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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的家乡 （八） 衙 西宁的衙门历史最悠久的可能还是现在的省政府，不过现在省政府占的是当年的小校场，那在当年是西宁的广场，重大集会都在那里进行。辛亥革命后，将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都建在了那里。听说校场里还有一点活动的器材，供闲余的人们消遣。而现在省政府的东半部才是原来的衙门，衙门和西大街上三棵大榆树正对，当年大榆树那里还有一个青砖砌成的大照碑，很是高大威猛。自从有了西宁城那里就是兵备衙门，明朝是西宁镇守署，后来又称为参将署。清朝西宁镇总兵的衙门仍在那里，叫“镇守陕西西宁临巩等处地方统辖汉蒙番回挂印总兵”，好大的名堂，是当地管理军事的最高机关，好像曾经统率过一万二千多兵马。乾隆24年，西宁人高天喜在这里任过此职。后来到了民国年间，青海大臣公署改为青海长官公署。马麒既是宁海军的长官又是青海省的长官，军政大权一人独揽，也就理所当然坐进了这个衙门，省政府也就搬进来了。 现在的解放市场那儿，也就是原先解放剧院所占的位置，有个衙门也是比较有来头的。叫“钦差总理青海蒙番事务大臣行台”，一般叫青海办事大臣公署，这个衙门早年间好像还是比较厉害的，青海境内的大事都归它节度，雍正皇帝的弟弟好像还在那里办过公。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西宁人将那儿叫兵部街。据老年人说当年衙门口上跪有秦桧夫妇的石像，老百姓有病了就到那里烧打那俩石像，头痛打头、脚痛打脚，据说还挺管用，大概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心理安慰吧。民国初年，将西宁兵备道改为了西宁道尹，由于原来的道台衙门坍塌了，长官也就搬到这儿了，这里好像又变成了道尹公署。原来坍塌的道台衙门在现在的大新街那儿，小时候听我的外祖母说，她见过衙门里的道台大人坐八抬大轿出巡的情景，先要放三通炮响，然后官员乘轿出门，好不威风凛凛。现在知道这个衙门好像称为“分巡西宁道”，是甘肃布政使之下西宁府之上，管辖西宁府的一级行政机构。 而它所管辖的西宁府却在现在的文化街，大概位置是现在的北大街小学一带。当年的府内后花园还有蔡公祠，是祭祀宋代的蔡子厚先生的。清末时的知府张道生每年在蔡公的生辰忌日至祭演剧，开放花园，老百姓得以进入。蔡公讳仲回，字子厚，山东济南人，是宋仁宗景祐年初主政西宁地方的长官，由于当时“湟中大饥，公即移粮饷之预储者以赈民，民德之”。后来为保卫西宁城，当时称为青唐城而以身殉职。他死后民众感激他的恩惠，立祠祀之。据说遇水旱疾疫到蔡公祠祷祝很是灵验，往往能化险为夷，被人们称为湟郡福神。由此看来，只要是为地方做了好事的官员，人们都是不会轻易忘记他的。 等我记事，西宁城的长官已经是马步芳了，他即是青海省政府的主席，好像全西宁城的事他都管。这里要说说西宁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即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轰炸西宁。老百姓说是38架飞机，官方说是27架，反正城里的北门底、玉井巷、后街、观门街等处中弹15枚，爆炸了9枚，没爆炸的6枚。鬼子此次共投弹260多枚，其中烧夷弹30多枚。但投到城里的才15枚，可见命中率也太差了。后来明理人们估计，小日本的飞机并未完全找到目标，投弹基本上盲目的。加之油料有限，鬼子们急于返航，大量的炸弹就扔在韵家口、乐家湾一带。韵家口投下的炸弹爆了的不算，事后挖出未爆的炸弹36枚。估计可能是要飞出小峡口，飞机必须爬高，为了减轻负担，就匆匆扔下炸弹了事，听说回去时还有一架飞机撞山爆炸了。 西宁挨炸后不几天，听说当时青海的统治者马步芳，便煞有介事的召集西宁的乡绅们宣布，西宁城隍庙的隍老爷给自己托梦来了。隍老爷说：“看到日本飞机来轰炸后，他用自己的黄袍把西宁城罩住了，所以日本人找不着西宁城，胡乱扔了几个炸弹了事，可是把他穿的黄袍给炸了几个窟窿。”当即马长官带着乡绅们前往城隍庙察验，果然正如马长官所言，隍老爷的黄袍上确有星星点点的小洞。