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后最值得重读的文章──E.B.怀特：这就是纽约

“纽约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普遍的困境与全面的解决方法，掩在钢与石之后的这座迷宫，既是一个绝好的目标，也是非暴力和世界大同的完美象征，这一目标高耸入云，飞机只能拦腰撞向它，它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家园，一切事情的发源地，在这里进行的审议，将拦截飞机，抢先阻止它们的毁灭行动。” 911 后最值得重读的长文章，一则精彩的城市预言。

E.B.怀特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 《纽约客》文风，他的《 On Writing 》一书自出版后就成为了文字爱好者的写作圣经。

这就是纽约

文 | E.B.怀特

有谁指望孤独或者私密，纽约将赐予他这类古怪的奖赏。正因其大度，城市的高墙里面，才容纳了众多这一类人；纽约的居民都是些外来客，离乡背井，进入城市，寻求庇护，寻求施展，或寻求一些可大可小的目标。纽约的一个神秘特点就是有本事派发这类暧昧的礼品。它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全他，很大程度上就看运气。除非愿意碰碰运气，否则，不来纽约最好。纽约是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和金融荟萃之地，在这么一个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它的西服翻领上浸润的味道，年深日久，洗也洗不掉，结果，不论你身在纽约何处，都免不了与伟大时代、辉煌事功、奇人、奇事、奇闻发生感应。此刻，我坐在中城闷热的旅馆房间里——房间紧靠高楼天井的半截腰处，忍受华氏九十度的高温。房间里没有一丝风，然而，我仍不由地感受到周遭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隔二十二个街区，是鲁道夫.瓦伦蒂诺的遗体安葬处；隔八个街区，内森.黑尔给人处决；隔五个街区，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出版商的办公室直捣马克斯.伊斯曼的鼻梁；隔四英里，沃尔特.惠特曼坐在桌前，埋头为《布鲁克林鹰报》写评论；隔三十四个街区的一条街上，薇拉.凯瑟住过，她来纽约，写一些关于内布拉斯加州的书；隔一个街区，马塞林曾经在竞技场剧院的舞台上插科打诨；三十六个街区外一处地方，历史学家乔·古尔德当了众人的面，将一台收音机踢得粉碎；隔三十个街区，哈里·索枪杀了斯坦福·怀特；隔五个街区，我曾经在大都会歌剧院为人引座；仅隔一百零二个街区，老克拉伦斯·戴在主显教堂洗去了他的罪恶，（这份单子，我可以没完没了地续下去。）如此说来，我现在栖身的这个房间，很可能住过不知多少不朽的名流，他们中的一些，也是暑天坐在这里，热得喘不上气，孤独而又闭塞，感受着外界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几分钟前，我下楼用午餐时，瞥见弗雷德·斯通坐在我旁边。（靠墙隔了大约十八英寸）十八英寸是纽约为其居民定下的一个分寸，彼此之间，有联系，又保持距离。我与弗雷德·斯通的联系，只在本世纪初，我看过他演的《绿野仙踪》。但我们的侍应生见到仙境来客，一样也很激动，斯通先生离开餐厅后，侍应生告诉我，他（侍应生）刚来美国时，年纪轻轻，一句英文不懂，头一次约女孩儿看戏，就是《绿野仙踪》。侍应生回忆，演得真是好极了，有稻草人，有铁皮人。精彩！（我俩之间，也是十八英寸。）“斯通先生胃口真好，”他深沉地说，很满意似乎参与了历史，与仙境扯上些关系。

