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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刘进余是个木匠。身材高大，黑长脸，说话声音洪亮，为人忠厚老诚，做活时舍得出力，技艺出众。他的名气很大，远近知晓，一年到头只有逢年过节在家，几乎全在外面干活。麦王新胜村南北巷的北头，是我家世居的住宅地。我老家门朝东方，总共三间，我家只有两间。 老庄子有八间厦房，四间一排，相对面的厦房提高了居住面积，减少木料砖瓦的投入，被贫困的庄户人看好。爷爷刘进余过日子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即使过年，也从不大吃大喝。就这样，爷爷在原先家里有十多亩地的基础上，逐年买进十多亩地，勤劳致富的家庭靠爷爷的辛劳，家业逐渐地扩大了。
麦王新胜村的老房子 闵荣摄 爷爷虽然识字不多，走南闯北的经历使他视野开阔，知道在自食其力的同时，还有一些人过着吃香喝辣的优越生活。农村的财东靠土地生活，或者出租或者雇工，这是他亲眼见的。有些人走出这块土地，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读书当官，有钱有势，威风凛凛。这些人虽然很少眼见，他知道有这种生活，他向往这种生活。因此，他觉得自己下苦挣钱，养家糊口之外，应该为儿女们谋取更加舒服的生活前景，这就是让孩子读书。他嘴里不说，心里下了决心，就是挣死累死，也要送孩子到学堂念书。他依稀看到了读书做官的幢景。 我爷爷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女儿为大，叫青娃。大伯父名叫刘孔智，二伯父叫刘孔汉，老三叫刘孔书，即我的父亲。爷爷家大业大的繁重家务，被精明的奶奶调理得井井有条。爷爷累死累活，按照他的精心安排，把三个儿子送到学堂读书识字。这事奶奶不同意，认为念书没用，白糟蹋钱。不如种地那么实惠。一颗种子种下去，会收获许多粮食。爷爷当时笑了，笑得几乎岔了气。他笑话奶奶头发长，见识短，看不来世事。他说，那些当官的都是念书识字的。包公铁面无私，一身正气，办案公道，还是因为肚里有墨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是咱刘家老秀才说的。孔圣人说，学而优则仕。啥意思？就是说念书念的好了可以当官。当了官，出门坐轿，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吃香的喝辣的，那才算是光宗耀祖的事业。奶奶不说话了，她看过乡戏《铡美案》，喜欢那位头顶有马蹄印的长胡子包公，看戏过程中，为秦香莲流下了许多悲伤的眼泪。她说不过爷爷，爷爷说的话句句在理，她嘻嘻地笑着，低下头纳鞋底，那丝丝的线绳声美妙动听悦耳，仿佛女孩子嘻嘻的笑声。
爷爷送娃子到书房去了。爷爷对教书的先生说，把娃送来了你就好好指教，不听话就打，往死里打。棍棒底下出孝子，棍棒底下也出好学生。那时学堂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这些古典的东西。二位伯父背不会这些，常常为上学头疼：小小的毛笔写不好文章，完不成学业，经常遭到穿长袍先生的训斥。更严重者，因为俩人和先生顶嘴，被罚站打屁股成了家常便饭。他俩把对老先生的不满，化为对学习的憎恶。后来干脆逃学不去学堂。爷爷虽然多次牵羊似地牵着他俩给老先生回话，结果，长进不大，三番五次牵送的结果，依然是荒废了学业。 我父亲喜欢上学，自然成了爷爷心目中的宝贝，爷爷经常在客人面前夸父亲聪明。父亲在村中的学堂学完之后，被爷爷送到县城里上学。父亲自然高兴得不亦乐乎。那时候提倡早婚，父亲十多岁就结婚了。父亲结婚不久，妻子因产后风去世，留下一个儿子，就是我的哥哥刘光儒。他比我大十二岁。 父亲在咸林上学的情况不很理想，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社会秩序混乱。父亲虽然听爷爷的话，可是在学校里，他依然站在闹学潮学生的一面。当时的华州城里乱成一锅粥，爷爷当然不知道这些事情。爷爷对父亲的学习抱有很大的希望，因此，他早出晚归，狠命做木工活，为的是孩子上学手里有钱。当时国民党第一师的士兵和县中学生发生冲突，学生们不满士兵们殴打学生的行为，成群结伙到兵营去讲理，结果，蛮横凶狠的副官开枪打死了三个清白无辜学生。县中学生为此上街游行，强烈要求惩办杀人凶手。这件事在县城搞得沸沸扬扬。我父亲也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中去。他那时年轻气盛，觉得自己这么闹很红火，很威武。这场斗争前前后后经过几个月，县中学生在火车皮上刷大幅标语，搞得国民党南京政府坐立不安，下令惩办杀人凶手。
为纪念死难学生修建的“正义楼” 自百年咸林 这个结局，父亲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卷入群众的汪洋大海中，被人们信任，被人们夸奖。父亲看到团结起来力量的伟大。父亲头脑聪明，深得老师赏识。因之，婚姻的不幸没有影响他的学业。父亲毕业后到西安国民党党部干事后，和我的母亲结婚。母亲是西安南郊甘家寨人，和父亲结婚后生下两个儿子：我和弟弟刘光复。因此，我上有哥哥刘光儒（和我是一父两母的兄弟），下有弟弟刘光复。 大伯父结婚不久病逝了，大伯母和二伯父生活在一起。二伯父有个儿子叫刘启运，一个女儿叫焕云。 我们是解放前分家的。家大业大人口众多是分家的主要理由。 父亲在西安干事，有丰厚的薪金，家里置买许多地。地多了，无人干活，雇用几个长工。长工的主要任务是地里干活、做饭、打扫屋内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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