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为人生的写作”

顾先生《驼庵诗话》开篇第一句：“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吾人乃为人生而艺术。”这一句提纲挈领，总括了顾先生的诗歌观念。顾先生讲的是古诗，但完全可以用其来检视现代汉诗。
　　何谓“为人生的写作”？瓦雷里在评论雨果时说，雨果不仅长寿，更令人难忘的是他身上所迸发出的蓬勃的生命力。“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位奇人每天从五点钟工作到中午！他不停地进行语言组合，期待它们，倾听它们对他的回答。他写了十万或二十万行诗，并且从这种不间断的练习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波德莱尔则是与雨果正好相反的例子。这位短命的天才比雨果的寿命几乎短了一半，他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来达到自己的完美，来认识个人的领域，来确定个人的风格，因此他不能像雨果那样在漫长的生命实践中自我调适，慢慢成长。他必须抄近道，少重复，迅速找到自己的风格路径并一条道走到黑。
　　这两个人的写作，差可区别为两类写作：天才式写作、为人生的写作。
　　为人生的写作，是以生活为底子、在漫长的生命实践中慢慢成长的写作。生活作为底子，意思是生活是写作的基础、大地，写作必须低于这个基础，深入大地，因此这种写作常常是低沉的，有重力感的，而非飞翔的。顾随先生讲诗，提出过“世法”与“诗法”的说法，一切“世法”皆“诗法”，“诗法”更离不开“世法”。也就是说，诗人不摸爬滚打在真实人世是不成的。钱穆先生亦认为，中国古人是“使语言文学化，文学人情化，一切皆以人生之真情感为主，此即是中国文化精神”。真正伟大的诗人是能调和“世法”与“诗法”的诗人，是与“世法”不隔的，比如陶渊明，“常人只认为看花饮酒是诗，岂不大错！世上困苦、艰难、丑陋、甚至卑污，皆是诗。”老杜虽不能完全调和“世法”与“诗法”，他有纠结，有苦闷彷徨，有怨气，但他又能将这种不调和写成诗，于是又消解了这种不调和。而王渔洋所谓“神韵说”，就是排除了“世法”，只剩“诗法”了，因此成为屋上架屋，空中楼阁。
　　为人生的写作，是一种慢慢成长、逐渐成熟、不断变化的写作。他不会一下子就找到自己的风格，总是体现为不断变换、自我调适、离中道不远的叛离与回归。这种写作有非常明显的岁月痕迹，个体生命如雪泥鸿爪般拓印在诗里。因此，这种写作总能给人以信任感，里面不仅有一个真实的第一人称，更为关键的是，不掩饰，连缺点和错误都会原样呈现。这样的写作，大多是向内的，独语式的，不期待更多的读者。但也不封闭，柴门闲开着，避闹市而不避邻人。如顾先生最为推崇的陶潜，陶是既不出世也不入世，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有人情味，有寂寞心，将入世与出世打成一片。陶写田园诗，不是旁观者的田园诗，而是真的躬耕，真的将自己摆进去，因此，王、孟、韦、柳诸辈，只是写田园之美，而陶写田园是述农桑之事。
　　为人生的写作，因取材于生活的左左右右，边边角角，因此易“俗”。俗到俗世里，倒也不怕，那不是真的俗，那是生活的原样，个人的真性情。“诗三百”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想怎样说就怎样说，因其真而免了俗。最怕的是俗到雅，“只要琴棋书画，不要柴米油盐”。雅俗才是真的俗，俗气。因此，雅不能救俗，只会害俗。什么才能救俗？顾先生说，惟力。生活里的诗，轻飘飘的，小情小绪的，雅得可疑，俗得可厌。必须有“力”灌注其中，才能辟雅避俗。比如老杜的诗，有真实沉郁的情感，有志在其中，才会有真正的生发感应之力。
　　力，非蛮力，使蛮力容易成为叫嚣；更非小感知、小见解、小伤感。使蛮力，感情浓郁得化不开，是最常见的庸诗。顾先生认为诗之最高境界乃自然与无意，“无意之为意深矣”。因此他强调人之聪明在写作时不可使尽，“陶渊明十二分力量只写十分，老杜十分力量使十二分，《论语》十二分力量只使六七分，有多少话没说。”老杜虽使力，但尚有弹性，失去了弹性，就会死于句下。黄山谷的问题就是使力太过，如老吏断狱，严酷寡恩，少了些人情味。诗中最重要的是情，“一切有情，若无情便无诗了”。但不能滥情，不能被情淹了，只是个自我为中心。“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扩大至自我消灭，这就是美，这就是诗，否则，但写风花雪月美丽字眼，仍不是诗。”小伤感最无用，如王安石所谓“文章尤忌数悲哀”，于己无补，与人无益，不说也罢。情、觉、思，以情为主，若无思，则易肤浅，流于鄙俗。知解太多往往也难成好诗，顾先生举过一个例子，“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有哲理，有知见，但不是诗，因知解太多了。诗人在诗中思，最易流于肤浅，流于俗见。顾先生认为，三个W（What.Why.How）中，诗人只对前两个W负责，后一个是留给哲人的，故诗人多懦弱无助，呼告无门。“我们读《离骚》，不要只看其伤感，要看其烦懑，此即因为没有办法，找不到出路——How，故强者感到烦懑，而弱者感到颓丧。”但诗人并非无思、无知解。真正的大知解，是一种对生活真相的发现，是“与真理的关系”，是无所谓美丑善恶的。写诗写到最后，最容易漫漶无力，以为是“老来诗篇浑漫与”，其实是思想力贫弱了，创造力低下了。要知道，老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还有一句“晚节渐于诗律细”。