纽约给人参与的快感，又搭赠了私密，与大多数拥挤的社区相比，它成功地将人们隔绝开来，（只要你有此愿望，而几乎每个人都愿意并需要这种隔绝。）免得他们因为随时可能发生的轰动、暴烈或妙不可言的事件受到打扰。就我在这空气污浊的天井旁小坐的这会儿工夫，城里出了不少热闹。一名男子因妒生狂，枪杀了他的妻子。没人大惊小怪，除了他那个街区，报纸也三言两语带过。我亦不去理会。我来纽约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空展也搬来纽约。我没去看，这里的八百万居民，大多数也没去看，虽然据说现场人满为患。我甚至不曾听见飞机的噪音，只有几架西去的商业航班，惯常从大楼天井上空飞过。北大西洋上的远洋巨轮来而复去。我从不注意它们，其他纽约人也是如此。我听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港，滨水区方圆六百五十英里，这里停泊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地。但我来后，只留意过一艘小小的单桅帆船，是我前日晚上走过布鲁克林大桥，碰巧见它趁落潮前抢风驶出东河。不过，有一日午夜，我听见玛丽女王号邮轮鸣笛，那声音传述了一整部别离、思念和伤逝的历史。国际狮子会的名流忙于集会。狮子无影无踪。我的朋友见到一位，对我讲了他的事情。（他跛腿，穿西班牙式短上衣。）在棒球场和赛马场，体育大赛激战正酣，我不看棒球，也不看赛马。州长进城了，我听到警笛呼啸，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仍是十八英寸的距离。一块檐板落下，砸死了人。我与这场悲剧毫无干系，而举足轻重的又是这毫厘之差。我说这些，只为表明，纽约的结构奇特，几乎包容了一切，（从东区上千英尺长的邮轮，到西区两万人众的集会。）断不会转嫁到居民头上，如此一来，所有事情的发生，一定程度上都无可无不可，纽约人乐得自行选择他们的热闹，保全了自己的灵魂。在或大或小的多数都市里，个人往往完全没有选择。他就好比给抛进了狮子会。狮子会压倒一切，躲也躲不开。檐板坠落，就像砸在每一位公民的头顶，城里的每个人都在劫难逃。有时我想，惟一还能惊动纽约人的事情，怕是每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日游行了，它的渗透力极强——爱尔兰人是一个想不理会都不行的民族，五十万人居住在这里，家里就有自己的警察。人在纽约，却与世隔绝，这个特点，很可能削弱了他们作为个人的存在。或许，融入某个社群才更健康些，在社群中，檐板落下，人人感受冲击，州长过路，你至少能瞧见他的帽子。

在这一点上，我不想替纽约辩护。许多人定居这里，可能只是为了逃避而不是面对现实。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稀罕的馈赠，我想它对纽约人的创造力产生了积极影响——所谓创造，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懂得如何放弃大大小小的诱惑。虽然纽约经常给人孤苦伶仃、遭世人遗弃的感觉，但它从来都不沉闷或呆滞，你始终觉得，只要愿意搬出十个街区，或者少赚五块美元，就能重新焕发活力。许多人，其实精神上不能自主，他们从这座城市的千变万化和种种刺激中汲取营养，守住了自己的精气神儿。在乡下，也有些机会让人突然焕发活力——比如，天气的变化，或邮件带来什么消息。而在纽约，机会是无穷无尽的。我想，许多人来这里，许是因为精力过剩（他们为此离开了家乡的小镇），但也有些人，倒是因为意气消沉，他们发现纽约是个避风港，也没准儿等闲就帮你换了一种活法。大体说来，有三个纽约。一个属于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他们眼中，纽约从来如此，它的规模，它的喧嚣都是天生的，避也避不开。一个属于通勤者，他们像成群涌入的蝗虫，白天吞噬它，晚上又吐出来。一个属于生在他乡，到此来寻求什么的人。在这三个动荡的城市中，最伟大者是最后一个——纽约成为终极的目的地，成为一个目标。正是这第三个城市，造就了纽约的敏感，它的诗意，它对艺术的执着，连同它无可比拟的种种辉煌。通勤者使它如潮涨潮落般生生不息，本地人给它稳定和连续性，移居者才点燃了它的激情。意大利来的农夫，在穷街陋巷开一间小杂货店，密西西比河岸小镇来的姑娘，只为逃避邻人的流言蜚语，中西部玉米地带来的小伙子，提箱里塞一部手稿，心里充满忧伤，无论是谁，都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像初恋一样，心情激荡地拥抱纽约，每个人都以探险者的好奇目光打量纽约，每个人发出的光和热都胜过爱迪生联合公司。