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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燕武 内容摘要：近代杭州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变，不但扩大了城市规模，改变了城市面貌，还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然而，杭州城市近代化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性手工业基础上的，商业资本难以真正向工业资本转化，杭州无法获得城市近代化所必需的持久动力与发展空间，显示出了“有限低度”的发展特征。 关键词：城市城市近代化发展有限性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窗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也成为近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中国城市近代化主要是指近代以来中国城市摆脱封建社会的种种特征，逐步向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科学文明的近代化生产、生活方式过渡的历史过程。城市近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基本标志之一，也是重新整合社会结构最有力的方式，所以对中国城市近代化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深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杭州开埠为切入点，围绕杭州城市近代化展开的外围环境、近代城市形态演变的三大界标以及近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用事业的发展，旨在透视从开埠到抗战爆发前夕杭州城市近代化的规模与特点，探寻杭州城市近代化发展有限性的原因。 一、杭州城市近代化的环境分析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生产的基本依托，影响城市发展的环境大致包括自然环境、制度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等方面。通过对城市环境体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城市发展的客观基础，并探寻其中对于城市近代化的促进或阻碍的种种因素。作为中国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杭州的城市演变与这一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及人文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然环境直接影响着近代化能否启动及发展快慢。杭州依托腹地广阔的杭嘉湖平原，气候良好，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特别适宜于种植蚕桑棉麻，这为丝绸业、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自然条件。另外，杭州处在钱塘江水系的环抱之中，城内有西湖水沟通，北有大运河相连，水上交通十分便利。先进的运输网使杭州以丝绸业为主的传统商业经济的外向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并且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繁荣。 经济环境的优劣对于城市近代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决定着城市社会发展的向度、力度以及成功与否。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无疑是受到了外来势力的影响，但不能因此忽视中国传统经济自身发展的动力。杭州的传统产业结构与市场体系是城市工业化启动的必要条件之一。实际上，明清时杭州的产业结构已朝着市场经济调整、转化，城市工商业中已包含着若干“现代性因素”，蕴藏着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潜能与必然性。鸦片战争后，杭州已是名副其实的商业城市了，培育了近代前期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各种出品拥有相当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为19世纪后期的城市近代化提供了历史条件和启动基础。 文化环境是杭州城市近代化一个不可忽视的“软基础”，它给即将开启的近代化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动力。杭州拥有灿烂的文化、发达的教育以及谦和、礼让的风尚，同时它也铸就了杭州保守、安逸的人文精神。给杭州近代化带来最大正面效应的是完备的教育体制以及合理的人才吸纳、储备体系。随着精英教育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受过精英教育的士人不得不转向科举之外寻求生计，这就为江南早期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为数众多、素质优良的人力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至少从明代后期以来，杭州的精英教育内容已不仅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读、写、算等实用性教育的推广，培养了大批能够自主地进行商品生产的小作坊主，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 二、杭州近代城市形态演变的三大界标 在杭州千余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由于水源的限制，“最初兴起的聚落，不在中城、下城的广大平原，而在上城城南的凤凰山麓”，杭州城区方位自中唐以后就已大致拓定。