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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周汝昌先生等名士之间的往来轶事，往往会成为令人回味、咀嚼的逸闻，并且从中诞生许多名作。这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盛事佳话。 大家熟知，周汝昌先生是继胡适、俞平伯之后我国又一位红学大家，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被誉为“红学方面划时代著作”，毛泽东主席极为赞赏，胡适、顾随等前辈学者曾专文评述和祝贺；而且周汝昌先生是书法大家、国学大师、诗词圣手。在书法方面，周老曾三次背临《兰亭序》，启功、徐邦达、王学仲等均著长跋致贺。并有《书法艺术问答》、《永字八法》等书法理论著作，也引起了书法界的强烈反响；周老在诗词研究和创作方面也有极高的成就，年轻时就是俞平伯、顾随、张伯驹等大学者诗词唱和的小友，所笺注的《范成大诗集》等都是权威性版本。
节选一 《一代名士张伯驹》之序
张伯驹先生的传记一稿，已经杀青，承作者前来索序，不禁欣慨相兼，百端交集。若论为兹传撰序，我并非堪任之人，但先生生前交契，俱叹凋零，当日拈韵倡酬、接席言笑者，今唯我在，义不容辞，因粗纪前尘，申我衷曲，岂敢曰序，亦聊寄所怀而已。 自太史公创纪传，于是中华之史，不独纪事，转重传人。传人者何？传其品，传其节，传其才德，传其神采，使其人跃跃然于纸上，令后世如目接耳亲，而不胜其追慕慨念之情，是以其人虽往，扰凛凛生气，在我左右。是所以同为不朽之胜业，而三才之中心亦于焉斯在。然欲传其人如伯驹先生者，其事实非易易。盖事可纪，言可采，岁月可罗列，而丰采神情，音容意度，则至难为力。以上之理，扰易晓喻。至于所传之人，评价如何，其历史位置如何？则更难片言居要，数语得中。此在作传与作序，皆是至难之事。 我获交于伯驹先生，一在词学，一在红学，两者交逢，不期然而有会心不远之欢，投契日深，相知遂久。其时，我在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续业，先生居于展春园，相去数步。展春者，因收藏展子虔《游春图》而取名，其地实为康熙时果亲王胤礼之故园，先生得其东半（其西半为当时名人吴氏所有），景物无多，有小楼二处，回廊相接，外楼袁大公子居之，时已年迈，扰攻德文书籍，恂恂如也。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我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矜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似乎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岱），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 我与先生相交，始自一次展览会——先生将自藏的珍贵书画精品，在燕大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其时我正致力于研求曹雪芹的家世背景，闻得此展品中竟有《楝亭图》，大喜！立时趋而就观——只见大玻璃柜展出了巨轴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小照，彩色立幅，诧为异品。见其四围缓边上，名家题咏已无隙地。这当中首先是藏主张先生的《贺新郎》，词句中涉及了红学旧说贾宝玉即纳兰一义。我于是一时乘兴，步韵连和了两三首，每句下都有细注，句句是讲曹家的史迹实事。张先生看了，见我年少（我比他小20岁），以为文笔不差。他因此将刊本《丛碧词》送我一部。我拜读了，在音律上提出了七十多条拙见，先生一一从善如流。这样的事，在古人中也是难得有之的，我益发钦服他的雅量。但我们的交契扰不在一端。随后，我为词集撰有跋文一则，其中提出，如以词人之词而论（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由于我是从学术、文艺上从公论断，并无丝毫阿谀献颂之心，这使他非常感动。从此，更引我以为知音。他以后凡作词，没有一篇不是写与我看，听我意见的。记得一次同游大觉寺，他年事已高了，坐在玉兰花下，袖出一词稿让我看，两眼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看我读词时的“面部表情”！这种情景，我自然是很难忘记的。 如前所叙，我们友谊的一开头就包含着红学的因素在内。由于我的缘故，张先生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日益加深起来。事实上，他对我的研究历程是起过作用的。举例而言，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有一年的新正“人日”（初七），张先生兴致勃勃地来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敞寓，探怀摸出一件宝物给我鉴赏——就是举世闻名的脂砚斋藏砚那件罕有的文物异品。又有一年的重阳节，他来信特将“三六桥本”《石头记》珍本的消息与情况写示于我，因此还各赋《风入松》新词叠韵唱和……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由此可知张先生对红学研究进展屡有贡献，只是世人知者不多罢了。 这还都是展春园时的旧事。那时天天见面，我到先生之厅，视同家人，有时名贵书画舒卷之事，也要我动手帮忙。但满案珍宝，没有主人的话，我严守自己的戒条：不妄动一指头。这是因为当时张先生仍然被视为“凋人”，我去走动，就要避嫌。记得很清楚：《楝亭图》四大轴，有一回摆在大案上为日甚久。我原非不想一见之人，且渴望已久，但终未触动，也未启请一观——我至今真正目睹的，仍然是数十年前在燕大中文系所见的那一小段！再如，家父自津抵京，曾暂借寓于斯园，居室案上陈有柳如是女史的黄玉凤砚，紫檀匣上镂有钱牧斋的篆书铭记。主人并不害怕我们“顺手牵羊”，我们临辞也不请主人检核器物（因有男仆，每日入室收拾，假使丢了东西，岂不皂白难分……），我们宾主双方，就是这样相互信任，超脱世态，全以坦荡相待。 这种值得追怀的日子，当然是会发生变化的。我离开了燕园入蜀，先生专邀一社，请众多名家赋词惜别。别后时寄新句见怀，情见于辞。及返京，先生亦已迁居城内后海南沿。因为路远，见面就不频数了。再后来，我目坏，行动需人，于是造访先生的机会，愈见稀少。所余者，词翰诗笺，鳞鸿传字，种种情事，始终如旧也难悉记。 不知过了多久，先生遭到了一生中最为艰困的时期，他从吉林回京暂避时，也来见访，当时已非复昔年光景。因户口不在北京，口粮自成问题，因而有时在小寓留饭，粗馔劣茶，先生亦不嫌弃，仍尽主客之欢。我因无力相济，只能将所节省的粮票，邮寄先生，聊当濡沫。对此，他也还要笔札相谢。那时读了他的信，真是心中感到难过得很。但又想，如先生之为人，对国家对人民是无愧于怀的，浮云蔽日，终有清明之期，尔时快阁眺晴，联吟赋句，先生必定一如既往，霁月光风，曾何滓秽太清之可云哉。 先生酷爱中华艺术，举凡书画词章、歌弦筝柱，无不诣习。因有同好，共语易投。先生工余派须生，我亦尝为之操琴，高唱“卧龙岗散淡之人’。音容宛在，而斯人不作，后之来者，又何能尽挹其清芬乎。今幸有任凤霞女士，不辞心力之苦，多年以来，经营访察，成此良传，则先生风规不泯，足以告慰于当世与来者，岂非至幸。 我识先生晚，不足以知其万一，草草为文，莫能委曲，粗陋之笔，有余愧焉。然而中华文化所孕育之高流名士，应存典型，昭示于寰宇，故我序之，又非徒念私谊，而所怀者多且远矣。 （选自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代名士张伯驹》，任凤霞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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