通勤者是最怪诞的一群了。他居住的郊区没有活力可言，不过是白日终了时供他歇息的地方。一些人住在玛玛隆耐克或小耐克或逖耐克又在曼哈顿上班，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仅限于火车或汽车班次，或者午间的快餐路线。他终日伏案工作，从不曾漫步夕阳下，惊喜地撞见中央公园的贝尔威德城堡，池塘水面，石堡耸立，男孩子在岸边钓鱼，女孩子随意平躺在突起的岩石上。他决不会在纽约闲逛，突然发现点什么，毕竟，他得忙着赶火车。他将钓丝瞄准曼哈顿的钱夹子，起获点小钱儿，顾不上倾听纽约的呼吸，也不曾清晨随它醒来，夜里又伴它入梦。每个工作日的早晨，都有大约四十万男女，从地铁和隧道涌出，奔入曼哈顿岛。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去纽约公共图书馆，度过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阅览室窗外，栎树飒飒有声，室内更显得寂静，传送图书的升降机（像架老水车）不断把书吐在托盘里。通勤者守在威切斯特，守在泽西家中的炉前，从没有见过包厘街的火炉，那里，冬夜气温降至零下时，大油桶燃起熊熊火焰。他们可能供职于下城的金融区，从没有见过洛克菲勒中心葳蕤的花圃——水仙花、麝香兰、白桦，还有清晨迎着和畅春风飘飞的彩旗。也或许，他们在中城的写字楼工作，一年到头忙得团团转，却从不曾凭临海堤，远眺总督岛。通勤者生前，跑了不知多少里程，但他从来不曾漫游过。他们的进出路线，要比土拨鼠群落更迂曲，困在东河隧道的泥浆里时，听天由命地打桥牌。仅长岛铁路公司，去年就搭乘了四千万通勤者，不过许多人，都是踏了自己的足迹，哪儿来哪儿去。纽约有它独特的地形，到头来，城里的居民，有时倒比通勤者走得还远。欧文·柏林沿小街从下东城的樱桃街去上城的公寓，三四英里的路程，却好像绕世界转了三匝。

诗歌压缩在很小的空间，加上韵律，必然意味深长。纽约就像一首诗：它将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种族都压缩在一个小岛上，加上了韵律和内燃机的节奏。曼哈顿岛无疑是地球上最壮观的人类聚居地，数百万常住居民能够感觉这首诗的魔力，但谁又能说得清它的全部含义。高入云端，美轮美奂的写字楼下，是破烂不堪的贫民窟。河滨教堂必恭必敬地举行圣餐礼，隔几个街区，哈莱姆区的伏都教就在施展魔法。商界大亨乘豪华轿车沿东河快行道直驶华尔街，路经几百码外吉卜赛酋长的栖身处，但此大亨与彼酋长从不照面，况且，酋长们还没起身，他们的生活比大亨悠闲，醉酒的时候更多。纽约与巴黎不同，与伦敦也不同。它不是斯波坎市乘六十倍，也不是底特律市乘四倍。它让所有城市望尘莫及。它甚至想法儿在大萧条最低迷的时刻，凌空达到了最高点。帝国大厦拔地而起，高达一千二百五十英尺，而此时，草木长出地面六英寸也是疯狂。（大厦顶部有一座飞艇系留塔，但从没有飞艇造访过；不景气的时候，需要雇人冲洗厕所；它还在大雾中给一架飞机撞过，无数次遭受雷击，时常有人想不开，从楼顶纵身跃下，以致行人经过第五大道和三十四街交界处时，都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曼哈顿东西南北，再无可以扩张处，只有向高空发展。这一点，便是它气势恢弘的主要原因了。它对美国的意义，如同乡下教堂的白色塔尖——那是理念与信仰的实在象征，飞升的白翎呼唤，道路就在上面。夏季的游客，乘车晃晃荡荡驶过地狱之门大桥，在皇后区的鸽舍和后院上空滑行，从卧铺车厢的窗子眺望西南，第一抹晨曦投射在中城钢铁铸造的尖顶上，他能清晰无误地看见城市腾身而起：高墙与塔楼升高，烟雾升高，温度暂时还没有升高，千百万醒来的人们，希望和激情也在升高 ——如一柄犀利的长矛直逼苍穹。