京杭大运河和钱塘江是近代前期杭州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由于钱塘江沿岸的自然条件在古代不适于城市展布，故而杭州老城主要以运河河道为骨架，以城南凤凰山、万松岭至清波门一带为中心，“赢于南北而缩于东西”，呈南北狭长状分布。随着1896年杭州的开埠、1909年沪杭铁路的建成以及1937年钱塘江大桥的贯通，极大地改变了杭州原有的城市面貌与结构布局，直接推动了城市形态的演变，牵引着杭州城市近代化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扩展。 首先，杭州的开埠与租界的设立不但改变了杭州的面貌，而且还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开埠通商是近代杭州迅速发展的一个契机，也正式拉开了城市近代化的序幕。此后，“城”的功能逐步淡化，“市”的功能得以增强，杭州又成为江浙物流、人流集散地之一，并扩大了自己的辐射区域，增强了对杭嘉湖腹地的经济、文化辐射能力。不可否认，作为传播西方文明的窗口，商埠与租界给中国树立了一种新式而且更为近代化的社会榜样，尤其租界对杭州城市近代化起了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租界和海关设在城区以外、运河以北的拱宸桥，突破了传统城墙的禁宥，扩大了城市规模。随着租界与城区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城市重心不断北移，原先为摊贩杂货聚集之地的武林门、运河沿岸一带发展为城市的新中心，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其次，沪杭铁路的建成和钱塘江桥的贯通同样是杭州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革命性事件。除了交通便捷的直接效果外，它给处于近代转型期的杭州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形成了城市发展新的理性观。通过沪杭铁路，上海对杭州的政治、经济辐射进一步强化。同时，杭州新增人口与新设工厂大部分集中在铁路沿线，市中心也逐渐从城南的湖滨、凤凰山一带移至城北艮山门、武林门一带。笕桥等城东新区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老城区负担，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优化了城市结构布局。钱塘江大桥的建成使沪杭甬线和浙赣线彻底贯通，“东南铁路系统得以连接一气”、“通达诸省而又缩短时日”。正如大桥开工时国人所期望的那样，“此桥的兴筑，其价值重大，不仅局限于浙省一隅，东南各省的经济、文化，甚至全国的交通、国防，均将蒙受极大的利益”。正是大桥的贯通，使南北两岸“连接一气”，杭州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跨江而治”，钱塘江逐步成为未来大杭州的内河，不断为杭州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 三、杭州近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用事业的发展 城市建设是衡量城市近代化的最重要标志，它包括城市外围交通运输网的形成、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内容。其中，交通是城市的发展命脉，尤其是城市周围交通网络的形成与完善是城市建设展开的先决条件。市政建设是城市近代化的物质体现，在空间上表现为以衙门官署为中心传统型，向以工商业区为中心、城市结构和功能出现分化的近代型城市演变的过程。水、电、煤等公用事业与近代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也是体现城市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交通运输业对于一个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货物流通成本昂贵，商品经济难以有真正的突破。开埠后的杭州首先对传统水运进行了近代化改造，并着力发展新式铁路、公路运输。近代水陆交通运输网的初步建成，密切了杭州与沿海商埠、港口以及内陆城市的联系，便捷了大宗商品的流通与交易，繁荣了城市经济，加速了城市近代化进程。 表1 20世纪20年代杭州主要公路干线
资料来源：《杭州关十年报告（1922—1931年）》，载《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第714页。 在漫长的前近代社会，杭州的市政建设一直处于自然无序的发展状态，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和专门的管理机构。自开埠以后，租界先进文明的样板效应给传统市民观念以强烈的冲击。另外，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城市面貌、结构、功能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管理的改进已是大势所趋。1927年7月，杭州正式建市。这是杭州城市近代化的里程碑，“近代市建制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城市独立性的加强，以及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新政府成立伊始，“庶政革新，建设事业，尤有突飞猛进之势”。从建市到沦陷前的十年里，杭城大兴工务，在市政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新的市政大大改变了城市传统外观和空间格局，市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整体性改善。近代杭州市政建设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新兴商业区的形成，城市中心由过去威严的衙门宗庙转向繁华的商业街区。