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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显然只是个美丽的传说，但在村子偏东处的石脉上，确有与此传说相照应的一处奇观，以前我去看过数次。那地方的石脉呈北高南低形，在石坡的底部有一直径约60厘米的半园坑穴，深约有尺，凿痕清晰可见。在这坑的左上角，又有此形一坑，直径约二十四五厘米，此穴浅而小，里面的石头呈暗红色，与周围石色殊异。传说这就是龙心。据老人说，早年雨天，从这穴中流出的水发红。南方奇人一开始凿龙心没凿准，凿成了下面那个大坑，第二次才凿到了龙心，把龙凿死了。 前几年我又去看，只见那地方已盖上了房子，奇异的龙心景观已荡然无存了。 龙虽被凿破了心脏，好像并没有被彻底凿死，一到下雨天还淌血水嘛！就是这条被凿得奄奄一息的龙，还凭它的灵气保佑我们村在明朝嘉靖年间出了个户部郎中，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一级的干部，那就是我们马司刘的五世祖廷锡公。另外明清时代从御史到县令马司还出了三十多名官员。 在这里，我不想夸耀我的祖辈，只想叙说叙说我的家庭和我自己这个穷困潦倒，毫无作为的不肖子孙。 我曾祖父兄弟七人，高曾祖于光绪十四年死后，由做事公道兄弟们都佩服的二曾祖当了家，家中开个铺子，做些买卖，家业倒也兴旺。只是家中房子少，人丁越来越多，房子眼见已无法容纳下这一大家人。不知是高曾祖还是曾祖，就倾其所有，毅然买下了同族一大户人家的一大片房子。关于这个大户和这片房子的轶事，在村里世代相传，在这里不妨“节外生枝”地说一说。 二、旧宅的传说 盖这片房子的人叫刘尔宽，字公绰，据家谱记载，生于清雍正五年，卒于乾隆五十一年。此公与我同宗同族，当然是我先辈了，只不过家族分支上远些罢了。传说这位祖先生性聪明，善做买卖，很有名气。 某年的七月二十二这天，买卖人家都给财神过生日，挂财神像，摆祭品，这叫“财神落座”。一个外地送财神像的人，到村里一家大户门上说：“送财神来了！”大户说：“我家的财神落座了，不要你的财神了！”那人便说：“那我就送到刘尔宽家去了。”刘尔宽家也早挂好了财神像，但他还是恭恭敬敬地把财神接了家去。 没过几天，刘尔宽家来了几辆“二把手”独轮车，上面装着一包包货物，推车人说，先寄放在他家天井里，过几天再来取。问车上装的什么，说是大豆。刘尔宽慨然应允，那几个人把车推进院子里，没留地址、姓名就匆匆走了。时间一天天过去，推车人再也没来，刘尔宽好生纳闷，忍不住看看车子上的豆子，一看，大吃一惊，哪里是豆子！原来是一车车的铜钱。刘尔宽更不敢动了，一天天盼望着把这几车钱璧还原主。又等了大半年，音信全无，尔宽这时才意识到，这是财神送来的财贝。他这才用这几车钱盖房子置地开铺子，成了边方有名的大财主。 天助刘尔宽还有一事：他家的铺子从潍县城大买卖家赊了货物来卖，这一年年境不好，没卖出钱来，到年底，眼看还不上货款了。买卖人最怕失信，到了年底，尔宽还一筹莫展，心想，要是老天降下一场大雪来就好了。他于是晚间烧香向苍天祈祷，夜里就见阴云密布，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刘尔宽见大雪封地，连忙骑上驴子来到了城里。城里大财主一看他冒着大雪来到，十分感动，连说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尔宽说：雪大，推钱的车子来不了，我人不能不来。 城里财主说：“钱你明年先使着算了，还用大雪天的跑来说？” 事情虽然这样过去了，可城里的财主总是不放心。开春的一天，打发人借故来到刘尔宽家，看看是不是还有还款能力，那人来到尔宽家一看，见他家正大兴土木盖厅房，回去一说，城里财主这才放下心来。其实，尔宽预料城里会来人看，才作了盖厅房的安排。 我七八岁的时候，那厅房还立在那里，一溜五间大瓦房，前出厦，拔台子，十分宽敞宏丽，农村里这样的建筑十分罕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刘尔宽子孙不肖，家境渐渐败落，以至于不得不把这所在农村里可称得上是豪宅的宅子卖给了我的祖上。 到我曾祖父辈人丁繁盛不得不“异爨”的时候，这大宅里面就垒起了一道道墙，分成一个个小院了。这宏伟的厅房分到了我七曾祖的名下，他的三儿子我叫他三爷爷的继承了这厅房。