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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和几个朋友谈到中国传统价值和风俗，在迅速变迁的新加坡社会中的现况。 我们想到未来要怎样保存我们固有的节日，例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中元节、清明节等。在新加坡，过年时听不到爆竹声，也吃不到应景的食物和年糕，春节似乎变得了无生气。 到底我们的传统节日能保留多少它们原来的意义呢？这是个问题，因为中国人没有很强的宗教，不像回教徒、基督徒或犹太教徒那样，有圣经、祷告和各种礼仪来约束人民去遵守各种节日。大部份中国人名义上是佛教徒，但他们每天既不读经也不祷告。 中国的佛教徒同时也拜祖先、也信奉道教和儒家学说。那麽，我们应怎样来保存我们文化中的这些特性呢？ 最近我们宣佈要在1987年以前，取消新加坡的华文学校，本地华文报纸就用大量篇幅热烈讨论，他们很担心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未来，甚至担心这会使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根。 语言和文化要有弹性 但是，停止华文教学并不表示华文从此将在新加坡消失，而是表示我们必须接受一些调整。 我并不相信如果学校不以华文教学，我们就会失去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文字有关，但语言并不等于文化。 再说，语言和文化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们表现在人的生活中，随著人生活型态的改变而调整。譬如说英文和英国文化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英国的文化就不如战前那麽富有活力，因为社会福利制度，人民的成就动机没有从前那麽高。这种活力的减损也反映在语文上，在英国英语的发展就不如在美国英语的发展来得有力。 看看现在世界上，最畅销的电视节目，都是美国出品，而非英国。 语言和文化都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够解决新的问题。语言和文化的力量在于弹性，有弹性才能使人适应新变化。 日本会模仿、改进 例如，日本文化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以配合新的需要。日本的语言和文化非常实际而有弹性，所以日本人成功地吸收了西方的科技。他们也引进了西方新的制度和观念，例如普及教育、上、下两院的国会制度以及各种法规，同时参考德国和英国的模式来整顿陆海军。日本自由地吸收西方文字，增加了日文的活力。 同样的，在二次大战后美军佔领日本时，美国的文字、观念以及社会组织也都被日本人修正、吸收了。他们学会了美国人的生产力和品管制度，然后再加以改进，正如他们从前模仿、改进了许多中国的发明，如算盘。 其实很多报纸的评论都忽略了一点，对我们文化真正的威胁，不是由于停止华文教学，而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有了根本的改变。 现在我们的妇女都受过教育、和男性有相同的工作机会。这使得家庭收入增加、妻子也能在财务上独立。 但职业妇女没有足够时间和子女相处，同时三代同堂家庭日渐减少，这两个改变对传递文化和固有价值观来说，是真正的危险。 除非父母花更多时间去教导子女传统价值观，培养他们正确的态度，或是请祖父母来帮忙，否则孩子就会到家庭外面，向同伴学习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可能是不正确。影响子女的价值观还有一个有力因素，就是电视的影响力。我们大部份的电视节目都是从美国和香港来。 提高教师的水准 随著小家庭和职业妇女的增加，学校教师在价值观的传递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日益重要。很不幸，我们在一九六○和七○年代所聘请的教师水准，不如五○年代。 经济迅速的发展，使优秀的学生都投入金融界和工商界，而不担任教职，因为教师薪水的增加比不上工商界。我们必须扭转这趋势，找更好的老师，也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与金融界和工商界相当的待遇。 即使我们请道德水准很高的老师来改善学校的道德精神教学，父母仍然必须在晚上和週末花时间和子女在一起。而且三代同堂家庭应维持下去，让祖父母帮忙养育、影响孩子。 我们孩子的未来，不能只建筑在春节的爆竹、年糕、新衣服这些愉快的回忆上。在我们生命中还有很多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兄弟姊妹间的关系、夫妻间的关系、以及父母与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对文明的延续，都是极端重要的。 虽然在新加坡、香港、台北和广州、人民生活型态都不同，然而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家庭成员之间有亲密的关系，父母尽心养育儿女，儿女也尊敬、照顾父母。这些社会裡的中国人仍然把家庭和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些是中国传统的价值，值得好好保存。 （金玉梅摘译自李光耀1984年2月15日演讲） 1984-06-01 天下杂志 37期 【编者按：对李光耀没有特别的研究。只是对亨廷顿在《变动社会及其秩序》书中的几句话记忆深刻：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哈利李和班达拉奈克分别是牛津、剑桥和林肯律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是其社会中彻底西方化的精英。李，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话来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的不能再好的英国人”。……但回到自己的国家，英国律师真纳成了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李则成了李光耀。盎格鲁化的李光耀学会了汉语，成为一个儒教促进者，开始鼓吹西方的衰落和东方的崛起。……可以说，李光耀从不是一个儒教信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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