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啃老”，先反思“啃老”困局

杭州市法制办的《杭州市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草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最近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该法规提出，禁止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啃老”，一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作为一种现象，“啃老”不时出现在新闻的字里行间。引起人们关注的落脚点更多在于“啃老”事件本身及其在道德与法律层面上的解读，却很少有人关注“啃老”存在的困局。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对此做抛砖引玉式的探讨。

社会转型带来的“啃老”客观需求。这是“啃老”存在问题的时代客观性。“啃老”作为当下凸显的社会现象，离不开当下社会转型所营造的压力。社会转型带来直接的影响便是打破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的固化格局。工作的变动、人口的流动、迁移的便捷带来工作的非固化以及居所的“漂泊”则是社会转型的具体表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每位子女与父母的角色会发生一定的“位移”。在农业社会，子女和父母住在同一屋檐下，衣食相依，同舟共济。如今，城镇化提速推进，子女和父母难以永远固守在一个屋檐下。这种“偏离”带来的不仅是观念、情感上的冲击，更多体现在经济支援上的“割裂”与“索取”，其中的“索取”在外打拼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感同身受。日前，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与赶集网联合发布了《90后毕业生饭碗报告》。35万余份有效问卷的报告显示，三成以上应届毕业生仍“啃老”，近四成过着“月光”生活。生活成本的高昂与收入之间的严重分离，致使不少打拼者难以在外立足。面对高房价以及结婚、生子等诸多生活压力，年轻的打拼者难以扛起生活的重担，“啃老”就成了一种客观需求。

传统“家”文化撑起了“啃老”的底座。这是“啃老”存在问题的文化基因。在传统的家庭观念里面，父母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是子女的，他们捆绑在一起，尤其在独生子家庭里更为凸显。这种捆绑，不仅是道德、伦理上的生死相依，而且是经济层面上的不可分割。在这样的逻辑里，养儿防老就是天经地义。“养”与“防”互为因果。“养”是前提，“防”是结论。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一人买房，举家凑钱。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不分彼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传统“家”文化赋予的内涵里，“啃老”天经地义。在许多采访中，我们不难看到，父母对子女帮助的“无私”情怀。为人父母不尽“养”的义务，为人子女不尽“孝”的责任，在中国不是主流，新闻报道的负面案例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啃老”在不少父母眼里，理所应当。传统“家”文化为“啃老”提供了“文化基因”的巨大影响力。

“家”文化与“个人”文化的现代碰撞为“啃老”提供了理念的对冲。价值理念冲突是导致“啃老”存在问题的关键所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中国也难独身事外。在全球互联的背景下，多元化思潮涌动以及价值观的对冲，在今日中国，无疑是巨大。以“家”为本位的中国，面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外来价值观的冲撞，出现了价值观的对垒、模仿、跟随、崇拜等多元取向。从某种程度上，价值观的碰撞对每个身处当下的中国人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在这样的语境里，“啃老”文化的消解比起以往会来得更为猛烈。29岁的徐青(化名)大学毕业后在家坐等吃喝，一直“啃老”。面对父母劝说，他辩称父母有义务养活自己。最终，被“啃老”长达7年的徐先生和朱女士夫妻将儿子诉至北京海淀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驱赶独生“啃老”儿出门。这一案例虽是个例，但折射出了传统“家”本位在面对“个人”本位观念冲撞下，出现了裂痕。从道德层面讲，“啃老”在当下多元价值取向冲撞下，难以保存其原来的完整性，是不言而喻的。从法律层面讲，尽管“常回家看看”已列入法律条款，但在实际操作上，难以有效落地。多元价值取向促使“啃老”问题复杂化，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或法律加以界定。

如何在传承“家”文化与凸显个体独立自主之间寻找平衡或许是解决“啃老”困境的一把钥匙。“啃老”作为“家”文化的附属物，在多元价值观尤其是“个人本位”观念的冲撞下，发生了些微的“位移”。而简单地把“啃老”问题归结为道德水准高低或用法律手段强行反对“啃老”，是相对简单的认知和做法。因为要真正摆脱“啃老”困局，每个人都无法成为寻找钥匙的旁观者，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