恕我对祖辈不敬，我这三爷爷真也不肖得可以，是村里有名的酒鬼，喝醉了不是到外面骂大街，就是在家里打老婆，老婆一绳子吊死了，留下两个不大的孩子，日子过得很累。做饭没柴烧了，我这位三爷爷就“就地取材”地从撑着厦檐的那几根明柱上往下劈木头烧。后来，他毁掉那五间岌岌可危的厅房领着孩子下关东去了。 与厅房东山相连的是两间小楼，楼外是一条南北大道，楼上留有不大的窗口，那是瞭敌望哨用的。这是我二曾祖分得的住宅，最近这些年才拆掉盖了新房。在清朝嘉庆初年，这小楼上发生了一件震动了济南府乃至京城的大案，不妨在这里说一说。 到乾隆年间，马司村发展的就颇具规模了，通过村子中心的大街，成了南北通衢，街两旁店铺林立，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街上还有专供过往官员歇息之处，叫“官地井”，与大街垂直的两条宽巷叫“金巷子”“银巷子”，听这名就知道这里住着的是些有钱人家。 马司别看村大人多，却少有杂姓，大都姓刘，是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父子爷们。平时彼此之间也有打架吵嘴的时候，可一当与外面发生矛盾，就会全庄人集体对外，往往叫对方“吃不了兜着走”。这样一来，村里人就养成了胆大妄为的习惯，动不动就对外使使厉害。我们家乡方圆几十里流传着个话，“马司刘，好使kou”。 （“kou”读第二声，这个方言土语字不会写，只好用拼音代替，字的意思是：有理无理，都要使厉害，没有敢招惹他的。）“马司刘”就是以这样的坏脾气令四邻生畏，自己却以此为荣。 在清朝嘉庆初年，有个外乡人与马司人发生了争执。这人是章丘县山口张村人，排行老七，外号叫“张七地溜子”，听这名，就知道是个泼皮无赖。马司人多，打架地溜子不占便宜，便破口大骂。他骂，我们村的人就打，这人就是不服软，说道：“你们打死我，我也骂你们，我的肉哆嗦就是骂你们！”最后，真的把那人打死了。 出了人命，惊动了潍县官府，知县大人下乡验尸，就住在以后成了我二曾祖房产的这座小楼上。 本来是件并不复杂的案子，可是这知县为了捞钱，把事情弄得复杂化了。 贪官没有不外表装成清廉的。这贪官上了小楼，楼下衙役站岗，不让任何人与他接触。他吃的饭虽然由村里人供给，却要用篮子从那个临街的瞭望窗口拔上去，杜绝了任何说情行贿的可能。 这县官别的不吃，专爱吃面条，而且饭量很大，每顿要吃几大碗。除了他和村里的主事人，谁也不知道，每只碗底下都放着两只大元宝。 尸也验过几遍了，案情也调查过了，就是迟迟下不了结论。时值夏天，尸体变黑发臭，县太爷的囊橐也充盈起来，这才下判词曰：此民骨肉发黑，得的是乌骨病，非殴打致死也。 案情公布，死者一方大哗。这七地溜子别看是地溜子，他很有几个亲友是当官的，而且他村里当官为宦的多的是，所以他才有恃无恐，敢和马司刘较量。在验尸的这半个月里，他的亲友乡亲都拭目以待，按兵不动；听到案情结果，于是纷纷前来，据说一顶顶官轿从这小楼向南一直排出村外，哪一个都比知县官大。 案子捅到了省府衙门，那得了一兜子元宝的知县免不了革职查办，打死人的马司人也抓了三个去，押赴济南府打入死牢，单等秋后问斩。 虽然只逮了三个人去，整个马司刘就像人人罹难家家遭灾一样，大家忧心如焚，却又无计可施。眼看秋后到了，村里人议好了厚葬死者、抚恤家属的办法，村人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没想到到了秋后，事情却有了谁也料不到的转机。 前边说过，马司南北大街是官商客旅必经的通衢大道，街上有两座大客店，分别叫“大官店”“二官店”，是路经此处官员下榻的地方。 就在高粱晒米，谷穗低垂的时候，一位青衣小帽的客官来到了大官店，店主一看此人来到，赶忙做揖打恭，迎进雅间，命厨上准备珍馐异馔，派人速请庄里几个头面人物前来作陪。你道来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当朝宰相刘墉的亲信随从，因他骑匹个头很小的千里良骥，人们都称他“小马上”。刘墉是诸城逄戈庄人，从北京到诸城，马司南北大街是必经之路，刘大人每当有事与老家联系，就命这“小马上”回诸城，这人每次都要在马司住上一宿，第二天赶上一百六十里到家。 刘墉与马司刘姓有种真真假假的同宗关系，传说当初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入阁之时，曾认马司刘姓为同宗，并说马司是他的“老庄子”，“老庄子”是祖村的意思。 