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很久，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这两位是分开写还是合起来写，结果查找资料的时侯发现，有关萨特的文字通常只写萨特，而写波伏娃的却一般都少不了萨特。这是个有趣的事情，仿佛，男人是可以独立，而女人却要依靠男人生存，这是世人传统的看法。而我等凡人最感兴趣的都应该是这两人之间令人惊叹的爱情故事，那么，还是合起来写吧。爱情嘛，是两人或者多人的游戏，一个人总归是完成不了的。 真正的爱情的开始都是纯洁而简单的。 1929年夏日的一天，波伏娃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萨特。两人几乎都是一见钟情，很快便单独约会了。每天清晨，家规严谨的波伏娃只要能溜出家门，就一定要去见萨特。他们的共同话题实在太多了，文学、艺术、理想、生活……长久的散步和漫长的谈话让他们彼此都欣喜不已。 那一年的巴黎夏天，蒙巴纳斯街角的咖啡馆里、卢森堡公园的林荫道上、塞纳河的岸边……人们总能看到一男一女在一起，谈着笑着。男的个子矮，结实，戴一副教师眼镜，右眼受过伤，这让本来就不好看的脸更显得有些丑陋。女的个子高，瘦长，长发盘起，面容端庄，甚至有点古板。这男的就是萨特，女的就是波伏娃。这是他们爱情故事的开端，然后是长达51年的继续，对他们来说，这爱甚至是永远的，因为他们葬在了一起，天堂里也会相伴。 萨特后来回忆了第一次见波伏娃时所留下的印象：“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波伏娃后来也说过：“萨特完全符合我15岁时渴望的梦中伴侣。因为他的存在，我的爱好变得愈加强烈，和他在一起，我们能分享一切。” 他们的恋爱真正是谈出来的，是思想上的共振，以及感觉上的共鸣。 最近，我总在想像着完美的爱情，那应该是物质生活上无忧，不用为此困扰或牵绊，精神生活和谐，有共同语言和理想，能共同进退、相互包容。这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通常，俗世的生活总会毁掉一切。所以，完美的爱情只能偶尔谈心不能真实生活在一起。 萨特和波伏娃之间正是如此，他们相恋51年，几乎都是分居而过的，各有各的生活空间，享受充分的自由。 但备受争议的事情也就是在这充分的自由里了。他们自由到什么地步呢？自由到可以各自有情人的地步，自由到可以两个人拥有同一个女人，一起玩3p的地步——波伏娃还是双性恋。 这在世人，特别是东方人眼里，简直是难以置信到骇人的地步了。但发生在法国人身上，我觉得并不奇怪。我的一法国女友，婚后出轨，在家担心当战地记者的男友，她的先生还在旁边陪她一起担心，并且安慰她：“只要你快乐，我才快乐”；我问过一法国男人，你能忍受你的爱人同时拥有两个男人吗，他耸耸肩膀，无所谓的说：“pourquoi pas？si je l’aime”（为什么不？如果我爱她。） 但是，在萨特和波伏娃之间，这样的感情出现，波伏娃其实是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的。从一开始，萨特就说了： “独身生活是我的原则，我生来就是当光棍的。” “我不会结婚，永远单身，我要所有的女人……只要能搞到手。” “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必要的爱情，同时我也认识到，需要偶然爱情。” 这是萨特定下的爱情盟约，波伏娃崇拜萨特，所以不管她心里多么不愿意，她还是接受了，不仅接受，出于寻找心理平衡的心态，还仿效之，有了不少“偶然”的爱情，甚至于，把自己的女友介绍给萨特，说是为了讨萨特的欢心。在这样的感情维持中，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保持绝对的坦诚，要毫无保留地跟对方坦白发生过的所有细节，于是就有了波伏娃向萨特描述她和情人之间的床事，萨特则对其进行评头论足，这样让大家看起来难以置信的事情。 但这种状态的出现和维持，萨特始终是主导。他们之间就有过这样的时侯：萨特爱上了生活在美国的法国女人多洛莱斯（Dolores Vanetti，1912-2008），多洛莱斯来巴黎找萨特，萨特就把波伏娃打发走了。后来波伏娃去美国访问，认识了作家情人阿尔格伦（Nelson Algren，1909-1981）。于是，这段四角恋就这样展开了：每当多洛莱斯来找萨特，波伏娃就去美国找阿尔格伦。1948年的那次，波伏娃又被“赶去”美国了，本来她想呆4个月的，结果萨特担心多洛莱斯爽约，就让波伏娃提前回来，波伏娃听话的回来了，萨特却告诉她多洛莱斯还没走。波伏娃于是给阿尔格伦发电报，说她还要去美国，可阿尔格伦还在为她提前离开生气了，回了电报说：“别来，太忙。” 这种事情，发生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女人身上，都是不可忍受的，但是波伏娃却能，我觉得，他们的关系之所以能维持这么久，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在于波伏娃的忍让。这样看来，他们的爱情是不是就不完美也不美好了呢？见仁见智吧。