纽约竟能运转，简直是个奇迹。事情让人完全难以置信。居民每日刷牙，得从卡兹基尔山区和威切斯特县山中汲来几百万加仑清水。曼哈顿的小伙子给他在布鲁克林的女孩儿写信，爱的信息是通过充气管道吹给她的——“噗”的一声，就这样子。电话线、电力线、蒸汽管、煤气管、污水管的地下系统，已经是个足够的理由，让人把曼哈顿岛丢给上帝和象鼻虫了。每次切开人行道，手术的噪声都吵得人毛骨悚然。按理说，纽约早就该毁于恐慌、大火、骚乱，或者循环系统某些攸关重大的供应管线的失灵，或者哪种莫名其妙的短路。城市早就该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瓶颈处，发生难以收拾的交通混乱。食品供应线若是中断，只须几天，城市就将饿毙。贫民窟流行或船只上的老鼠传播的瘟疫会扫荡它。海浪会从四面八方席卷它。每隔几天，从泽西吹来的烟雾，就像恐怖的裹尸布，大白天遮挡了所有的光线，大楼的办公室仿佛悬在半空，人们摸索，沮丧，只觉得世界末日来临，如此这般，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巢室里工作的人，怎能不精神失常。集体歇斯底里是一股可怕的力量，然而，纽约人似乎每次都能与它擦肩而过：他们坐在半途停顿的地铁车厢里，没有幽闭恐惧感，他们靠几句俏皮话，摆脱惶恐局面，他们咬定牙关，耐心承受混乱和拥堵，凡事总能对付过去。所有设施都不完善——医院、学校和运动场人满为患，高速路乱乱哄哄，年久失修的公路和桥梁动辄寸步难行，空气窒息，光线不足，供暖要么过头，要么差得远。可尽管麻烦不断，效率低下，纽约却以大剂量的维他命补偿了它的居民，这就是对一种独特的、国际化的、强大的、无与伦比的事物的从属感。外来人小住纽约，可能而且往往陷入一连串的尴尬、不便和失望：听不明白饭馆里侍应生的话；分不清哪儿是诓人的酒馆儿，哪儿是规矩的酒吧；进地铁搭错了车；为个小小不言的问题招公共汽车司机顶撞；街上的噪声吵得人一夜无眠。游客奔来纽约，尤其是在夏季——他们一窝蜂地涌向自由女神像，（城里的许多居民从不涉足。）围攻自动售货餐厅，访问广播电台播音室，参拜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在商店橱窗前流连。他们大都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有时在纽约，也会碰上失意者——一对青年男女，显然是游客，可能刚刚结婚，他们的灿烂梦想破灭了。这地方让他们吃不消，他们没精打采地坐在一家小馆子里，闷头吃饭，一声儿不吭。

说起纽约，人们听到的一句话经常是：“棒极了，可我讨厌住在那儿。”我感觉，住在乡下和小镇上的人，习惯了方便，习惯了邻里间隔着篱笆和睦相处，想不到纽约生活也有街坊四邻的模式。城市实际上是成千上万个紧凑的居民单位的集合。当然，有大的区和单位：切尔西和默里小丘和格拉默西（居住单位），哈莱姆（种族单位），格林尼治村（热衷艺术和其他事情的单位），还有无线电城（商业开发单位），彼得·库珀村（住宅单位），医疗中心（保健单位）和许多其他部分，各有各的特点。但纽约的事情就妙在，每个大的地理单位都由无数小区组成。每个小区都自给自足。通常，它长不过三两个街区，宽不过几个街区。每个小区都是城中的城中之城。因此，不管你生活在纽约何处，一两个街区内都能找见杂货店、理发店、报摊、擦鞋摊、卖冰卖炭的地下店铺（路过时，可以把你要买的东西写在门外的便笺上）、干洗店、洗衣店、熟食店（啤酒和三明治随时外卖）、花店、殡仪馆、电影院、收音机修理店、文具店、服装店、裁缝铺、药店、泊车场、茶馆、酒吧、五金店、修鞋店。在纽约的大多数小区，每隔一两条街，都有一处小小的商业街。人们清早出门工作，走不上两百码远，就能完成五六件事情：买份报纸；把鞋送到店里钉鞋掌；买盒香烟；订一瓶威士忌吩咐下班时送来；留个字条给煤炭铺的隐身人；通知干洗店有条裤子等着穿。八小时后的回家途中，买一束绒柳、一个马自达灯泡，喝上杯酒，擦擦皮鞋 ——都在街角下车处与家门之间。这些地面儿事事完备，人们油然而生归属感，许多纽约人一生都守在其中，还大不过一个村子。多走出两个街区，他就仿佛到了异乡，浑身不自在，非得回来。小店的店主对小区的界限尤其敏感。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最近搬家，住进另一处公寓，在三个街区之外。搬家后第二天，她出现在多年来一直光顾的杂货店，店主见到她，激动得几乎落下眼泪。“你这一走，”他说，“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对他来说，三个街区，或者大约七百五十英尺，就是离开了。

