑驳如旧，“绝似古碑”。于是，他就在这个假汉碑上拓制了大量拓片，并流传出去，使真碑拓本与假碑拓本并传于世。由于巴里坤僻处祖国西陲，从京师西来，一般需走三四个月。内陆的人们不了解此中真情，更难以到此实地查考，致使真伪拓本难辨难分，甚至鉴赏家也“以旧石本为新，新木本为旧”，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所以，乾隆年间曾亲至其地的著名学者纪晓岚，不无感慨地说：“以同时之物，有目睹之人，而真伪颠倒尚如此，况以千百年外哉!”
不过纪晓岚的担心，今天看来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唐碑能避水，汉碑能避火”，千年古碑就是神物，谁要是摸它碰它损坏它，就要上千天怒，风雪大作。所以这样一种迷信传说，使一般老百姓对它敬而远之，出土以后得以留存到现在。正由于此碑尚在，真拓伪拓便不难查对，乾隆之时难以分辨的问题，到今天反而易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