入阁，就是当宰相，按当时的规定，祖上没有相当的前程，是不得入阁的。前面说过，马司村曾在明朝嘉靖年间出过户部郎中刘廷锡，因此，刘统勋便称他家是从马司迁到诸城的，遂得顺利入阁。——这就是马司是刘墉“老庄子”的来由。传说刘统勋死后，从北京往诸城移灵，一路上遇山开道，遇水架桥，屋挡路拆屋，树碍路伐树，惟独灵驾来到马司，见树枝探在路上灵柩不能通过，便绕道而行了。 酒席桌上，“小马上”举杯作揖，“老庄子的老少爷们一向可好？” “还好呢，都大祸临头了！”庄里的头面人物起立作答，接着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到秋后问斩，一个个潸然泪下。 “我当是什么事，就这事？喝酒喝酒，别叫这些零碎事败了咱们的酒兴！” “小马上”到诸城办完事，回京复命，顺便说了马司这事。 刘墉没说别的，只吩咐“小马上”去济南探监。 一天，太阳刚落山，在济南府大明湖近旁的一家客栈大门上，突然挂起了一个灯笼，上书“清爱堂“三个大字。 这盏灯一挂出，登时惊动了济南府的大小官员。山东省巡抚大人带领军政官员急火火地来到这家客栈迎接刘墉刘大人。 原来，“清爱”是康熙圣祖皇帝亲笔御赐给刘墉祖父的两个大字，刘墉用来做了自己的书斋名，“清爱堂”也就成了刘墉的名号。 这三个字在济南地面上一出现，就意味着刘大人到了，官员们还没见到人，就在客栈门前跪了一大片。 这时“小马上”从里边慢慢踱出来，说： “刘大人公务繁忙，无暇亲自前来，特命在下持此灯笼来贵府代他老人家探监。” “敢问上差，所探何人？” “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只是俺老刘家的三个小子关在贵府大牢里，不来看看说不过去。” 当官有当官的规矩，官再大，家里的人犯了死罪，也无权下令放人；可探监就可以了。 “不用探了，今晚就放人。”巡抚大人说完，就带领官员回衙了。到三更天，人就送到了这家客栈里，住进了“小马上”一到客栈就为他们订好的房间里。 与刘尔宽盖的这座小楼有关系的这件案子就是这样。 到刘尔宽晚年，眼看自己几个不肖的儿子将要在自己身后败落这份家业，心中无限悲苦，他常常独自登上这座小楼，从小窗口望望街景，发出一声声长叹，百感交集。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这座小楼会因那件案子有了那么大的知名度，他本人也因这小楼为后人时时提起。 刘尔宽死后，连墓碑也没竖一块，一抔黄土掩埋在衰草里，直到道光十年45年过去以后，他的子孙略有起色，这才竖起了墓碑。此碑至今犹存，读读碑文，会为刘尔宽当年艰苦创业所感动，也为他家的败落而叹息。叹息完了刘尔宽家，接着就该叹息我的祖上再次败落了这个大宅门的故事了。 三 大宅门里的格局 在这里我用上了“大宅门”这个词。前些年以北京老字号同仁堂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播出后，这个词就成了大户人家的代名词。座落在马司西崖的这所大宅子，虽不能与北京同仁堂相比，在潍南农村，不管是前期的刘尔宽家，还是后期我曾祖家，也可以说是农村里的“大宅门”了。 这所“大宅门”，从我曾祖父辈，我家在里面聚族而居了一百多年。直到我辈才破败不堪了，前几年村里规划，最后才彻底拆除干净。 在这片房子的东南角，有个像城门样的青砖大门，门洞比马车窄，当初显然是为了限制马车通过而建的，这门直至近年还有，人们都叫它“小门儿”。向东的门额上用方砖刻有“朝阳”两个大字，笔力遒劲，不知是何人手笔。从东穿过门洞，向西是一条不宽不窄的小街，路北便是这片宅子。 这片房子有朝向小街的两个大门。东边的一个是一个连在临街房上的宽敞的“屋大门”，这宅门在“小门儿”西20余米处。进得宅门，迎面是大照壁，照壁前是相对的东西角门。 进入东角门，天井正北是前面提到的那五间厅房，天井南头是两间临街的南屋，这个比较规整的院子，是七曾祖的房产，可惜以后被他儿子弄得破败不堪了。 厅房东旁的二间小楼，小楼南面，是与小楼相连的三间东屋，东屋南是几间临街南屋（以后这南屋只剩下了房基），以及厅房北面座落在一个小院北头的三间土屋，是我二曾祖分到的房子。 进入西角门，是个南北很长的大天井，天井北头，是五间有三层台阶的“拔台子”青砖瓦房，这房子很气派，显然是当年刘尔宽居住的正房，到后来，东头三间连同天井南头的临街南屋以及正房后面的小院落，都分到了我六曾祖的名下。 