我写这篇文章时，就住在纽约的某个小区，过客而已，或是漂泊者，从乡下来此盘桓几日。夏季是个好时光，可以重新打量纽约，领受私密这一馈赠，进入孤独的最高境界。夏天，城里只剩些死硬分子和响当当的角色。（旅游者除外。）临时性的、来去不定的住户没了踪影，惟有货真价实的老纽约。这里的气氛不觉轻松下来，人们只管围块腰布躺倒，一边呼哧哧喘气，一边缅怀往事。我在回想年轻人与大人物同居一城，是怎样一种感觉。我初来纽约时，心中的偶像是十几位专栏作家、评论家和诗人，大名时常出现在报刊上。我始终颇有点兴奋，像是发低烧，因为同一座岛上，还住了唐·马奎斯、海伍德·布龙、克里斯托弗·莫利、富兰克林·P·亚当斯、罗伯特·C·本奇利、弗兰克·沙利文、多萝西·帕克、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林·拉德纳，还有斯蒂芬·文森特·本涅特。我在商会街与百老汇夹角处徘徊，心想：“那座大楼的什么地方，蟑螂阿奇夜里就在打字机键上蹦跳。”那段时期，纽约没给我好日子，但它毕竟让我活下来。我时常快步走过西十三街第六大道与第七大道之间富兰克林·P·亚当斯的住宅，房子似乎在我脚下颤动，一如火车驶离中央车站时，花园大道也会颤动。这种兴奋（与大人物近在咫尺）是绵延不断的。纽约从来不缺慕名投奔的后生晚辈——青年演员、抱负不凡的年轻诗人、芭蕾舞女演员、画家、记者、歌手，每人都揣了自己的兴奋剂，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群偶像。纽约不仅给人持续的兴奋，还是个从不谢幕的大舞台。我四下闲逛，重新审视这座舞台，希望能把它写在纸面上。现在是星期六，黄昏时分。我转入西四十八街。从架子鼓和萨克斯管练功房敞开的窗子里，传来音乐教师倦怠的指导声，器乐的嘈杂打破了夏日的沉静。考特剧院涌出日场观众。突然间，整条街响彻一名街头歌手震耳的歌声。他越走越近，寻找知音，是个欢快的黑人，一副唱大歌剧的派头，头颅扬起，恣肆的歌声回荡在高楼壁立的窄街上。长长的手杖，是他惟一的道具，穿着小心而又随意——休闲裤，皱条纹外套，口袋里露出一本书。献艺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考特剧院上演《可敬的妓女》，观众刚刚接受了种族关系教育，急着想要改善黑人的境况。硬币（多是两角五分的）哗啦啦洒向街头，几分钟的游吟，一名黑人的境况有大约八美元的改善。如果每次献艺都能如此，他就完全可以在这里过活了。人们说，纽约是个机会多多的城市。甚至几分钟后迟来的骑警，也信马由缰，在路边踅来踅去，寻找散落的镍币，像鸟儿寻找抛洒的谷子。现在是七点钟，我再度光顾了东五十三街一家旧日的无照酒吧，准备坐下来吃顿饭。人很少，夏夜电扇的嗡嗡声，偶尔给摇制鸡尾酒的声音打断。小酒吧里黑黢黢的（店主并不认为贩酒法变了，电费就有理由增加）。多么幽暗，多么诱人，渲染意大利湖畔风光的壁画多么绮丽——可能是店主的哪个侄子画的。店主亲手配酒。电扇吟咏祈求风凉的祷文。从另一个隔间传来广播电台主持人的声音，青菜沙拉散发蒜茸的味道。我身后（又是十八英寸），一位年轻文人正试图说服身边的姑娘搬到他那里，做他的恋人。姑娘戒心重重，但他的话入情入理，也并未自视过高。他认为，他们相互之间，应当提供知识与性。从吧台上方的镜子里，我可以看见他们饮了第二轮酒。随后他和她分头去洗手间，两人回来后，争论也无声息了。电扇又嗡嗡地响起来，我又感觉到热浪和轻松的气氛，勾起对许多有趣的非法小馆的记忆，在那里，我曾伴随爱的主题、通风机的声响和杜松子酒消愁止痛的短暂幻觉，多少次津津有味地享用一顿便餐。

另一个溽热的夏夜，我在中央公园林阴道停下脚步，听古德曼管乐队的音乐会。人们坐在乐台前呈扇形排开的长椅上，听得很入神，赞叹不已。林间晚风吹拂，树叶有了活力，哗啦啦地响，像在诉说什么；灯光从下方照亮绿绿的枝条，化作一种新的表达。头顶有飞机悠悠飞过，航灯一闪一闪的。就在我前排的椅子上，少年人坐在那里，搂着他的姑娘，他们相亲相爱，沉浸在音乐中。短号号手走到台前，表演独奏，始于“用你的明眸为我祝酒……”，号声在辽远、温暖的夜空飘荡，那么纯净，那么迷人。随后，从北河那边，传来别一种喇叭的应答——是玛丽女王号邮轮在宣布她的去意。她的独奏与短号不是一个调子，低了半个音阶。乐台上的号手决不示弱。号声吵成一片，没人介意爱的承诺中暗示了远行。“我将远走，”玛丽号在抽泣。“我的眼波会随你驻留，”号手叹息。沿柏油马路，散步的人来来往往，他们举止小心，免得扰了这里的音乐气氛。棒冰销得很快。