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周良先生相识并交往已有了十多个年头。2004年，经由苏州市文联副主席吕锦华介绍，为周良先生主编的《评弹书简》、《评弹艺术》（第三十三集）、《苏州评弹书目选》第五集（上、下）等五部书稿做了相关的设计、制作和出版工作。这期间和他通过几封信，在电话里听到过他慈蔼而谦和的声音。而真正见到他是在2006年的秋天了。其时我所在的新华报业集团组建成立了图书编辑出版中心，为开发图书选题，更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一种实质性的支持，受时任报业集团董事长许洪祥同志的委托，我去苏州拜访了久仰的文化界前辈周良先生。由于先前已有了较为愉快的合作，与我一见如故的周良先生，对我给予了极大的信任。这才使我在后来的几年里，有机会为苏州评弹的建设与发展做了一点具体的事儿。
而就在这么多书稿、校样一次次的往返中，我对周良先生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首先，印象最深的是他身上那股令人钦佩的敬业精神。对苏州评弹事业的热爱与全方位的打造，几乎成了他生命的全部内容。在他离休以后的28年里，他的每一天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文化传承工程。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先生在其论文中所评述的那样：“检视周良先生的学术旅程，时间横跨了半个世纪。道路是如此漫长，步履又是如此坚实。在令人景仰和感佩的同时，还有别一种震撼与感动。那就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年事的升高，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愈加丰硕地涌现。几乎90%的著述，都是在他60岁离休之后完成出版的；包括加入《中国曲艺志》的编纂队伍而在全国奔波辛劳的20多年，也是他进入65岁以后的事情；而约1/3数量的著述，又是在他进入80岁以后完成出版的。”周良先生正是以他超乎常人的执着与坚持，创造出了一种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
在我与他有限的接触中，我所感受到的，是他始终都很快乐，且充满年轻人才有的活力。每次和他通话，那不慌不忙的言谈中能觉出一种饱满的情绪，并不时听到他爽朗而宽厚的笑声。生活中的他平易近人、豁达大度；而对待每一部作品，他则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书目库每一辑的封面和封面勒口上的编委会名单，以及刊登有演出者照片的彩页，他都十分重视，从选照片开始，一幅幅照片上的文字说明，均由他亲笔撰写，并小心翼翼地装好信封，给我寄来； 设计出的打印稿他会反复看几遍，一再关照我们不能出错。七八年里前后50多部书目，我的印象中他也都一一审校，从他寄回的校样上能看到认真阅改后的痕迹。页面上他留下的每个字，都写得遒劲工整，笔划交待得十分清楚。有些吴方言的古字需通过造字的方法来解决，他均一一标出，方便了排版人员的操作。
还想说说先生的那个工作团队。苏州锦帆路上那座颇显幽静的章太炎故居里，小楼的二层一直往里走，辟出两间做了“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的办公室。里面一间用来堆放历年出版的有关评弹的各类书籍，外面一间放了四张较为简陋的办公桌。88岁高龄的周良老每周会有两天，在这儿与他的工作成员碰头。魏福林先生，70出头；刘家昌先生已是80开外，最年轻的刘爱平女士也60多了。他们几位也都是退休以后来这儿发光发热的。平时看校样在家里，碰头的日子会商量一些要紧的事，而后各自领命，分头落实，倒也忙得不亦乐乎。最令我感动同时又有几分不安的是，每一批书目印完出厂，都是成批量地送往苏州，印厂的车子进城须在晚上8点以后。这可苦了这些老人，他们先是要提前一处处地打招呼，安排好书的存放地点；运送之日，则要在夜间往几个点上打电话，有时还得为运书的司机做导航，教他行车的路线； 要等到大批量的书全都安然入库，他们才能放下心来。这个过程琐碎而繁杂，而这批热爱评弹事业的老人从来就没说过半句怨言。我有幸在这些年里，每年都要见他们两到三次。老人们性格开朗，且都不乏生活情趣和工作热情。周良老与我的闲谈中，不时地还会关切地问一些老友们的情况，凡我知晓的，我都据实相告。看得出这些问候里所包含的是一份牵挂，和对过往美好事物的不尽忆念。这让我由此体悟到先生所怀的那颗平实的仁者之心。
□王慧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