正房的西头两间，连同这两间正房前面的三间西屋，是我二曾祖分得。二曾祖没有男孩，过继了我爷爷，后来自己又有了一个男孩，排行老五，我叫他五爷爷。后来，二曾祖把我爷爷和五爷爷分了家，五爷爷分到厅房东旁的小楼和厅房后面的小院，我爷爷分到了这两间拔台子正房和西厢屋。 我爷爷出继“擎受”二曾祖的这西头两间正屋和西厢屋的西墙外，是一条南北向的宽巷子，巷子南头有一特别宽敞高大的门楼，叫“车门”。车，当然是马车，从东边是进不到这座祖宅的，因有那宽不容车的“朝阳”门和门南高有一米的石砌崖畔挡着，车只能从村子土围子墙的西大门进来，斜向北向东走不多远就可进到了这“车门”里。这大门比大宅子的屋大门略向里退了一点，出这大门就是宅前的那条小街。进了车门向北走30米，路西有三间土屋，这车门、这土屋以及周围很大的空地场，就是我曾祖父（行四）分到的财产。落到我曾祖名下这地场，显然是大宅院的“外宅”，可能是做场院、柴草院的地方，那三间土屋，可能就是场院屋。我曾祖父分的这份家产，虽简陋，却有发展余地，到了我父辈，就盖成了一个十分宽敞的大家院了。车门外西旁，有一棵国槐树，树旁是一盘碾，现在只有那棵老槐树是这片房子最初的见证了。 当初，我高祖死后由威信很高的二曾祖当家，二曾祖死后，一大家人家就群龙无首了，这时，我三曾祖便席卷了家中的钱财，领着老婆孩子在夜间偷偷去了山西省屯留县，用带去的银钱在东关发展成了大户人家，那是光绪二十四年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兄弟们才分了家。大曾祖父留在了村子南头的老祖房里，五曾祖绝了后代。 出了车门，小街南正冲着是一条不宽的巷子，进巷子向南走五六十米巷子拐弯处有一眼井，井有十来米深，水很旺，而且是甜水，甘冽异常。半个西崖的人都吃这井里的水，我家祖祖辈辈若要饮水思源，也得思思这眼古井。井口是用厚青石板砌成的，井口四周的石板棱上都有许多条深深的沟槽，那是往下放水筲时被井绳磨出来的，从这些沟槽就可知这井的古老程度，而且可知这井对我们祖辈滋养之恩是多么之深。乡井乡井，井是家乡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写到这里不能不写写这口古井。 就在有井的这条巷子北头与东西小街形成的东南角上，临小街有5间特别高大的房屋，人们都称之为“高屋”，这屋是我三曾祖的长子从山西回来购置的房产。传说这高屋是刘尔宽的三儿子盖的，这老三与在后面老宅里住的老大老二不和，便在老宅南面盖了这5间特别高的房子，意在压住他两个哥哥。这俩老兄气不过，就在上屋架的头天夜里雇来一些“吗啡客”，把木料扛到村北沟里点火烧了。事毕，这群光棍儿领了赏钱扎吗啡去了。第二天，正是“上梁大吉”的日子，老三一看梁檩木料踪影全无，但“吉日”就定在这天，改不得，那天正是坊子大集，只好到木货市上现买了些木头凑合用了。据说，这么好的房子，梁檩并不是特别好，原因就出在这里。到刘尔宽家彻底败落时，这高大的房子被我家西邻樊家买去，曾做过多年“书房”，我的几个叔叔都在里面上过学。后来才归到三曾祖子孙名下。 四 我的父祖辈 我的爷爷刘从心，生于1871年，卒于1919年，这是我根据我父辈们的年龄推算出来的，大概不会错。 祖父的嫡妻姓田，这是近年我才从家谱上查到的。田氏只生一子，这就是我的伯父刘钊。大约伯父十岁的时候，我这位祖母就亡故了。对这位祖母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姓田。 祖父续娶了我的祖母，姓张，娘家是离我们村五里的张家柳沟村，在我们村的西北边。那时候的妇女都没有大名，出嫁前用乳名，出嫁后就称“хх氏”，前一个х是婆家的姓，后一个х是娘家的姓，那我祖母就是“刘张氏”了。 我祖母刘张氏生了我父亲和我的三个叔叔两个姑姑。祖母高寿，活到91岁，1971年去世。 我祖母嫁来的时候，我伯父刚有10岁，是我祖母照料大的。伯父长大了既不愿上学，也不愿意种地，是个游手好闲的人，这可能是我祖母做为“后娘”不好严加管教的结果。在我家一直流传着伯父的一些笑料： 上学便逃学，不愿让自己的头脑受委屈，上学不成，那就得种地了。二十来岁时，祖母叫他到南山前锄高粱，二亩地，锄了半个月还没锄完，还直埋怨一个人钻进高粱地里太躁人，还害怕。祖母就给他找了个大孩子作伴，好饭好菜伺候着这俩干活的。又过了四五天，还没锄完，祖母生疑，到地里一看，两把锄头放在地头上，人却不知哪里去了。