篱障外温暖的草地上，人们在阴翳里缠绵，女孩子走近林阴道，裙子给风吹涨，裸露的肩头映在灯光下。“用你的明眸为我祝酒。”迷人的时光，一切又都是免费的。夏季的周末，城里空空荡荡。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去了办公室。听不见电话铃响，没有东西填饱来文筐儿，没有纸张的窸窣声，这是座死寂的建筑，一段可怕的休止。整个城市成了空落落的蜂巢——囚犯逃狱后丢下的监牢。夜间，楼里什么地方偶尔响起铃声，有人要用电梯——听起来像是火警铃声。夏季星期六的办公室，恍如孤绝的深渊。我凭窗俯瞰对面一排一排办公室，回想冬日暮色中景象，一切都在全速运动，蜂巢的每个格子都亮着灯，眼前仿佛一幕哑剧，可以看见木偶般的人物翻弄文件，（但听不到纸张的窸窣声。）看见他们接听电话（但听不到电话铃声），铺天盖地的纸片悄没声地川流不息：纽约这个文电之都，与加尔各答联系，与雷克雅未克 1 联系，总有事情得折腾。

在拉斐特咖啡馆，来的尽是熟客，坐下聊天。这里忙乱而又沉静。我啜着咖啡，透过西窗，望见制造商信托公司和九马路北侧的红砖墙面，光线越来越弱，红色慢慢转成紫色。砖楼在向晚时分，自能改换颜色，就像玫瑰凋谢时，会泛出蓝色。这家咖啡馆是一方安歇之地。侍者从不见老，也不更换。决不追逐时尚。圣母守在旅游招贴上。咖啡浓烈，充满菊苣味，很香。夜晚走在包厘街上，头顶是高架铁道，你能感到的，只有冷冰冰的罪恶。有人向你讨一个硬币，你丢下钱，不想碰那手，手太脏了；你尽力避开他的目光，目光中流露谴责。与其说这是对个人的威胁，毋宁说它是一种整体性的威胁——无可奈何的人类苦难和贫穷，以及病入膏肓的酒精中毒咄咄逼人。夏日晚上，醉汉露宿街头。人行道是免费的床榻，没有虱子。行人走过、或跨过、或绕开这些静物，像走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门廊下，银行台阶上，游民靠倒头一觉儿来醒酒。他们浇愁后丢下的空瓶子立在头前，像是伫立的哨兵，臂弯里搂定装了各种家当的纸袋子。旅游车上贫嘴的导游告诉乘客，这是“堕落者一条街”，但包厘街并不认为它已经堕落了，它用自己的办法对付自己的问题——酒坊，小客栈，漠不关心，街的尽头处，是贝尔维医疗中心。向东一两个街区，气象截然不同。陋巷里免不了贫穷和破旧的房屋，伴随这些，却是精细和安详的家庭生活。我沿着莱文顿街东行。但见一派欢快、污秽、熙熙攘攘。小店漫上了人行道，只剩下半边给人走路。灯泡没有罩子，明晃晃地照了西瓜和女内衣。楼上的人家逃离闷热的屋子，在人行道上乘凉。他们坐在橙色板条箱上，抽烟，悠然自得。这是广阔的下东城的露天晚会——毕竟，与你在乡间见到的绿草坪间鲜亮的帆布椅上坐着的一些人相比，他们这炎炎夏日里的一群要顺眼得多。热腾腾的肉体，挤烂的水果味，苍蝇嘬吮阴沟的垃圾，炒菜做饭，这里的一切都透着家常。在刘易斯街的街角，铁丝栅栏后的操场上，正举行露天舞会——街道的某种活动，许是为了遏制少年犯罪。女人推了婴儿车在跳舞的人群中穿行，像是展示舞蹈的最终结果。头顶，滑轮线上挂满了短裤和乳罩，有如装点舞厅的彩旗。音乐停止了，漂亮的意大利姑娘从手袋里取出发刷，在街灯下梳理黑油油的头发，直到头发闪光。巡逻车上的警察怏怏地观望。爱迪生联合公司说，纽约的五个行政区有八百万人口，它当然有能力掌握这一点。如同每个人口稠密的社区一样，这里汇聚了各个种族、各个宗教、各个国家的人。人口数字不断变化——几乎刚刚分类罗列好，情况就变了。可以保险地说，纽约的八百万人中，有大约二百万犹太人——将近四分之一。这二百万犹太人，当然，来自许多国家：俄国人、德国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奥地利人，长长的一串。大纽约城市联盟估计，纽约的黑人约为七十万。其中，有五十万左右住在哈莱姆，从一百一十街向北延伸的一个区。过去几年来，黑人人口迅速增长。今日纽约的黑人比一九四○年多了一半。有大约二十三万波多黎各人生活在纽约。五十万爱尔兰人，五十万德国人。还有九十万俄国人，十五万英国人，四十万波兰人，大量芬兰人、捷克人、瑞典人、丹麦人、挪威人、拉脱维亚人、比利时人、威尔士人、希腊人，乃至荷兰人，他们很早就来到这里。很难说这里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官方宣布是一万二千人，但还有众多中国人非法居留纽约，他们不喜欢人口调查员。