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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赵氏孤儿》正在热映，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戏剧舞台。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欧洲改编和演出的成功，引发了中国戏剧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赵氏孤儿》具有里程碑意义。
17世纪至18世纪初，欧洲剧场里的“中国戏”流行不衰。不过戏的作者们对中国并无真切的认识，只不过是取来一个所谓中国角色或题材，借以演绎欧洲的英雄美人故事。舞台上的所谓中国人往往拖着长长的辫子，戴着尖得像宝塔的小帽，以此取悦当时观众对异国情调的期盼。直到元杂剧《赵氏孤儿》法译本（1735年）刊行后，欧洲舞台才真正开始体现出中国戏剧的影响。
《赵氏孤儿》是元代纪君祥创作的历史杂剧，原名《赵氏孤儿大报仇》（或《赵氏孤儿冤报冤》），一共五折另加一个楔子。西方作家在翻译和改编时，虽然情节多有出入，却都保留并发扬了剧作的核心因素——“救孤精神”。
《赵氏孤儿》在法国
■马若瑟：最早的西方译者，删去了曲文
西方最早翻译《赵氏孤儿》的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1732年，他在广州把该剧翻译成法文，并在前言中阐明自己的动机：希望欧洲人通过这部真正的中国悲剧，能够观察到中国文明的程度和道德观念。他删去了曲文，只是以“他唱”或“她唱”两个字代表唱曲的内容，也没有比较明确的说明。因为他觉得：“这些歌唱对欧洲人来说，很难听懂。因为这些歌词所包含的是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和难以把握的语言形象。”
1734年2月，法国的《水星杂志》披露了马若瑟的译文片断。1735年，全文发表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国通志》上。1755年，巴黎阿·帕京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仅18世纪，它就四度被改编上演，三度被译为英文。
■伏尔泰：根据孔子的教导编成的五幕剧
伏尔泰改编的五幕剧《中国孤儿——孔子的伦理》，于1755年在巴黎搬上舞台，变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为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伏尔泰将发生在春秋年间的故事推迟到成吉思汗时代。讲的是成吉思汗入京，必欲追索前朝遗孤，以斩草除根。前朝遗臣尚德以子代之，尚德之妻伊达梅不忍让亲子去死，便向成吉思汗求情。成吉思汗以娶伊达梅为妻做条件答应赦免，但伊达梅宁死不从。成吉思汗深为尚德夫妇的忠义行为所感动，最后决定一律免于追究，善待前朝遗孤和尚德一家。伏尔泰添加了一段爱情故事：成吉思汗年轻时爱慕汉族姑娘伊达梅，但伊达梅拒绝了他，嫁给了宋朝官员尚德，为此成吉思汗便发誓要征服全世界。
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教道德有深挚的爱好，可是他对中国戏剧了解不多，因而评价也不高。他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评价马若瑟的译本，把《赵氏孤儿》比作十六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悲剧，认为只有海峡那边（指英国）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外（指西班牙）的人才能欣赏。它是“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这出戏没有时间一致和动作一致，没有风土习俗的描绘，没有情绪的发展，没有词采，没有理致，没有热情”。总之，《赵氏孤儿》是不能跟当时法国的名剧相提并论的。不过，伏尔泰认为，《赵氏孤儿》是中国十四世纪的作品，若与欧洲当时的戏剧相比，那又非常进步了。他赞叹道：“人们简直以为看到《一千零一夜》搬上了舞台了；但是尽管令人难以置信，剧作却妙趣横生；尽管变化多端，全剧却极其明朗：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两大优点；而这种优点（是）我们现代很多剧本所没有的。”（伏尔泰《致黎希留公爵》，《〈中国孤儿〉作者献词》）
伏尔泰崇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十四世纪的中国正值蒙古族统治时期，居然还产生这样的作品，这就说明征服者不但没有改变被征服者的风土习俗，而是恰恰相反。这也就证明了“理性与智慧，跟盲目的蛮力相比，是有天然的优越性的”。伏尔泰从程婴、公孙杵等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所以他通过改编《中国孤儿》，力图匡正法国江河日下的道德风尚，推进启蒙运动的开展。因此主题不再是复仇和忠义，而是理性、仁爱；不再是充满悲剧的氛围，而是洋溢着和解和道德的光彩。
在技术方面，伏尔泰遵照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要求，把《赵氏孤儿》的戏剧动作从二十多年（据伏尔泰说是二十五年）缩短到一个昼夜，情节也简化了，只采用了搜孤救孤。同时，依照当时“英雄剧”的做法，加入了一个恋爱的故事。他的《中国孤儿》原来是三幕，后来听取了朋友的意见，扩大为五幕，目的在描绘风土习俗，从而激发人们的荣誉与道德感。伏尔泰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对剧本做了修改，为的是大胆宣扬孔子的教诲。”他还在剧本上题写了“根据孔子的教导编成的五幕剧”字样。《中国孤儿》多次在巴黎等地的剧院上演，获得了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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