当即乡绅们感动的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再三，对隍老爷护佑西宁城的恩典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决定由马长官领衔给隍老爷做件新袍，后来换新袍的典礼也是由马长官主持的。对此，西宁的汉人乡绅们感慨万分，人家马长官虽说是个回回，可是我们老汉儿的隍老爷却如此的看重人家。他肯定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是老天爷派来管我们的，从此对马长官的统治也就更加的心悦诚服了。当然这只是传说，其实这可能是由于西宁城里大多数建筑的屋面是黄泥抹成，和地面一样呈土黄色，高空的日本鬼子这才看走了眼，没有找到他们想像中的目标。为什么中弹的地区都在北城一带，原因就是那一带有庙宇之类的古建筑，那几处高大的耸脊瓦房，也就成了日本鬼子轰炸的目标。 马步芳之前是他的父亲马麒统治青海省，所以小时候知道北门外城墙根有个“马公祠”。这是后来被认定为反动透顶的地方，因为它是纪念马步芳父亲马麒的祠堂。但是如果我们抛弃那些从意识形态出发的脸谱化的东西，从历史本来的面目看，就会发现马麒在青海乃至全国的近代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学者李文实先生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筹建玉树、都兰理事，为经管青海牧区之始；在玉树驻军，为防英帝蚕食之渐；禁种鸦片，具广粮源之谋，均有一定历史影响。而昆仑争界，力排众议，独具卓见，使英帝得寸进尺、妄图划分势力范围之野心，无从得逞；并进而加强青藏方面之联系，有固边保土之功，此在当时政府昏愦，疆吏怯责之情况下，尤属难能。”我们从今天青海西藏唇齿相依的态势，看藏独难以得逞的现实，难道不应对马麒阁臣先生当年“毅然以开拓青海，恢复西藏为己任”的作为致以崇敬吗？ 当然，凡是对西宁的发展做出过贡献者，我们都应该铭记不忘。这其中要特别提到的是奉天汉军正白旗人杨应琚先生，先生字佩之，号松门，是雍正末年从山西河东道调西宁道，次年又任临巩道，乾隆元年再任西宁道，在西宁工作了十多年时间。当时的西宁由于雍正年间战火的蹂躏，真正是民不聊生，为救民于水火之中，先生鼓励开垦荒地，减轻田赋，充实仓储，广施救济，建官设置，亲民爱人，为西宁人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应该铭记不忘。 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兴办学校。针对当时的西宁人崇敬气力，尚鬼信巫，风俗质野的特点，为了培养人才，移风易俗，他从兴办教育入手，改变西宁的落后面貌。首先会同几位同僚捐俸建了贡院（后变为中山市场，现在已荡然无存了）。并申请考官来西宁主持童生考试，原来西宁的童生要远到临洮、凉州等地参加考试，路途遥远极不方便，现在就近了，念书和参加考试的人也就多了。还有他看见西宁原有的儒学校舍因年久失修，大多倾颓破败不堪，便主持重新修葺，远从江浙处聘请教师来任教。又和同僚捐俸建立西宁县儒学，置学田、书籍、订立课程。在他的鼓励下西宁府所辖的各县都有了儒学、社学、义学，并在东关地区首创了回民社学，边荒子弟从此才知道读书的乐趣与重要。于是子弟们欣欣向学，书声朗朗不绝于四野。 二是兴办地方建设事业。首先是分官守险，对现在东部农业区进行有效的治理。使其在后来的青海建省时居于先进地位，成为开发建设西部的基地。其次，在市政建设中特别重视利民、便民，他在任期内，不但捐俸重建小峡河厉桥，新修西门外惠民桥，而且亲临视察督工。桥成，即就是洪水季节，人畜都能安然通过，市民欢呼，四方称便。另外，他联通府、县官吏，用官捐办法建立了多处社仓，并号召士绅量力捐输，分储了粮食。由于本地庄稼一年一熟，产量不高，常常不够吃，农户常常陷于无籽种的困境。有了社仓后，来年春耕时四乡农民可以借籽种于社仓，生产生活有了保障。 三是，主持纂修了《西宁府新志》。他亲自着手于乾隆11年至12年间的一年时间内，编成了一部与当时时代相消息的志书，弥补了西陲文献无征的缺点，为《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提供了丰富核实的资料。