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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志绎
杂志下
【明】王士性 撰
●卷四·江南诸省
江南地拓自汉武帝，其初皆楚羁縻也，故楚在春秋、战国间其强甲于海内。余尝至广右而叹秦皇、汉武之功也。语县《广游志》中。故以次于江北。
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其俗又自分为三：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
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惟吾台少所出，然近海，海物尚多错聚，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
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邱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
十一郡城池惟吾台最据险，西、南二面临大江，西北岩
插天，虽岛道亦无，止东南面平夷，又有大湖深濠，故不易攻，倭虽数至城下，无能为也。此唐武德间刺史杜伏威所迁，李淳风所择。杭城诚美观，第严之薪，湖之米聚诸城外，居人无隔宿之储，故不易守。陈同父乃谓决西湖之水可以灌杭州，语泄，窃辛帅马而逃。西湖虽有闸堰，第灌城之水须江河之流方可，湖水无深源洪波，灌从何施？同父豪杰，议论乃尔尔。若六月七月之间，塞镜山之口，亦吾台可忧事。处州之城，登南明山则一目瞭尽之，其地且多矿徒，非计也。
丁丑年，长星之变昏则舒芒数丈，拍拍有声，经月不止。说者谓是拖练尾指东南，当有兵。然此后十余年浙中良多故，辛壬间，罗木营兵变起于月粮留难，闯入督府，拉吴中丞出而窘辱之，遣张司马住，未至而又有民变起于编派，火夫奸民，聚而劫夺城中，烧毁陈都谏等家，当事者稍以便宜定之。其后，青衿土又屡屡不逞，如嘉如湖围挫有司，学使者不能制。南人向柔脆，不能为此乱萌也。虽旋起旋定，然亦多故矣。说者又谓当有大兵方应，然今已二十年，即有眚灾，当远矣。
浙有三石梁，南明山石梁蜿蜒卧地，雁荡石梁斜飞倚天，天台石梁则龟脊横空，深壑无底，奔雷飞瀑，惊目骇魂，非修观遗生者莫能度。
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ゾ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故一日不可有病，不可有饥，不可有兵，有则无自存之策。
古者妇人用安车，其后以舆轿代之，男子虽将相不过乘车骑马而已，无轿制也。陶渊明病足，乃以意用篮舆，命门生子弟舁之。王荆公告老金陵，子侄劝用肩舆，荆公谓，自古王公贵人无道者多矣，未有以人代畜者。人轿自宋南渡始。故今俗惟杭最多最善，岂其遗耶？
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
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又如宁、绍人什七在外，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而河北郡邑乃有数十里无聚落，即一邑之众，尚不及杭城南北市驿之半者，岂天运地脉旋转有时，盛衰不能相一耶？