这数百万异乡人代表了不同种族、信仰和民族，纽约因他们之间的碰撞与融和，成为世界大同的常年展台。纽约公民的宽容，不仅是天性，而且是必须。这座城市必须保持宽容，否则就会在仇恨、怨愤和偏执的辐射云中爆炸。人们稍微偏离平和与豁达的心路，城市的火气就会蹿得比风筝还高。纽约郁积了各类种族问题，但引人瞩目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大家相安无事。哈莱姆本身就是一座城，象征了种族隔离，但纽约的黑人生活，很少有黑人差别待遇的明显迹象。黑人可与白人一道搭乘地铁和公共汽车，但他们在饭店和餐馆，还感受不到这般平等。就职业而言，黑人在舞台表演、音乐、艺术和文学上很成功，但在许多就业领域，情况还很糟。黑人差别待遇信条主要体现在住房规章和惯例上。私人房东在法律上可以而且也确实排斥黑人。不过，根据最近的一项市政法规，公共财政出钱或享有税务豁免的公寓建筑，在接纳住户时，不得计较他们的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对纽约人来说，这座城市是恒定的，又是不断变化的。在许多方面，它看上去与二十五年前不同，给人的感受也不同。高架铁路拆除了，除过第三大道，一点也没留。老住户走上第六大道，路过杰弗逊市场监狱，会怀念那铁路，它的轰鸣声，它的斑驳的阴凉，它的小型高架车站和那一阵阵颤动。百老汇的面貌也变了。以前，它在喧嚣繁华的表面下，有一副依稀可辨的骨架，如今的招牌巨大无比，建筑、商店和饭店大都给霓虹灯、文字招牌和蛋奶冰淇淋广告遮挡得没了踪影。百老汇就像一客蛋奶冰淇淋，表面光鲜，内里空乏。格林尼治村日趋幽暗：公寓楼挤进来，围住了广场，酒吧镶上镜子，镀铬。但村里毕竟还有徘徊不去的诗意、墨西哥玻璃器皿、敲制铜器、蜡染布、威士忌酒瓶改制的灯盏、涉世不深的处女作——这就是老格林尼治村，有小街，有简陋租房，一室而已，适应了一些人变幻无常的需要，他们都有一颗年轻又欢快的心。中央火车站成了夜总会，挂满超大幅的广告招贴，一心走旅游掮客的路线。其实，我曾一度住在中央火车站的终点站，（事事方便，我又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宽旷的大厅对我来说，又是纽约一处予人灵感的室内景象，直到拉斯泰克斯松紧带公司和可口可乐跻身进来。环顾全城，深宅大院正走向衰败。施瓦布在河滨大道上凭眺哈德孙河的宅子消失了。古尔德在第五大道上的宅子成了古董店。摩根家族位于麦迪逊大街的宅子改为教会的办公室。范尼斯托克大宅现在出让给兰登书屋。今日的富人不住大宅子，改住公寓大厦的顶楼，在楼顶平台种树，高出街面几百英尺。报纸也比过去少了，这要拜已故的弗兰克.孟斯之赐。人们怀念《环球时报》、《邮报》、《先驱报》，对许多纽约人来说，自从《世界报》败下阵去，生活再不是原来的样子。

警察现在开警车巡逻，车上装备无线电，不再晃悠着警棍绕街区打转。地铁车票需十美分，座位往往是深绿色，而不是浅黄色。人们上酒吧是为盯了电视看，难得有谁再去沉思默想。这都让人感慨。甚至游行庆典也有些变化。上回在曼哈顿的凯旋游行，满城回荡重型坦克不祥的骇人轰鸣声。贫民窟逐渐让位于恢宏的住房建设——规模巨大，目的崇高，房租低廉。城里散布了几十处这类新的开发地段，每处都是一座城（其中一处在布朗克斯，可容纳一万二千户人家），闲置的天空面积得到开发，引导人们腾空而起，远离了地面，他们的卫生条件规范化了，从此也有个地方坐下，不必坐在橙色板条箱上。联邦的钱、州政府的钱、市政府的钱、私人的钱，都流入这些项目。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在背后参与其中。建筑师让大楼在地基上略微偏转一点，好改善采光。一些公寓的房租，低得只有八美元一间。还需要而且最终也会建起成千上万的新单位，但纽约永远跟不上自己的脚步，永远无法平衡。经济景气时，人口激增，新住宅从岩石上纷纷钻出。一旦赶上萧条，人口星散，高楼大厦门前冷落，房产主衰败，终至死灭。我来纽约的这些年，纽约的节奏变了，性情也变了。紧张气氛加剧，更多暴戾。你可以在许多地方，从许多人脸上看到这一点。现代生活产生的挫折感，到这里就会翻番，放大—— 穿越城区的公共汽车跑上一趟，沿途的挫折和麻烦，足以让司机精神错乱：交通灯的转换总是快了半拍，乘客捶打关闭的车门，卡车挡住惟一的通路，硬币失手掉到地上，不该发问的时候偏偏有人啰嗦。