　　为人生的写作，可以写长诗，但大多是小令、绝句的感觉，偶为大赋，也是小我的寄托兴发，尽量往小里去写。我赞同写小诗，虽然“写小诗让人发愁”，但写小诗是常态。老杜有“三吏三别”，“秋兴八首”，但他也有“两个黄鹂鸣翠柳”，“黄四娘家花满蹊”。不要迷信“大诗”、“长诗”。中国当下的大部分长诗、大诗写作，其实是在雄心与虚荣心交相支配下的无效写作。为人生的写作，首先是诚实的写作。顾先生有个观念，诗宁可不伟大，但要立得住。可以没有《浮士德》，但要真实。“中国有的小诗绝句甚好，二十八字，不必伟大而不害其为诗，即因其真实。”事实上，小诗也可以是伟大的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小诗，但堪称伟大。顾先生更认为就纯诗而论，这两句诗可谓唐诗中的最高境界。大诗需要积累酝酿，小诗则可一触即发。但小诗不可多，多了容易重复，如放翁诗便是如此，“六十年间万首诗”，忠于自己，看到就写，一触即发，“可爱在此，不伟大也在此”。而孟浩然诗集最薄，但几乎每首都是好诗。小诗难在举重若轻，难在境界。须得在生活里历练上几回，在手艺上千锤百炼过，然后才会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妙手与偶得。比如“雨中山果落”这一句，的确是小，似乎得来全不费工夫，“小学生便可懂，而大学教授未必讲得来”。但能得此句者有几人？非得有大境界者不可得。
　　为人生的写作，其最终并非为安慰一个小我，如果只为小我而写作抒情一辈子，实在是酸腐可笑。顾先生讲，伟大的作品不只有小我，更应有“圣佛不度众生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精神”，这也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强调的，“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作诗有三重境界。写诗不是诗，就像唱歌老跑调，是为酸；写诗只是诗，一招一式四平八稳，不跑调也不出彩，是为腐；“写”这个动作与诗合一，诗与这个写的“人”合一，最终“不写”也是诗，活着便是诗，这才是为人生的写作。得此境界者，诗入化境，就不会差。而诗之于人，可形而下为日用起居，交游唱和，慰藉平生；亦可形而上为终极信仰，尤其是在艺术界限日渐模糊的今天，为人生的写作也可以成为一种终极化写作。
　　人生诸般喜乐苦况是一种常态，因此，为人生的写作不会是一种“单纯”的写作，即便单纯也是调和后的单纯，如酒之调和苦辣香甜。“有人喝酒上瘾，没有人吃醋上瘾”，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调和的产物。“极不能调和的东西得到调和便是最大成功，最高艺术境界”。陶诗最为调和，调和到至为平凡，而平凡之极反而不平凡，陶诗之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相反，顾先生认为曹植就有点太豪华了，“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美女篇》）“可谓千古豪华诗人之祖”，但也仅是表象，根本没有触及人生之内里。李白也豪华，但他有调和，他是“飞扬中有沉着，飞而能镇纸”；老杜早期也挣扎，后来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尝遍，虽经天宝之乱，而乱后仍能静，如“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倦夜》）。诗人之性情禀赋不同，但过于偏向一隅便不足取。中国诗常以气、格、韵分，得其中之一便算佳品，若能调和，则是上品。如太白才气纵横，因此爱使气，好在太白是有真气，才不至虚骄、浮夸；格是在字句上下功夫，老杜“晚节渐于诗律细”，是真功夫。即如拗律，李杜都犯，但李是不知，杜是故犯，李是才气性情所致，杜是功夫学力。后来的江西诗派就过了，只讲学力，“此乃震慑人，唬人”，不肯把心坦白赤裸给人看。诗人有才而无学不成，只靠才气而无后天修养，易“贫”；用功太过也不成，容易被古人压倒，是“瘟”。诗之最高境界乃是“妙不可言”，所谓“弦外余韵”，是“先天不成，后天也不成，乃无心的，需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要想瓜熟蒂落，就必须等机缘，有余裕，有沉潜的功夫。“今日偶游公园便写牡丹诗，定好不了，需有酝酿之功夫”。酝酿就是沉下来，但又不可闲置于一旁，必须如孔子所言“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造次即匆忙之间，颠沛即困苦之中，必于是，心仍在，然后等待机缘触发。弦绷得太紧不成，但太过放松也不成。
　　顾先生认为，“一切伟大的诗篇，与其说是写出来的，毋宁说是活出来的”，因此他特别推崇辛弃疾，他认为这位山东大兵有力，健，能直面生活，不逃避现实，能“在诗的字句上看出作者人格”。大多数诗人能将诗写得很美但往往逃避现实，“只有稼轩，不但承认铁的事实，没有办法去想办法，实在没办法也认了，而且还要以诗的语言表现出来”。稼轩是真能“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的，老杜与他相比，终究是个穷秀才。这便是英雄中的诗人，诗人里的英雄，“诗人多无英雄手段，而英雄可有诗人情感，曹与辛于此二者盖能兼之”。顾先生对“气弱”的诗人不待见，比如讲诗之伤感，“人要做事便当努力去做事，有理说理，有力办事，何必伤感！见花落而哭，于花无补，于人何益！”有宋一代词人，除了辛稼轩，顾先生对冯正中也颇中意，因为他沉着，有担荷，“中国人独缺此精神，而多是逃避”。顾先生曾两次讲到唐李涉的《题鹤林寺壁》：“终日错错碎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一说：“诗是唐人味，但我们不该欣赏这种诗，这种境界可以有，但我们不应过这种生活。”又说：“同学们宁可不懂诗，不作诗，不要懂这种诗，作这样诗。人生没有闲，闲是临阵脱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