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紫口铁脚，今其泥尽，故此物不再得。间有能补旧窑者，如一炉耳碎，觅他已毁官窑之器，捣筛成粉，素面附之，以烂泥别涂炉身，止留此耳，入火遂相傅合，亦巧手也。近惟处之龙泉盛行，然亦惟旧者质光润而色葱翠，非独摩弄之久，亦其制造之工也。新者色黯质噪，火气外凝，殊远清赏。
嘉兴滨海地洼，海潮入则没之，故平湖、海盐诸处旧有捍海塘之筑，此非独室庐畎亩民命所系，即其约束诸水出于黄浦，则嘉禾全郡一滴不泄，宜其声名文物甲于东南。
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闾阎既得过，则武断奇赢、收子母息者益易为力，故势家大者产百万，次者半之，亦垺封君。其俗皆乡居，大抵嘉禾俗近姑苏，湖俗近松江，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其俗盖难言之。
农为岁计，天下所共也，惟湖以蚕。蚕月，夫妇不共榻，贫富彻夜搬箔摊桑，江南用舟船，无马，偶有马者，寄邻郡亲识，古人谓，原蚕，马之精也，彼盛则此衰。官府为停徵罢讼。竣事，则官赋私负咸取足焉，是年蚕事耗，即有秋亦告匮，故丝绵之多之精甲天下。
宁、绍之间，地高下偏颇，水陡不成河。昔人筑三数坝蓄之，每坝高五六尺，舟过者俱系ㄌ于尾，榜人以机轮曳而上下之，过乾石以度，亦他处所无也。度剡川而西北则河水平流，两岸树木交荫，莲荇菱芡浮水面不绝，鱼梁罾笱，家家门前悬挂之，舟行以夜，不避雨雪，月明如罨画，昔人谓，行山阴道上，如在镜中，良然，又云，秋冬之际，殆难为怀。
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东阳、义乌、永康、武义万山之中，其人鸷悍飞扬，不乐畎亩，岛夷乱后，此数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故九塞、五岭满地浙兵，岛寇亦辄畏之。得南人之用。其后遂骄恣黠猾。越检制人，召之难服，散之难销，往往得失相半。
绍兴城市，一街则有一河，乡村半里一里亦然，水道如棋局布列，此非天造地设也？或云：“漕渠增一支河月河，动费官帑数十万，而当时疏凿之时，何以用得如许民力不竭？”余曰：“不然。此本泽国，其初只漫水，稍有涨成沙洲处则聚居之，故曰菰芦中人。久之，居者或运泥土平基，或作圩岸沟渎种艺，或浚浦港行舟为，日久非一时，人众非一力，故河道渐成，砌渐起，桥梁街市渐饰，即嘉、湖诸处，意必皆然。今淮阳青草、郡伯诸湖，安知异世不如是，又安知越中异日不再为谷？昔□□□太湖干，中露出石街屋址，可类推矣。”
会稽禹穴窆石陷入石中，上锐下丰，可动而不可起，真神异也，或者禹葬衣冠之所，又谓生而藏秘图者。太史公云：“上会稽，探禹穴”，明谓此无疑。杨用修强以石纽村当之，石纽乃大禹所生，会稽则其所葬，彼禹穴二字，乃后人所作也。
王右军舍宅为戒珠寺，贺季真舍宅为千秋观，皆在会稽，古人多有然者，王摩诘亦舍辋川为寺。
三江口乃绍兴守汤绍恩所造，锁一郡之水，外以阻海潮之入，内以泄诸水之出，旱则闭，潦则启，则裨益于地方，兼亦堪舆所系。
绍兴惰民，谓是胜国勋戚，国初降下之，使不与齐民列。其人止为乐工、为舆夫，给事民间婚丧。妇女卖私窝，侍席行酒与官妓等。其旁业止捕鳝、钓水鸡，不敢干他商贩。其人非不有身手长大、眉目姣好与产业殷富者，然家虽千金，闾里亦不与之缔婚，此种自相为嫁娶，将及万人，即乞人亦凌虐之，谓我贫民非似尔惰民也。余天台官堂亦有此种，四民诸生皆得役而詈之，挞之不敢较，较则为良贱相殴。愚尝为叹息之，谓人生不幸为惰民子孙，真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补陀大士道场亦防汛之地，在海岸孤绝，与候涛山隔，旦晚两潮。近日香火顿兴，飞楼杰阁，嶷然胜地。春时进香人以巨万计，舍赀如山，一步一拜，即妇女亦多渡海而往者。俗传洋里莲花、洞中灯火与鱼篮、鹦鸟倏忽云端，虽不可尽信，然就近日龙二守之呓语，要不可谓无鬼物其间，是亦神道显化，难以常理测。