看看地里，只锄了锄地头，里面草深没膝，祖母又好气，又好笑，连说“罢罢罢……”打那后，就什么也不指望他了。 伯父到了婚娶年龄，就给他娶上媳妇，这时，我父亲、三叔、大姑、二姑相差不了几岁相继来到了人世，到我父亲12岁的那年，又同时有了我四叔和我伯父的儿子继春哥，随后又有了我五叔。家里孩子这么多，都还不成器，好歹有个年龄大的伯父，又是个什么也不愿干、什么也不会干的人，家中日子之艰难可想而知。我祖父是个本分老实却也没有能耐的人，一家生计全仗我祖母精明能干和精打细算支撑着。那时家里只有几亩山岗薄地，打的粮食养活不了一家人，祖父母就靠磨面卖饼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卖饼是穷困人家养家糊口的好生意。前边说过，我们马司村是个大集镇，过往客商多，我们那地方不怎么吃发面馒头，就爱吃死面饼，这饼咬起来哏硬，吃下去垫饥，是贩夫走卒们最实惠的吃食，在我们这里有“待要省，鸡蛋饼”的说法。而且饼还是地方小吃“朝天锅”的主料。所以饼的销量很大，许多穷人都干擀饼营生，我家也不例外。家里养头驴，拉磨磨面粉，细面擀饼卖，粗面自家吃，麸皮正好用来喂驴子。 每天祖父母夜里两三点钟就起来，祖父和面擀饼，祖母烧鏊子烙饼，烙好的饼像晒衣服一样晾在扯紧的绳子上。等烙好了四五十斤面的饼，天也放亮了，然后把晾好的饼放到箢篼里祖父背到街上去卖，祖母便把粗面饼烙好给一家人开饭，饭后，套驴磨面。暮去朝来，日复一日，他们就是这样操劳着一家人的生活。 父亲13虚岁那年，就加入到了卖饼的行列里。父亲是1900年生人，十三岁这年正是1912年，民国元年，他成了一个卖饼的中华民国小国民。改朝换代时的情景他记得很清，后来他多次讲给人听：这年除夕夜，先下雨后下雪，雪把冰水盖住。祭祖迎神的人们夜间一出屋门口，脚踩下去，雪下面的水把鞋袜湿透，人们便叫起来：“湿了！湿了！”大清果然“失了”天下 十二三岁，本来还应该是一个学童，我父亲在这个年龄却担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这么小，背着四五十斤重的箢篼太勉强，有一次，在路上脚下一拌，摔了一交，饼撒了一地，肩摔脱了臼，找人拿上，又忍着痛去卖饼。 父亲从十三虚岁开始卖饼，一卖就卖到了十八岁。十七岁娶亲时，轿子路过我村东面的水坡村时，村里人问谁娶媳妇，认识的人说：马司那个小卖饼的。 卖饼虽然能养家，可太累人，一夜只能睡半夜觉，祖父有时擀着饼就睡着了，父亲就替他擀一会儿，让爷爷去打个盹。父亲不光卖饼是好手，擀饼的手艺也不孬，不过，还是卖饼更能显出他的“才能”。那时，大街上有二三十个饼箢篼，几乎每天都是他先卖完，一些买饼的别人的不买，专光顾他这个“小卖饼的”。有时他和我爷爷各自去卖，他的卖完了，爷爷还剩下半箢篼，他就分一半来卖，又是他先卖完。 那时买东西兴赊账，父亲不识字，不能记账，全靠心记。有一天光半斤的就赊出去了8份，他都能一一记住。 有这样一件说明父亲记忆力惊人的事，他曾给我讲过： 那正是民国初年兵荒马乱的年月，经常有这军阀那军阀的队伍路过我们村，多数卖饼的不敢出去卖了，父亲却不管这些。他知道兵也得吃饼，而且比一般人饭量大，所以每次过兵，他都赶着去卖，当然这要冒点风险，可我一个小孩子，能把我怎么了？ 有天傍晚，二官店里住满了兵，兵们出出进进的，父亲偏把箢篼摆在了店门口。一个从外边来的兵秤了二斤饼，说一会儿送出钱来。可父亲等了两个多时辰，一箢篼饼都卖完了，还不见那兵出来，父亲决心等下去。 又等了半个时辰，已是星斗满天了，那兵终于出现了。父亲一把拽住了那兵的衣角，说： “老总，还没给我饼钱呢！” “谁欠你饼钱？”兵很横。 “你秤了我二斤饼，说进去给我拿钱去。” “你认错人了吧？你再好好看看，是我？” “我不会认错人的，就是你，一点没错！”父亲斩钉截铁，十分肯定。 那兵转怒为笑，竖起大拇指，说： “你这小孩，行！好眼力，黑夜里这么多人出出进进，你认得这么扎实，我服了！” 接着那兵掏出了钱，付了饼钱。 父亲的嫡妻刘袁氏一生没有生育，我和我妹妹们是父亲后娶的妻子刘李氏生的，我们叫刘袁氏“娘”，叫我们的生母“婶子”，我叔叔的儿女们叫我娘“亲娘”，叫我生母“二大娘”。 我长大后听我生母说，在我出生前，一天来了一个化缘的道士，看见我娘刘袁氏，顺口说道： “人家栽树你乘凉，人家有儿叫你娘。” 还真应了这道士的话，不光我和我妹妹们叫刘袁氏“娘”，连我的叔伯兄弟姐妹们都叫她“娘”，而且还加了一个“亲”字。