开埠以后，城区各类商业建筑与各式新型娱乐场组成了新的城市中心，便利、宽敞的街道促进了沿街商铺的繁荣，新的市场不断出现，逐渐替代老城区的衙门官署成为近代城市的突出标志。新兴商业区的形成有力地冲击了原有的城市布局，促使了城市经济职能的强化与商业中心的合理转移。 近代公用事业伴随着近代城市的发展而逐步兴起的，租界当局和外侨在上海租界首先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公用事业，时人曰：“上海之繁荣，所以冠全国，其公用事业之发达，当不失为第一大因素。”的确，用水、电、煤等非生命动力来代替传统的人力与畜力，是城市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在城市社会中已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公用事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部门联系密切。它提供的社会服务，能够使社会收益最大化。电力和自来水的相对普及大大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效率与市民生活质量，城市生活逐渐成为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人们切实感受到了城市近代化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杭州城市近代化有限性原因探析 近代杭州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强势挑战时，相对优越的传统经济环境本该促使它像上海、宁波、汉口等城市一样，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本能地改变城市发展的机能，走上城市近代化快速发展的道路。然而，历史的事实是直至长江中下游区域城市近代化普遍启动下，杭州近代化的因素才零星出现，城市才开始由传统型逐步向近代型城市转变，并且这种转变的步伐随着传统丝绸业的衰退而变得相当缓慢。清末，杭州的工业资本总额居全国第5位，仅次于上海、广州、天津和武汉。民国以后，中国投资中心出现了几度转移，从广州、香港到上海、天津再到汉口、九江等地，而在这一系列结构性调整中，作为江南重镇的杭州明显被边缘化了。即使在省内，杭州也受到了宁波、温州的强有力挑战。可以说，杭州在城市近代化的演进中不断错位，结构失衡，最终彻底沦为一个二流城市，其发展有限性特征非常明显。以下分四点对杭州城市近代化发展有限性原因进行简单考察： （一）近代工业整体发展水平偏低 一般认为，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近代工业化是城市近代化得以进行的最强劲动力与最坚固基础。失去了近代工业的强力支撑，近代城市的主体建设无法有效地展开，对以传统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固有结构的冲击力度也显得不够，使杭州城市近代化从一开始就步履沉重。作为一个“外生后发”型的沿海开埠城市，杭州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呈现出发展水平多层次性的特征。民国时期，杭州的部分工业和手工业工厂中虽出现了机器生产，但规模都不大，资本额较小，且仍以手工劳动为主。（见表2）可以说，中小企业是杭州城市近代工业的主力军，且大部分为满足百姓衣食住行之轻工业，主导力量是时令性非常强的丝织业，它们在总体上力量弱小、技术落后、竞争力低下。据统计，1932年杭州市共有工业企业25类，共计460家。其中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业企业非常少，绝大部分都是从手工业演化而来的消费性行业。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近代杭州工业的繁荣充其量只能称之为“量的增长”，而不能称为“质的发展”。这种表面的繁荣掩盖了其近代化动力的虚弱，隐藏着进一步发展的危机。近代杭州工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偏低，削弱了城市近代化的物质基础，限制了其在深度上和广度上的突破，这也是杭州城市近代化发展有限性的最根本原因。 表2 1936年杭州市90家主要工厂资本、动力统计表
资料来源：《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载《民国时期杭州市政府档案史料汇编》，第67、68页。 （二）上海的强大吸附功能 紧邻上海的地理位置对近代杭州城市的发展喜忧参半，近代上海吸引了近代杭州的大量资金与人才，并在技术转移的同时在杭州构建了原料供应网与商品倾销网，使杭州自身的城市近代化陷于低度发展状态。近代杭州的衰落之日，正是上海的崛起之时。在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后，上海逐步显示出了对杭州、苏州等腹地城市的超强辐射力，它给杭州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市场网络到产业结构，从市政建设到社会生活，杭州都受到了上海强有力的牵引，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以上海为标的物的趋同化。一方面，杭州近代工业中许多著名的工厂都是源于上海，如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六一织造厂、华丰造纸厂等。还有由上海大公司注入资金，并为分公司的。最典型的要数1929年三友实业社受盘通益公纱厂，以及1934年光华火柴厂被大中华火柴公司合并。许多杭州企业都在上海设分号、办事处、代销处或门市部，将自己的产品运往上海销售或转销。如著名的都锦生丝织厂的大部分产品就是运至上海经由上海永安公司推销，后又在上海设立门市部。另一方面，杭州近代化急需的资金、人力资源等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不断地流向上海。胡雪岩在杭州发迹后，即以上海为其商业活动中心并投入了主要资金，先办采运局，后设阜康分号。无论是大清银行还是中国银行，实力最强、资本最雄厚的上海分行一直由“浙江商帮”经营，其中杭州人叶揆初、项兰生、蒋抑卮、胡藻青等均是该行最大的股东之一。一度是上海绸业老大的美亚织绸厂，其管理骨干和基层技术人员大都是杭州乙种工业学校毕业生。