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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治学 文/潘剑冰 相面打分的老师 林语堂短暂的执教生涯和他漫长的著述生涯比起来，更像是人生中一段分量不算太重的插曲。因此，林语堂既没有桃李遍天下，也没有几个出类拔萃的高徒来追捧他。但林语堂的高超之处是他即使在这样无足轻重的插曲中仍然能够弹奏出几声天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语堂足以成为素质教育的代言人。 林语堂曾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林老师第一堂课竟然是教学生们吃花生米。按说这天林语堂带了一个大包到教室，学生们还以为这里面装的都是教学资料，看这架势不禁让人肃然起敬，心想这位拥有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文凭的老师果然深不可测 不料，林语堂上了讲台，把包倒过来，往讲台上一倒，只见满满一堆带壳花生稀里哗啦全落在了台上。林语堂抓起一把花生，分给前面的学生，并请诸君自便。大家自打当学生开始，从来没遇到如此荒唐的事情，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先动手。林语堂知道同学们的心理，笑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他顿了顿，接着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们闻言哄堂大笑。林语堂趁机招呼学生：“请吃！请吃！”课堂里立即响起了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等到花生吃完，林语堂随即宣布下课，夹起皮包，一拍屁股头也不回地走了。 此后林语堂讲课，果然没有学生缺课，而且还有很多外来的学生慕名赶来偷师。 更绝的是，林语堂所执教的课程，竟然从不举行考试，每到学期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林语堂便端坐在讲台上，随手捡起学生的花名册一一唱名，念到名字的学生依次站起来。这时，林语堂便如相面先生一般，细细把这个学生打量一番，然后在成绩册上记上一个分数，这就是该生本学期的成绩了。林语堂“相面打分”的故事堪称教育界的一大奇闻，并引起了一些老师的模仿。 林语堂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他对刻板的考试制度的厌恶，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他还把考试比成大煞风景的“煮鹤”，说：“恶性考试艺术就是煮鹤艺术，可惜被煮的是我们男女青年。” 令人称奇的是，那些被林语堂“相面打分”过的学生接到自己的成绩后个个心服口服，没有一个人上校长那投诉，而且大家公认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其实，林语堂记忆力超群，他平时在上课的时候，通过提问、交流等方式早已对每一个学生知根知底，他的这种相面打分看似及其随意，实际上是在了解了每一个学生的水平之后作出的合理决断，比起偶然性很大的一次考试反而更显出其公平。 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 当年的“哈佛双杰”之一吴宓讲课时以两点而著称，一是严谨认真，一是激情四射，看似矛盾，却在他身上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许登孝在《回忆吴宓先生》中说吴宓在西南师院给他们上世界文学史，早上连续上四节课，“讲解中他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而许多引用的原话，均随口说出，又都十分准确。我们真佩服他的博闻强记。”学生在台下忙于作笔记，“四节课讲完，我们的笔记本（当时流行大32K的软面抄本）已记满了好几十页。课后同学们相互校对笔记发现，吴老师的讲课，无论从语言、段落、章节，以及引证之原文，论述词语，简直就是一篇接一篇的论文。当讲义发下来后，我们又与笔记对照，内容基本相同，而课堂上的讲解又似乎要生动、丰富得多。我们真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这个时候的吴宓已经63岁了，这个从他二十几岁执教开始的习惯还保持着。 吴宓博闻强识，他通晓多门外语，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连整篇的莎士比亚剧本都能背诵下来，许多文学史大事，重要作家的生卒年代、著述情况、生平事迹(例如歌德一生6个恋人名字和生卒年代) ，重要作品的出版时间、地点、出版机构，他都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 即使如此，吴宓仍然对自己的每一堂课充满虔诚，他的授课如机械一样精密，其背后则是苦心孤诣般的备课。 抗战时，钱穆与吴宓同在西南联大任教。流亡途中，有段时间钱穆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同处一室，吴宓备课的认真让钱穆都大发感慨： 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在上课时，吴宓几乎不看书本和笔记，所有内容一气呵成，极其流畅，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所有的表达都清楚明了。 吴宓的严谨不仅表现在授课上，也表现在他为师的态度上。 西方语言文学大师李赋宁原本就读于清华土木工程系，在吴宓的影响下转入清华外文系就读，他回忆吴宓：“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10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不断进步。” 在1943年的日记中，吴宓曾痛批西南联大的老师们整天想着挣外快，教书倒成了副业，讲课敷衍、作业不批，甚至连评阅新生考卷都不到场。反过来，吴宓当时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他就连学生考试的时候，也要亲自陪在一旁，亲手准备糕点、茶水为学生服务。吴宓出的试题不好答，很费时间，有的同学用时太长，误了晚餐，他还会请他们上饭馆。 当然，吴宓上课也常常有激情燃烧的时候。刘绪贻回忆吴宓：“讲但丁《神曲》时，用手势比划着天堂和地狱，，时而拊掌仰首望天，时而低头蹲下。当讲到但丁对贝雅特丽齐那段恋情时，竟情不自禁地大呼Beatrice(贝雅特丽齐）！” 学生形容吴宓“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 亦师亦友 金岳霖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仅在于课堂内，更在于课堂之外。 从在清华教书时，金岳霖便养成了习惯，不上课时，他会腾出专门的时间用来做学问。这个时间内，他谢绝一切客人，犹如闭关修炼的高人一样，外面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当时金岳霖住在联大于昆华师范学校租赁的宿舍楼中。敌机来时，正在闭关修炼的老金浑然不觉，不过他福大命大，联大租赁的三座楼，两座楼都直接中弹，只有他居住的中楼安然无恙。当前后两楼被炸的声浪把金岳霖从思考中惊醒后，他跑出来一看，才发现自己不是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而是几乎我思故我不在了。 在西南联大，金岳霖费劲无数心血加上身血（蚊子多），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三大著作之一的《知识论》。书成后，老金爱如性命，每次日本飞机来轰炸时都带着它一起跑警报。有一次金岳霖金岳霖把稿子放在屁股下面当坐垫，这次敌机轰炸的时间特别长，直到天黑才离开。当又累又饿的老金起身离开时，居然把稿子落下了。等他记起来回去找时，稿子已经不见了。当时纸张还是稀缺资源，一般人上厕所还得靠树叶，稿子很可能被人捡去擦屁股了。 怎么办？人脑又不是电脑，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得多大的工程，再说也不大可能记住。但是人家老金够豁达，他既没有痛哭，更没有上吊，二话不说就从头开始重新写。这一次，老金整整写了十年，终于才完成了这本书。又过了三十多年，这本多灾多难的《知识论》才正式出版，出版的时候老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 金岳霖对于学术的态度严谨的近乎苛刻，他常费尽心机写成厚厚一叠稿子，但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会把全部稿子都毁弃，没有一点留恋，他认为连自己都不满意的东西又怎么能让别人满意。 金岳霖一生未婚，但是对于他的学生，却能够“爱生如子”，呵护有加，同学们无不感之肺腑。建国初在北大时，他的学生荣晶星家境贫寒，冬天没有御寒的衣服，金岳霖就把自己穿的一件驼绒长袍送给了他。后来荣晶星不慎把长袍烧了个大洞，补了个大补丁，金岳霖见了不仅没有责怪，还笑着对他说：“你把长袍改成‘补服’了，暖和就行，穿着‘补服’学哲学好嘛。”其实，金岳霖自己十分节俭，一件衣服穿的十分破旧了都舍不得换。 选自《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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