在清初众多的方志中，不愧为名作之选，也是青海至今仅有的一部较完整的文献。特别在《志》中不时出现的“松门杨氏曰”，很有见地，笔者阅后常常掩卷叹息，他关于“观所以失之之由，则知所以得之之术，在乎用人而已。”是啊，地方之治在于用人，可从古至今，西宁人只能期盼上面给派一个好官，也不知何时才能将用人之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 雄哉，杨公，在宁的十多年间，从巩固国防，团结内外，经营青海，进控西藏新疆的战略出发，“纾庙堂之忧，筹定远之策”。在官吏频繁变换的封建王朝，他能坚定不移的坚持为官一日、造福一方。他脚踏实地认真进行调查，走遍了湟水、浩门河，黄河流域，细心观察社会结构、山川形势、农田水利、风俗人情，提出了许多开发建设、保障生产、安定地方、巩固政权的方略，积极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坚定不移的实施新政，为开发青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取得了突出的功绩。 伟哉，杨公，他作为一个外地人，并没有仅仅去为政绩而做表面文章。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但他并不在乎自己的任期长短，而是以培育西宁人才为做官的第一要务。他教育为先的拳拳之心，是何等的殷切良苦；他不鄙视边地人材的眼光，是何等的值得称颂。他鼓励西宁的学子们说：“语曰：何处独无芳草？况宁郡上应东壁之墟，乃图书之府，精气下注，人杰生焉。物产既不逊于中原，岂独于人而有閟(闭塞)，诸生勉乎哉！”难道我们今天的西宁人，不应该从他的这一段话中得到鼓舞和启示吗？ 美哉，杨公，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二代”。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官至总督、巡抚的大员，清雍正皇帝对他们是倍加信任，称赞他的祖父“廉洁如冰，耿介如石”。他作为一个京城的少爷，完全可以在家享清福，但他却来到遥远的西部边陲，在当时可谓是蛮荒之地的西宁，一待就是十多年，而且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实事，这难道不能让今天的那些走马灯似的镀金者们汗颜吗？ 可悲的是，时过境迁，现在的西宁人知道杨应琚先生的人已经是少之又少了，西宁也已经无有一处可以纪念缅怀杨应琚先生的地方了。遗忘过去看起来是我们的传统，远的不说，同治十三年，西宁知府龙锡庆捐俸在统领寺街所建纪念同治间殉难士庶男女的旌忠祠、旌节祠，后来也不知动向。光绪年间在下东关修建的纪念殉难将士的昭忠祠、北大街改建的报恩生祠等等也早已不存在了。连掩埋在西宁的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的将士，也不知丢到那里去了。现在我们看到就只有烈士陵园了，因为我们只承认埋在里面的人是革命的。我们似乎有个奇怪的习惯，什么都喜欢冠以革命的名义。清咸丰同治年间，在陕甘暴乱分子的煽动下，青海的暴徒们利用教派纠纷起事，反复在西宁和周边的堡寨屠城，西宁等地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战火兵燹摧残。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多数毁于一旦，无数无辜群众死于非命。此次动乱与今天定型的所谓暴乱恐怖活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后来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们却说，这是受太平天国影响而发生的革命行动。如此以“革命”划线的历史观，一定会遗害无穷，西宁人不得不感到后怕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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