我所想不通的是，波伏娃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怎么能如此忍让呢？有人也许会跳出来说了，这不是忍让，这是波伏娃的聪明之处，以退为进，是她控制萨特的高明手段。我是很讨厌这种说法的，这通常是那些愚蠢的介绍夫妻相处之道的书中，要求女人做到的一点，我蔑视这种做法，相信智慧的波伏娃也不会是这样的人，我更愿意相信，她的忍让是为了给自己争取自由，萨特不愿受束缚，她也不愿意，甚至到死，波伏娃都说： “即便把我埋在你的旁边，你的灰烬和我的尸体没有任何交集。”因为，他们彼此都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 关于他们的爱情，我还想说一句，相比起相貌端庄的波伏娃来说，萨特未免过于丑陋了吧，一个丑陋的自大狂，真的有那么可爱吗？ 趁机，也闲话几句法国人的爱情观，我的一个法国朋友曾这样描述过爱，他说：“爱情不是一件东西，可以让你去占有它、控制它，爱情其实像空气，是一个爱的氛围，相爱的人是沐浴其中，享受其中。”说得多好啊，我觉得足以代表大多数法国人的爱情观，而这种爱情观也使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很开放很简单很直接的，爱就是爱，没有那么多道德人伦的枷锁，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附属品。你看看身为一国之君的前任法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ozy）的爱情故事就知道了，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如何看待这种爱情，也是见仁见智的事。 好了，说回我们的主人翁。如果萨特和波伏娃仅仅只有他们的爱情可供谈论，那么他们也就不是萨特和波伏娃了，他们的头上，比“爱情”更大的帽子是“战士”！两个自由的战士，萨特扛着的是存在主义的大旗，而波伏娃扛的则是女权主义的。 一边是没完没了的艳情性事，一边是庄严肃穆的哲学研究，萨特在两者间应对自如。我猜他是双重性格的双子座，一查，果然，生于6月21日，刚刚好是双子座的最后一天，但他的性格实在是最最典型的双子座了，多重性格、活跃、喜欢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仔细看了一下存在主义的理论，发现，原来可以为萨特的花花公子行为开脱啊！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一句中心思想：“存在先于本质（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他的意思是说，“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人有选择的自由。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因为一个人是由他的行动来定义的。存在主义否认神或其它任何预先定义的规则的存在。”这么一来，对萨特来说，只要他心中没有所谓的道德，所谓的责任，他就不需要为他的行为有所内疚，也不需要为他的行为承担什么责任，不结婚又怎样？多角恋又怎样？专门找处女又怎样？他是自由的！有了存在主义为挡箭牌，他可以完全无视世间既定的规则和道德！ 一个如此这般的自由战士，他还做了什么？他还拒绝领诺贝尔奖！这事成了1946年世界文坛的轰动事件，对此的各种评论都有，赞美的臭骂的。据说事发的当天，记者们在他的寓所前围得水泄不通，想请他就此事表态，人群直到凌晨两点都没散去，萨特不得已只好出来说了几句：“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它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想做一个自由人！” 在当时的法国，萨特绝对是头号文化偶像，追随者甚多，特别是那些战后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们，他们也被称为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e)。在那时的巴黎街头，你总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年轻人： 男孩子都是乱蓬蓬的头发，衬衣打开至肚脐，颜色鲜艳的直条纹袜子；女孩子则长发及胸，裤袋中必定有几只白老鼠，并绝对禁止采用任何化装品。男女一致的是，他们人人都会怀揣一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就像文革时代，中国人人手一本红宝书。 同样的，波伏娃的女权主义理论也是为争取自由而来。1949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国出版时，在社会上引起两种极端的反应。“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波伏娃在书中以存在主义的思维，提出这个著名的观点，这句话的进一步解释是：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硬安在她们头上，用来限制她们自由的。