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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余秋雨 将历史“轻易”而片面地就同文学画上等号，虽然会给读者带来眼睛的愉悦和阅读的享受，但它决不是历史的真实本身。与此，我们在文学尤其是散文的某种写作思路和方式上倘若需要从历史来挖掘出什么，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些作家：通过对历史的自身切实感受，无暇来寄予多么高深的民族特性及多么高尚的文化个性，只是用典型自我的笔力来抒发出对于自身历史经历和本民族历史感触的丰满情感，已经足以。 只要在这个尺度上做到了，可以不来将眼界狭隘地停留在这个作家的自身历史要点之上，应该来将这种写作深入贯穿在一个民族文化、文学史的全方位历史图景和途径中看待，看待如此一个作家的位置，这个作家的局限和前景，也已经足以。 余秋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作家。 从这样一个作家的自身来引申的任何话题，我不想陷入争论，诸如人品、写作的商业化、写作的题材动机等等，因为，这些东西是无聊的，太过世俗化，已经脱离了散文写作的发展必要和探讨出发点。就文学创作而言，同样放在中国大陆近50 年的当代文学史上看，如果我们认同一个大的前提，即文学的创作在散文这个体裁中我们何曾用过文学的眼光，清晰、简单无邪的思路来“考量”我们深重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厚重内涵？将一种充满关切的历史情怀丰满而饶有品位地倾注于散文创作中，拿出任何几个可以称其为“作家”的文人，我并没有看到太多，最为突出的只看到了余秋雨先生。如此之论，我并非在单纯地褒扬他，也无必要来过多褒贬一个新生的写作事物，只想来慎重地给这作家定位，与其说给余秋雨“定位”，莫如说给我们的散文创作发展定个位，由于我们热爱文学，热爱散文，热爱我们本民族的历史，一定需要超越出这个作家的本身，站在更高的维度来解构“霜冷长河”的归宿性，来解构中国散文写作的某种必然流脉，来体会“文化苦旅”的真正动因内涵，来着眼民族文学的未来。 将历史情结始终有机贯穿于散文写作，用文学的思路来承载历史的“向心力”，依托文学的感性胸怀牢牢挂接在历史的文化背景深层次理性，余秋雨先生开了散文创作的如此先河，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之所以，很多人喜欢，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深处有着太多模糊的理性，更深隐含的历史经脉处是那么的“阴冷”，点点血腥将我们的文化有着最为柔弱感性的一面化作了风干的片片黑渍，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发展，一只脚在血色里染着，另一脚在泥土中拔着，在寻求超脱和超越的体感中坚持前行，也就更需要富有韧性的感性认知来“圆满”我们的民族史与民族心灵，发挥我们的创作动力和想象力。之所以，有些人不喜欢，也正是因为我们始终陶醉在“历史的虚空”中，将历史自始自终从文化本身无情剥离着，诚若开篇首句话的真正暗喻，因为历史的残酷，我们又极不情愿将文学、文化同历史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思考看待，历史可以忘掉，但文化和文学的脸面却万万不可割舍。结果，非常有意味和值得深思的状态在余秋雨的创作氛围中鲜明地反映出来，并集合，甚至最终纠缠作家本身。 于是，我很难想明白和说清楚就中国作家的悲哀和历史的悲哀是不是同一个基因缘由？我也更难思想文学的岔路是否真在遵循历史的岔路？即便这样，即使余秋雨真是让我们不可宽恕和理解，我也会宽容文学，宽容散文的如此创作。 而，如果散文的这样一种写作思路只有余秋雨先生所能够创作出来的话，我将祈祷并绝不贬低他，进而“解放”他。。。。。。 初看《文化苦旅》的时候，的确被作者那番民族历史的情结所打动，不俗笔墨渲染的一篇篇颇有境界的精致散文，翻开来一股清新，给我带来震动般的惊喜，文字就像历史的诗意，随着作者的步履走进去，化开丝丝的墨香，也正是因为我们难以读到这样的散文，立刻被文化的“旅行”所强烈吸引，以至爱不释手，通篇可以讲基本上就是写敦煌的那种气质，爱憎突出而分明，且留给我们无穷的意味供我们遐思，泛想。但随着看过余秋雨接二连三出版的几本书后，我终于品尝到一丝作家的真正苦涩，笔力虽依然是那样的风格，字里行间隐约地显现出了力不从心，历史似乎能够品味很深，但现实却难以下咽，直至最后的那本《霜冷长河》当作者的脚步踏出国门，走向更为宏伟波澜而丰富的“世界文明场”的时候，终于暴露的异常分明，捉襟见肘。对于西方历史和文明的理解力当作者用自身中国民族历史的认知和判断力来写作的时候，已经陷入凌乱而浅薄，似乎把握世界尤其是欧洲文明史的流脉并不像我们自身历史那样轻车熟路，因此，可以讲是失败的，形同我们的散文走向世界时所面对的失败。遗憾之余，我再次重新体会那本《文化苦旅》，沿着那个道士的敦煌之路继续走下去，终于体会出作家的那番心胸，到了最终被什么所压抑着，像那千年文化的迷离在他心间苒起的浑雾，想冲出去，却仍在阴霾的天地里打转，苦旅还是苦，并没有真正解脱。 散文，冲不出一切枷锁，永远就会在原地打转，给我们读者带来的只能是文字，即使还有美感，但已经不可能指向心灵，作者一定是在缺少心灵互动的尴尬境地被文字或文学以外的东西淹没，哪怕是一点点的。豁达，或者说散文的豁达在作者心灵的“眼界”将永远挣不开“洞察秋毫的眼睛”。如此状态，对于余秋雨单单一个作家成为“苦旅”还不足真正的惋惜，对于民族的散文恐怕不仅是苦旅，而成为某种悲哀了，呜呼的悲哀。 怨谁呢？从作家本身来理解和强调这样一个散文写作，也是有失公允，更何况余秋雨先生也只是开了一个先河。文学的所有问题绝非是孤立的，也不是静止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将问题的讨论放在一个全方位的角度来深入的判研，我们的散文写作环境是什么？我们到底有没有，有没有更多的枷锁孤立了我们的创作灵感和思想？再具体些，倘若余秋雨先生本身是需要解放胸襟和思路的，也或许我们的外部环境需要为他来解放的，那么，余秋雨可能会走的更远，走进世界历史的纵深处，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阅读愉悦。所有这些假设，只能做期盼了。。。。。。 由此，我想起了歌德谈话录中一段话： “如果把能够产生一位经典作家，尤其是一位经典的散文作家的条件与本世纪最杰出的德国人的工作环境相对照，那么凡是看问题清楚、考虑问题公正的人都会怀着敬意对这些最杰出的德国人的成功表示赞赏。对他们的失败由衷地感到惋惜”。 。。。。。。因此，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族作家的产生，我们只能向民族要求“ 不用再来深究什么了，解放一个作家，其实也就给了文学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假若，不需要文学，可以不解放他，甚至每一个人。。。。。。 润笔 ２００５ ５ 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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