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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在《文化的苦旅》的“自序”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不愧为“文化散文奇迹”的创造者，余秋雨心怀历史的念念之情，简直令我震耳发聩，让我羞愧不已，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是真的做不到“每到一个地方，都感觉到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这种近乎变态的“历史气压癖好”，让余秋雨面对历史，产生了自虐自残的心态。 在《道士塔》一文里，因为敦煌经文的被掠夺，余秋雨“大哭一场”，写下了“我好恨”这种琼瑶剧的文风。敦煌经文被掠夺，当然让人痛心。然而经文毕竟还流传于世，比较后来“破四旧”时无数文物古迹的毁灭，敦煌经文的命运算是不错了。然而“破四旧”的过往并不能让余秋雨“大哭一场，我好恨”。 历史让人沉默，亦让人深思，历史最不需要的就是廉价的煽情。但余秋雨对历史却持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利用“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苦难和甜蜜之间的杂糅”、“民族话语和道德话语”、“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等种种书写策略，张扬出“文化幻象”的表演性，而非散文所秉持的真性情。无论是《道士塔》里的“哭”与“恨”，还是《风雨天一阁》的“哆哆嗦嗦的脱鞋进阁”与《家住龙华》里的“看书流泪”，抑或《笔墨祭》里“斗争的激情”，作者的举动之中皆带有“文化表演者”的浓得化不开的“浪漫情调”，不但空洞，而且虚伪。 其实余秋雨并非真正的“文化保守”，文化在他手里，不过乃是“大用”的道具而已。他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取舍，只在于能否为他所用，“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从来不是余秋雨书写的重心（当然，历史真相的探求亦是余秋雨力所不及的），就像他一直忌讳的自己参与文革上海写作班子的往事一样，历史、文化，不过乃是任意让他打扮的装饰品，骨子里贩卖的只是轻飘飘的历史流连与甜蜜蜜的感伤抒情。 至于号称余秋雨先生最后一次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让我辈读到，真是大幸啊，能在有生之年目睹其封笔大作。据说此书被余秋雨先生命名为“记忆文学”，据说其内容“全部可信”。然“全部可信”本身就不可信（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全部可信的）。所谓“记忆文学，显然是事先为其可能矫饰的记忆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记忆以文学的名义散布谎言，这只能是一种更加冠冕堂皇因而也更加无耻的谎言。”记忆中的一生说是“借”，却更像是“窃”，窃取了历史中的一些真实的细节，巧妙地安装在一个整体虚假的架构当中，瞒天过海地蒙人。 《文化苦旅》乃是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戏剧方面的专著只是小圈子里的影响）。余秋雨非常聪明，在一个经济、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他以《文化苦旅》的写作在文化（历史）的市场推销方面，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犹如神迹一般，让人仰视。按批评家朱大可先生的话就是：“《文化苦旅》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余文被不断连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 然而仅仅着眼于文化（历史）的散文写作，在余秋雨之前早有人练习过，但他们却远远没有余秋雨那种极端的走红。余秋雨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善于“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与“苦难和甜蜜之间的杂糅”以及“民族话语和道德话语”、“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的包装，正是这几种创作手法的互融使他的散文成为“文化大散文”成功出土的标志，突破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徵的“小散文”的副刊风格，让习惯于软性散文的读者耳目一新。然而就创作学的角度看，余秋雨散文中那个独行于“文化苦旅”途中的“大我”，他的感情抒发是否存在真切性的缺失，事实上比某些篇章中的“硬伤”更为致命，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当代散文整体走向和审美趣味的评价，不可轻易放过。 当代汉语的写作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散文的辉煌有赖于写作者自身人格、人性、艺术的全面提升。散文是最开放的写作文体，它的容纳量非常之大，一切打破常规的写作都可以在散文的大旗下生存。在节奏迅速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从容不迫的慢思，在慢思中达到散文的大美。当小说家将散文写成休闲小品、谈文论艺时，如投枪如匕首般的锋芒渐渐隐去，可能投枪、匕首般的锋芒不合时宜，但真正的写作便是不合时宜的写作，散文应体现出人性的亮度与人心的光泽。广州的林贤治先生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里对散文有这样的定义：“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确实如此，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所述：“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从当代散文的整体发展及其走向来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对当代散文并未提供太多的贡献，尽管他比当下任何一位散文作家都要走红。细观余秋雨的散文，发现其中内含一种书写模式，譬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都有“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创作元素。这种缺乏变化的话语模式最终让阅读者厌倦，因为它无法提供更多的阅读可能性。“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这种僵化的三位一体话语模式与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余秋雨的散文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性的巨大成功，但在精神深度上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不是抚慰品，不是按摩椅；文学是向阅读者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是让阅读者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 上海批评家张闳说：“通过余秋雨的散文，总是可以看到他在历史迷雾所笼罩的深闺中，向现实的权力发出迷人的媚笑。而这种迷人的笑容，则被一般读者理解为文化本身的光芒，他们甚至感谢余文用虚伪的文化光芒照亮了他们蒙昧的双眼。”高处不胜寒，过度的文化阐释使得余秋雨的散文像一件文化百衲衣，拼凑起来的五光十色虽然能耀人眼目于一时，最终会被戳穿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精神本质。在这样的时代里，如果散文写作者不能对现实进行有效的反应与介入，那只能是一种“媚笑式”的应景文章，无论是打着文化的招牌还是乡土的幌子，与当年流行的杨朔散文毫无两样。任何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只有带着个人的记忆、心灵、敏感和梦想进入此时此地的生活，并学习面对它，也许才能发现真正的时代精神：一种来自生活深处、结结实实、充满人性气息的时代精神。散文同样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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