上海对杭州的吸附功能在文化上亦是表现无遗。20年代以后，随着鲁迅、郁达夫、茅盾、夏衍、冯雪峰等一大批文化精英辗转流向上海，杭州的文化地位开始以极快的速度走向黯淡、没落，昔日的文化圣地渐渐地缺少了学术偶像与人文崇拜，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文化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 三）政府的相对无作为态度 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不断式微，未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在宏观调控、整体规划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相对无为，延缓了杭州城市近代化的进程。杭州的工业发展有强烈的外向性特征，如果政府无法有效地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原料和销售产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变得相当困难，城市近代化的步伐也自然会大大受制。另外，政府的相对无作为态度导致了国家权威的不断缺失，杭州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缺乏明显的功能分区。历届杭州市政府，“咸悟建设之重要，然大多以组织不善而失败或以主持非人而无成，人民对于政府亦因此坠其信仰，视投资国营事业为畏途”。在杭州十年建设中，唯有修建杭江铁路是社会力量与当局精诚合作的产物，时人叹曰“今后（建设）若能尽如建筑杭江铁路之相互合作，则一切事业未尝不可咄嗟立办。” 更为遗憾的是，近代杭州虽然名人辈出，但是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始终缺乏一个相对强大的精英集团——类似于南通的张謇家族。在当局“暗蔽而不足与谋”的情况下，各阶层力量深度整合受挫，城市建设缺乏一以贯之的政策与规划。政府大多崇尚经验主义，保守有余而创新不足，很难为城市近代化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自然，杭州城市近代化也只能是“有限低度”的。正如学者常宗虎在总结南通现代化经验时说的那样，“地方大员的精明程度、思维方式、开放意识直接影响着工业化进程的快慢”。 （四）重商主义传统与市民的普遍保守、安乐思想 传统商业经济的发达，使近代杭州城市经济过度商业化，资本大多停留在流通领域，未能适时适量地转化为工业资本；地理因素和文化背景铸就了杭州市民安于守成的性格特征，使杭州丧失了城市近代化所必需的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 前近代时期杭州由于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商业向称发达”，人们的经商意识浓厚，重商主义传统悠久。大约在明代，杭州基本完成了从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的过渡，城中所需用品十之八九是从外地输入。因为过分依赖商业贸易，杭州自身经济容量严重不足，缺乏内在张力，一旦失去原有的政治、地理优势，经济很快就会衰落。近代以来，上海、汉口、宁波等实业界人士凭着与外人争利的忧患意识和对市场变化的感悟力，纷纷投资于新式工业。此时的杭州却呈现出另一幅近代化图景——民族替代工业发展始终较为缓慢，城市经济商业化程度惊人。从富余资本的流向来看，杭州远远未能实现商业与工业的有效结合。丁丙以丝绸业起家，一度拥有数十家商号，但他把大部分资金投向了古籍的搜集与古玩收藏；蒋广昌历经几十载的经营与积累，积聚了大量商业资本，但蒋家后人醉心于买田购地、造楼修墓，并没有转化成新的工业投资。丁、蒋两家也是这一时期杭州实业界“工不如商”、“小富即安”普遍心态的一个缩影。考察近代中西各国的兴衰嬗替可以发现，凡是不以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 另一方面，杭州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成为东南文化名邦，富裕的生活在杭州人的心理上积淀了深厚的安逸满足感，主要表征为过度休闲，过度生活化，过度奢侈浮华，蕴含着与近代化方向背道而驰的惯性。相对于新兴口岸城市的开拓进取精神，杭州人更多地注重短期利益的获得，善于守成而不求创新，多些文人气质而少些企业家精神。因此，他们宁愿把商业利润投向保险却无发展前途的盐业、典当业和田产，而不敢投入风险较大的近代金融业、工业；他们喜欢从事自己熟悉了的丝绸业，而较少旁顾其他工业。民国以后，诸如张小泉、毛源昌、孔凤春、龙井茶等老字号名声依然很大，生意依然火爆，但从资本、规模、获利情况来看，与其说是产业，毋宁说是一种文化。事实上，杭州近代工业化的先驱者和实践者十之八九来自外地。可以说，杭州人文精神中除旧布新意识的严重缺失也是城市近代化发展有限的重要因素。正像樊卫国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商业的近代化变革是一种‘顺势’变革，民族替代工业的兴起则是一种‘逆水行舟’的经济行为，需要敢于开拓的勇气和冒险精神，这是第二层次的关键性变革”。 结语 综上所述，1896年杭州的开埠启动了城市近代化，不但扩大了城市规模，改变了城市面貌，而且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然而，杭州城市近代化的步伐比起两翼的上海和宁波相对缓慢，城市近代化的变动区间与展开维度过于狭小。虽然杭州城市近代化成果显著、影响深远，但从历史比较的坐标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城市并没有得到质的提升，只是在复兴与守成中苦苦挣扎，显示出了发展有限性的特征。当然，我们不能说近代杭州城市没有发展，没有突破，只是这种发展很不充分且带有明显的被动性与局部性特征，没能跨出城市近代化实质性的步伐。在制度张力不断丧失的过程中，杭州城市近代化完成了“有限低度”的发展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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