其实，这不是如那道士说的这是我娘的“命”注定的，而是因为她老人家在我家最艰难的时候与祖父母和父亲一起挑起了度过难关的重担，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太大了，是个“有功之臣”；她的为人也在阖家上下为人称道，没有不佩服她不尊敬她的，所以才这样称呼她。 我娘和我父亲成亲的时候19岁，大父亲两岁，那是1916年。嫁来的第二天，就要去替祖母磨面，祖母说：“得过了三日才能干活，有你磨的！”果然，从第四日开绐，这位善良能干的母亲就接替了祖母磨面的营生，与祖母共同操持起这个家庭来。 我娘不愧是位仁慈的母亲，不仅我和我四个妹妹是他一手抚养大的，就是我叔叔的孩子们也是她慈母般照看着，就连我五叔也受到了这位嫂子的细心照拂，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真是“老嫂如母”了。但这位嫂子并不老，娶我娘的那年有了我五叔，娘和五叔是同一年来到这个家庭的，那年娘才十九岁。不光我五叔，我娘进这个家门的时候，我三叔1 5岁，我大姑14岁，我二姑10岁，我四叔才6岁，都还是些孩子，都是我娘和我祖母一起拉扯大的。总之，不管是晚辈人还是平辈人，我娘对之都有抚育之恩。 父亲18岁那年，嫌卖饼挣钱少，就不买饼了，到离我们村十来里路的胶济铁路坊子火车站做装车工去了。 1904年，我父亲4周岁的时候，连接青岛、济南的胶济铁路全线通车了。早在1897年，德国人借口曹县人杀了个德国传教士，也就是有名的“曹州教案”，悍然出兵占领了胶州湾，并攫取了胶济铁路筑路和经营权及铁路两旁30华里内的采矿权，这才有了胶济铁路和坊子煤矿。到父亲18岁时，坊子成了列强掠夺我国资源的重要之地，火车站十分繁忙地向外装运着优质的坊子无烟煤。 父亲听说火车站用装煤工，挣钱不少，就和村里的几个穷小伙子去了。那时装煤，没有任何机械，全靠人力。煤堆离车皮不近，煤装在蜡条编的四方大筐里，两人用没有弹性的粗木头杠子抬，抬到车皮那儿，再踩着木板上车箱。那木板斜在地面与车皮上沿上，呈三四十度的角，有十几米长，踩在上面颤颤悠悠，稍不留意就会出非死即伤的大事。两人把煤倒在车箱里，返回煤堆那儿，正好装筐的人把另一筐装满了，再抬第二筐，连个喘口气的空儿都没有。就这样，三人一组，轮番作业，忙个不停。父亲说，每筐大秤300斤，合市斤400多。30吨的车皮，必须在一小时零五分钟内装完，一口气也不能歇。干这活只穿条单裤，一会儿汗水就把裤子湿透了，实在不行了，就跑到旁边的灌木丛中脱下来，拧拧，穿上接着再干。这活太要人命了，好多人去一试就走了，可我父亲凭着力气、意志，主要是养家糊口的需要，一干就是两年，直到又找着了下煤窑的活才不干了。到老，他肩颈结合的地方有一个大肉疙瘩，那就是那两年被杠子挤出的。 五 伯父惹来官司，二姑离家上学 现在再说说我伯父。 到我父亲在火车站抬杠子的时候，我伯父已经是快30岁的人了，已有了一儿一女，儿子叫刘继春，和我四叔同岁，比四叔生日还大几个月，是清朝最末一年生的。伯父有了这些家口，虽没分家，他也要承担些养家的任务，但他当然不去干抬杠子之类的活，适合他干的是那种不用出力又能挣大钱的营生。 这时候，大约缘于清政府和八国联军签定的《辛丑条约》吧，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做买卖。坊子自从有了火车站和煤矿，迅速由原先的一个大集镇“茉莉街”变成为工商繁华之地。在通向煤矿的铁路叉子西边，建起了东西两座天主教堂，建筑十分宏丽，高高的钟楼塔尖直插苍穹，很像克林姆林宫那上有红五星的尖塔。 谁也不知道我伯父怎么和日本商人搞在了一起，据说是与日本人合伙贩洋钱。也不知是买卖折了本还是伯父真的坑了日本人，被那些鬼子死咬住说坑了他们，要伯父还钱，伯父哪有钱还这笔数目巨大的“讹债”？还不上债，日本人就把伯父告到了官府里。中国官别看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在外国人面前比孙子还孙子。日本人一告，官府马上派衙役来催要银两，交不上钱，就抓人。我伯父一看不好，带上老婆孩子下了关东。“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官司便落到我爷爷头上。家里只能糊口，哪来钱赔日本人，拿不出钱就要抓人去坐牢，一生本分老实的爷爷，吓坏了，去坐牢就和要他的命差不多。幸好当时凡难事都可雇人去干，死了老的不愿哭灵，可以雇人去哭；被拔了兵不愿去当兵，可以雇人去当；摊了官司要坐牢，也可以雇人去坐。