宁、台、温滨海皆有大岛，其中都鄙或与城市半，或十之三，咸大姓聚居。国初汤信国奉敕行海，惧引倭，徙其民市居之，约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至今石栏、碓磨犹存，野鸡、野犬自飞走者，咸当时家畜所遗种也，是谓禁田。如宁之金堂、大榭，温、台之玉环，大者千顷，少者亦五六百，南田、蛟诸岛则又次之，近缙绅家私告恳于有司，李直指天麟疏请公佃充饷，萧中丞恐停倭，仍议寝之。然观诸家垦种皆在倭警之后，况种者农时篷厂，不敢列屋而居，倭之停否亦不系此。迩许中丞抚闽，郑中丞抚山东，又有疏开之。
明、台滨海郡邑，乃大海汪洋，无限界中，人各有张蒲系网之处，只插一标，能自认之，丈尺不差。盖鱼虾在水游走，各有路径，阑截津要而捕捉之，亦有相去丈尺而饶瘠天渊者。东南境界，不独人生齿繁多，即海水内鱼虾，桅柁终日何可以亿兆计，若淮北、胶东、登、莱左右，便觉鱼船有数。
浙中惟台一郡连山，围在海外，另一乾坤。其地东负海，西括苍山高三十里，渐北则为天姥、天台诸山，去四明入海，南则为永嘉诸山，去雁荡入海。舟楫不通，商贾不行，其地止农与渔，眼不习上国之奢华，故其俗犹朴茂近古。其最美者有二：余生五十年，乡村向未闻一强盗，穿窬则间有之；城市从未见一妇人，即奴隶之妇他往，亦必雇募肩舆自蔽耳。
《道书》称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惟台得之多。临海南三十里，第十九，盖竹洞为长耀宝光之天；天台西五里，第六，玉京洞为太上玉清之天；黄岩南十里，第二，委羽洞为大有空明之天；仙居东南三十里，第十，括苍洞为成德隐元之天。福地，黄岩有东仙源、西仙源，天台有灵墟、桐柏。其他非《道书》所载者，刘、阮桃源，寒山、拾得灶石，皇华丹井，张紫阳神化处，司马悔桥，蔡经宅，葛仙翁丹邱，智者塔，定光石，怀荣、怀玉内身。自古为仙佛之林。
方正学先生生台之宁海，故靖难之际，吾台正学先生姨与其夫人皆死节，而先生门人则卢公元质、林公嘉猷、郑公智，又黄岩王公叔英与其夫人，仙居卢公迥、郑公子恕并其二女，临海郑公华。今之八忠则祠，五烈未词。又有东湖樵夫。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
温州城中九山分列，其一居中，谓之九斗城，葱茜可爱。其张文忠公宅乃肃皇所赐第，敕将作大匠治之，门屏河桥，俱拟宫府，前代所未有也。
雁荡一山，说者谓，宋时海涛冲激，泥去石露，古无此山也。审是，则必洼陷地下然后可尔，今此山原在地上。或者又谓，乾道中伐木者始入见之，今左自谢公岭、右自斤竹涧以望，奇峰峭壁，万仞参天，横海帆樯，百里在目，何俟伐木入者始见耶？若海涛冲激至雁荡之巅，温、台、宁复今日有人？第谢康乐守永嘉，伐木通道，登临海峤，业已至斤竹涧，有诗，而亦未入此，见与不见，又所未晓。
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飘过海，故台、温闭耀，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
田土惟兰踊贵，上田七八十金一亩者，次亦三四十，劣者亦十金，然所赋租，饶瘠颇不相远。龙游俗亦如之。龙游善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睛类轻较物，千金之货，只一人自赍京师，败絮、僧鞋、蒙茸、纟监缕、假痈、巨疽、膏药皆宝珠所藏，人无知者。异哉，贾也。
衢州橘林，傍河十数里不绝，树下芟如抹，花香橘黄，每岁两度堪赏，舟楫过者乐之，如过丹阳樱桃林。
淳安小邑，其扁于学宫对云：三元及第，九世同居。即繁剧佳丽之邑，无能胜之者。