这一观点有如炸弹，震动了很多人，甚至包括教皇——梵蒂冈直接把它列为禁书，而女性主义者则奉为至宝。 波伏娃写《第二性》的直接原因，我觉得就是萨特，就是因为萨特的风流才使波伏娃“觉醒”， 尤其是上文提到的四角恋，让处于被动地位的波伏娃开始回顾与萨特一起走过的20年，萨特启发她说：“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这句话成了她写作《第二性》的一个动机。 《第二性》未面世之前，波伏娃不论从生活上还是文学上都被认为是萨特的跟班，而《第二性》的出版和轰动，终于使她地位骤升，从某种意义上跟萨特平起平坐了。这本书被尊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西方妇女的“圣经”。波伏娃俨然也成为一个自由战士、一个女权斗士，成为一代文化偶像，甚至她的感情生活也同样成为法国现代女性争相效仿的榜样。法国媒体就指出，如今风头最劲的两位法国女性——前总统萨科奇的原配夫人塞西莉亚（Cecilia）和现任“第一夫人”卡拉·布吕尼（Carla Bruni），都属于受到波伏娃直接影响的一代人。她们强势、独立，尤其在婚姻生活上毫无心灵负累。尤其是前超级名模、歌手、词作者、时尚界性感女神布吕尼，私生活更像是一位当代波伏娃，永远处于绯闻的中心，甚至曾公开放话“尽管有时也会一夫一妻，但更偏爱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 2005年，萨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我还在巴黎，那会街头到处都是萨特巨幅的照片，这糟老头依然用他那对古怪的眼睛冷冷的看着这个世界。2008年，到了波伏娃一百周年，我已离开法国，据说，塞纳河上的第37座桥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成为这条河上第一座以女性命名的桥。这两个无畏的自由战士，他们对法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还将持续很久很久…… 因为这么些风流韵事，萨特和波伏娃被戏称为“存在主义的舞王舞后”。而这对舞王舞后的乐园非巴黎莫属了。在艺术巴黎的四五十年代，乃至六七十年代，这两个人都是这里的中坚人物，围绕他们的是同时期的一些文艺名人，如存在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加缪、怪才鲍里斯·维昂、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至今仍在歌唱的歌后朱丽叶特·格雷科（Juliette Greco）等等。 他们的活动场所通常在蒙巴纳斯和左岸一带的咖啡馆里。你可以想象着这样一个场景：夜晚，塞纳河上灯光通明，照着巴黎的夜空，在左岸某处咖啡馆里，多才多艺的鲍里斯·维昂吹着小号，朱丽叶特·格雷科则唱着情歌，咖啡馆里坐着萨特和波伏娃和加缪等人，他们慢慢的喝着咖啡，时而倾听时而交谈，巴黎的一个夜晚就这样如水般轻轻流淌。 而白天，萨特们则在这咖啡馆里写作思考看人看风景。当然，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当年是他们看着别人当风景，而今，他们则成了大家的风景，这些他们呆过的咖啡馆都以他们为招牌来招揽生意，其中的花神和双叟虽然已经被说腻了，但却无法越过，这里曾经是萨特们的聚会点，也是当年“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大本营。 西蒙波夫瓦在日记中这样写着：“我坐在双叟咖啡馆内，眼睛瞪着咖啡桌上的白纸……我感觉得到我的手指蠢蠢欲动，我需要写作……”。 在花神，至今堂内还保留着他俩靠窗的专座，价目单上印着广告词般的萨特语录“自由之神经由花神之路”，我有朋友就曾经不小心坐在他们的专座上，发现有很多人朝她拍照，她不知情，还以为自己突然美丽起来了。 我是没兴趣进入其中当一名好奇的观光客的，不要说我对萨特和波伏娃没有特殊爱好，就算很爱很爱，去这种“热门旅游景点”也绝非我所乐意。但是另一个地方，我是很喜欢去的，那是卢森堡公园。 对于出生成长在巴黎的人们来说，卢森堡公园绝对是童年时代的一大去处，萨特和波伏娃也是如此。据说，萨特很小的时候，便在卢森堡公园编木偶戏吸引女孩子的目光。而家住卢森堡公园附近的波伏娃，小时候就经常被保姆带到这个大公园里玩耍，之后的岁月里，她也一直是这里的常客，她说： “天气好时，我到卢森堡公园去念书，兴奋地漫步在阳光下，我在水池的四周，重复着我喜欢的句子”——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日子，在公园中，白色铁椅上，树荫下，看书，发呆，看巴黎爱巴黎。 而他们的巴黎，还有太多太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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