于是爷爷就雇了一个人去顶替，每天去送吃送喝不说，还得按天加倍给工钱。 爷爷一生劳累，又摊上这官司，又受惊吓，又要花钱，那坐牢的不知要坐到什么时候，像个无底洞似的，家里的日子眼看要无法维持，爷爷病倒了。爷爷一病，一家人更是愁苦无奈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家西邻的老人给想了个办法，使我家过了这个坎儿。 西邻老人姓樊，叫樊林图，年龄和我爷爷差不多，是我家多年的老邻居，两家关系极好。这老人听说我家的困窘，也很着急。他家信奉天主教，入的是美国在坊子一带的教会。他这天来看我爷爷的病，对我祖父母说：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你们愿不愿意。” “只要能了了这场官司，没有不愿意的。”老俩一听有办法，十分高兴。 “这可要你家的一个闺女到教堂里去，你们舍得吗？” 祖父母尤其是祖母一听，面有难色，地确是舍不得闺女离开家，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了。 原来，当时美国的教会在潍县坊子一带势力很大，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怕美国教会。只要家里有人入了教，这家人也就成了教会家庭，日本人就不敢欺负了。 送教堂的是我二姑，那年才11周岁，还是个孩子，做父母的是多么舍不得，是可想而知的。至于为什么不送稍大个两三岁的大姑去，而把那么小的二姑送去，我不得而知。是大姑可以帮着大人干些活了二姑还不能？是叫大姑去大姑死活不去没法才送去二姑？当时的女孩子从七八岁就开始缠脚，到我二姑这个年龄正是脚趾骨在紧紧的裹脚布中折断变形的时候，女孩子到这时疼得天天大哭不止，而教会人家的女孩子就不遭这份罪，西邻樊家的闺女都是天足，是不是我大姑这时脚已包成了小脚教会不爱要了而二姑的脚还可以放开，人家才要了二姑去？我想这些可能都会有，不过我分析有关缠足的原因占着不小的比重。我二姑这么小就要离开爹娘，当然她不愿意，但离家之苦比起让脚遭罪来说，要轻得多，所以二姑就去了。 二姑在一家人的哭声中离家去了坊子教堂，接着就把她送去了胶县入了教会学校。入的是名为“瑞华”的一所女子学校，现在的胶州一中就是由那所学校演变成的。 随后，那个关在牢里的替身也就放了出来，我伯父惹出的这场官司至此画上了句号。一家人的苦难也就烟消云散，只是年幼的二姑远去他乡，一家人，尤其是做父母的，经受着思念之苦。 外国教会在我国传教，经历了几个阶段：一开始，传教士以成人为传教对象，中国是个宗教气氛极淡薄的国度，人们虽然也迷信，信的却是些杂神，用时信一下，不用就不信了，至于正而八经的宗教，信的人很少，所以外国传教士针对成人的布道收效甚微。从19世纪中叶，外国教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变而为“从娃娃抓起”了，于是在中国开办学校，给脑子还是一张白纸的儿童硬装上宗教内容。到了19世纪末，在烟台成功地办起了教会学校“同文馆”的美国传教士考尔文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教会教育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不能急功近利地硬给儿童灌输教义，更不能一入校就硬叫他们受洗入教，要以教授科学文化知识为主，从宏观上培养对教会长远发展有用的人才。考尔文这观点一开始遭到了反对，但随后都接受了，于是教会学校在我国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1900年以后，美国等国家以“庚子赔款”返还中国在中国办起了大量的教会学校，我二姑上的胶县хх学校，就是那时候由хххх办起的。 虽然教会学校施行的是对中国孩子提高科学文化素养为将来生计大有裨益的教育，但二姑上学的那个时候，多数人家还是不愿把孩子送进教会学校的。那时多数中国人对教会抱一种敌视态度，认为把孩子送给洋人去教，就是把灵魂出卖给了洋人，因此教会学校招收学生很困难，于是就采取了管吃、管住，甚至管衣穿，不交任何费用的办法招徕学生，这样，一些吃不上饭的穷人才把孩子送去上学。另一类学生，是因为家中遭遇变故，为依仗教会势力而把孩子送去的，我二姑就属于这个类型。 