气氛更紧张，速度更快。出租车跑得比十年前快了——他们十年前跑得就不慢。从前出租车司机乐呵呵的，如今他们时不时地很疯狂，像是有今天没明天。在进入城里的西区高速路，驾车人懵懵懂懂地随大流而行——那种无可逃逭的运动很是刺激，后面有人催，两侧给人夹裹，你的车像一片木屑在磨坊的水流中载浮载沉。纽约从未像现在这样糟心、拥挤、紧张。钱多得是，纽约的反应也不慢。餐馆很难挤进去，经理们为了史瓦夫餐馆的一顿午餐，乖乖候在门口，如同失业者排起长龙，只为领一碗热汤。（繁荣期人们排队等一口吃的，萧条期也一样。）曼哈顿的午餐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始于十二点或十二点半，指望能先于众人抢得一席之地。人人下班时间都比以往饿了一点。公寓张起“恕无空房”的告示。第五大道的公共汽车上，只有站立的份儿，而从前每个买票的乘客都有座位。旧日的双层汽车消失了——人们搭车再不是为了兜风。某些日子的某些时刻，几乎叫不上一辆出租车，争抢得厉害。你抓住车门把手，拉开车门，发现还有一位从另一侧长驱直入。看门人靠吹哨子调度出租车发了财，一些看门人其实无门可看——不过是在大街上溜达，见机行事，给出租车乘客拉拉车门。与以往稍许悠闲的日子相比，纽约变得不舒适，也不方便了，但纽约人原本就不在意舒适和方便——果真在意，他们会搬到其他地方。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人人嘴上不讲，但人人心里明白。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城市的所有居民都须面对湮灭无存这一顽固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在纽约表现得更为集中，因为纽约本身就是集中的，还因为，所有目标中，纽约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最受瞩目。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自由女神像一向是纽约的标志，并将纽约推向世界。今天，自由与死亡各行其道。沿东河，在推平的龟湾屠宰场上，好像是为了与鬼魅般逼近的飞机竞赛，人们破土动工，创建联合国的永久总部——所有建筑项目中最伟大者。纽约从容接纳了又一座城中之城，这次是供各国政府栖身，清理叫作战争的废墟。纽约不是政府所在地，它不是国家首都，也不是州的首府。但它正在成为世界的首都。建筑师设想的这座大厦，是个直立的火柴盒状。车辆在第一大道下面的新辟隧道中奔流。四十七街将拓宽，（如果我猜得不错，卡车将在夜晚悄悄开进来，栽种高大的树木，树木的根须与城市的管线纠结在一起。）城市将再一次几乎不动声色地吸纳又一批来访者。它已经表明自己有能力收藏联合国——过去两年来，大批代表活跃在纽约，居民们却很难瞥见他们的燕尾服或黑色礼帽。这场竞赛，这场制造毁灭的飞机与艰难降生的人类议会之间的竞赛，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记。纽约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普遍的困境与全面的解决方法，掩在钢与石之后的这座迷宫，既是一个绝好的目标，也是非暴力和世界大同的完美象征，这一目标高耸入云，飞机只能拦腰撞向它，它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家园，一切事情的发源地，在这里进行的审议，将拦截飞机，抢先阻止它们的毁灭行动。龟湾的这座新的人类之城，向西一两个街区，有一株大柳树，枝条密匝匝遮盖了庭院。这是一株伤痕累累的老树，经磨历劫，攀爬过度，靠铁丝捆扎才不致摧折，但知道的人都对它很有感情。在一定意义上，它象征了这座城市：在艰难中存活，在困境中生长，在混凝土中蓄养元气，兀然挺立，迎向日光。如今我每次见到它，感觉飞机冷森森的阴影，都会想：“必须拯救它，拯救这一棵树。”如果它不复存在，一切都将陨灭——这座城市，这个怪异而又神奇的典范，如果抬头望去，消失不见，人将心如死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