事实上，不管什么原因孩子进了教会学校，都受到了现代文明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对人的一生事业发展和生活质量，都是大有好处的。不用说别的，我家老一辈的妇女，包括我祖母、我娘、我大姑，活了一辈子，连个自已的名字都没有，死了竖碑，碑上也只刻着хх氏，而我二姑却有自己的名字，叫刘秀贞。虽然平时没有叫的，解放后的户口册上这样写着，死后的碑上这样刻着，也算有了拥有自己名字的一份尊严。再说妇女的脚，二姑那一代妇女都是“三寸金莲”式的残足，脚掌基本不起作用，全靠脚后跟支撑全身重量，像踩着一副高橇一样，站在那里都得两脚捣捣呀呀的，人基本成了半残废。二姑却不这样，她的脚虽也受到损伤，可自从上了教会学校脚就获得了解放，成了基本无大碍的“解放脚”或叫“满洲脚”了。 这都还是小事（其实并不小，都牵扯到自身尊严和成不成为半残废了，还小吗？）主要是二姑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熏陶，思想比较开扩，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看了不少书，知道不少古今中外的事。可惜她只读了4年，到15岁时，就因家庭变故辍学回家了。她那些同学大都做了教师，她却像一般女子一样，一生务农为生，她学到的文化知识没有排上用场。解放初，村里缺小学教师，曾动员她出来教学，当时我二姑夫在外边当干部，家里孩子都还小，她再出来工作，家庭没法办，只好作罢。 她学到的知识没用来工作，在家相夫教子上却发挥了作用。她的一个儿子，两个孙子，都是大学生，儿子是她们村里的第一个大专生，大孙子是第一个大本生，三孙子不光在村里，就是在周围边方，也是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三个大学生子孙娶的妻子也都是大学生，一家有六个大学生，这样文化结构的家庭，不光在我们家族中仅有，就是在乡里镇里也是罕见的。为什么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我觉着根源就在于我二姑受到过现代教育，是这种教育使她的家庭离开了世代为农的轨迹，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再说说为家庭惹来这场官司的伯父。 我不知道伯父领他的老婆孩子在关东住了几年，只听继春哥说，他在东北给日本人赶着一辆三驾马车，有一次，路上碰上了一件事，差点送了命。当他赶着车走上了一条僻静的长路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昧生人要搭车，便让那人坐到了车箱里。大哥坐在前边赶着车走，突然意识到有一条棍影向自己头上飞来，大哥急忙跳下车来，“砰”的一声，一条木棍子砸在了他坐的那车辕上。那人一看没砸着，扔掉棍子就跑了。原来，那人是个劫贼，车上有根顶车用的木棍，正好作了他的凶器，幸亏大哥手急眼快，这才捡了条命。 大哥8岁随父去的东北，都能赶车了，总有十六七岁了吧，也就是说，伯父去东北一住最少也有接近十年。 伯父在东北找到了给日本商人做饭兼管买菜的活，倒也不愁吃喝。有一天他到菜市上买菜，见集头上有掷骰子赌钱的，顿时技痒难耐，想用买菜的钱赢几个，没想到手气不好，输了个净光。身上一文莫名，只好空手回去，一路上寻思，中午饭怎么交待？正在一筹莫展时，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只人家扔了的死小狗，他灵机一动，装在袋子里背了回来，中午用这狗肉款待了日本人，几个小日本一边“密西”着，一边直喊“要西”。 不知伯父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知伯母什么时候死的。他们的儿子继春哥哥比我大30岁，他们女儿的儿子和我同岁，但要叫我舅。 二姑外出上学的第二年，自摊上官司就病了的我爷爷，走完了他劳累多难的路程，到另一个世界休息去了，死时才49岁。这年我父亲20岁，我娘22岁，进门才三年，这是1919年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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