浙渔俗傍海网罟，随时弗论，每岁一大鱼汛，在五月石首发时，即今之所称鲞者。宁、台、温人相率以巨舰捕之，其鱼发于苏州之洋山，以下子故浮水面，每岁三水，每水有期，每期鱼如山排列而至，皆有声。渔师则以篙筒下水听之，鱼声向上则下网，下则不，是鱼命司之也。柁师则夜看星斗，日直盘针，平视风涛，俯察礁岛，以避冲就泊，是渔师司鱼命，柁师司人命。长年则为舟主造舟，募工每舟二十余人。惟渔师、柁师与长年同坐食，余则颐使之，犯则之，至死不以烦有司，谓之五十日草头天子也。舟中床榻皆绳悬。海水咸，计日水以食，窖盐以待。鱼至其地，虽联舟下网，有得鱼多反惧没溺而割网以出之者，有空网不得只鳞者。每期下三日网，有无皆回，舟回则抵明之小浙港以卖。港舟舳舻相接，其上盖平驰可十里也。舟每利者，一水可得二三百金，否则贷子母息以归。卖毕，仍去下二水网，三水亦然。获利者，钅从金伐鼓，入关为乐，不获者，掩面夜归。然十年不获，间一年获，或偿十年之费。亦有数十年而不得一赏者。故海上人以此致富，亦以此破家。此鱼俗称鲞，乃吴王所制字，食而思其美，故用“美”头也。
浙盐取暑天海涂晒裂咸土而埽归之，用海水洒汁煎成。行盐有定界，私咸有令甲，然只绳其小者，捕兵无私盐当罚，则偷觑小民之肩挑背负者执而上首功，若乡村巨姓，合百余人，执铁担为兵，买百余挑，白日鱼贯而荷归之，捕兵不惟袖手不敢问，且远避匿，盖此辈而觅捕兵之，以泄平日之忿，死则弃之，官府且不敢发也。
倭以丁未寇浙。始以朱公纨巡抚，朱至，严禁巨家大侠泛海通番者。又立钩连主藏之法，以双樯大舰走倭岛互市向导者长屿人林恭等若干人正典刑，于是海上诸大族咸怨，少司马詹荣希分宜指，复犹豫，御史周亮遂劾纨擅杀乖方，遣给事杜汝祯就讯之，拟闽海道柯乔、都司卢镗死，朱惧逮，仰药。此浙立巡抚、杀巡抚之始也。代朱者止王公齿得善改，亦以他事死，其后张公经论死，李公天宠论死，胡公宗宪逮系死，十五年间，无巡抚得全者。至赵公孔昭，岛寇不来，始身名两全耳。
市舶司，国初置于太仓，以近京，后移福、浙，虽绝日本而市舶不废，海上利之。后夏公言当国，因宋素卿、宗设仇杀，遂罢市舶。自后番货为奸商所笼，负至数十万，番乃主贵官以商，而贵官取负更甚，番人失利，乃为寇。贵官则让有司不御寇，及出师，又设计以恫喝番人，于是番怒，日焚掠。一二不逞先儒导翼之，而王五峰、毛海峰等遂以华人居近岛，袭王者衣冠，假为番寇，海上无宁岁矣。朱公纨严禁之，骤不得法，为贵官所反陷。御史董威乃复请宽海禁。是浙倭之乱，咸浙人自致之。
倭寇浙始丁未，止辛酉。破黄崦、仙居、慈、昌国、临山、郭衢、石浦、青村、柞林、吴淞诸卫县，围余姚、海宁、上海、平湖、海盐、台州诸郡县。十五年间，督抚踵死。盖前此皆仓卒无备，至壬子王公齿始练兵选将，得俞大猷、汤克宽、卢镗等，焚之于补陀，击之于太仓，杀萧显，败尹凤，浙人始知兵。甲寅，齿去而代者非人，又复蹂躏，仅得王江泾之捷。丙辰，胡公宗宪雄行阔略，始败之于皂林，击之于梁庄，杀徐海，擒麻叶，降王直、毛海峰。而谭公纶与戚继光、刘显相继至，又有白水洋之捷，崇明沙之捷，浙人始力能胜倭，志在杀倭，至今称南兵，皆其遗也。故论浙中倭功，当首祠胡公、谭公以及俞、汤、卢、刘、戚等。而戚功在闽，其方略又出诸将之上。似此名将，又何可得而抑厄之使愤懑死，安得不解壮士之体。为此厉阶者谁耶？
张公经之逮，逮示至，而王江泾捷，斩获且数千，竟不赎，与魏司马宁夏事同。魏犹半出上怒，张则全自赵文华陷之也。世庙时，张半洲、杨魏村、曾石塘之死，读其事，泪数行下。张犹自处稍乖，杨、曾全无罪。
江右，江以章、贡为大，泽以彭蠡为阔，十三郡水皆归焉，总会于九江而出，大姑、小姑二山拦扼之，此山川之最胜，亦都会之天成也。大姑在府城东南湖中，小姑在彭泽北百里，皆谓其四面洪涛，屹然独耸。而俗乃以“孤”为“姑”，谓是二女之精，江侧有彭郎矶，遂谓彭郎者小姑婿也。欧阳永叔云：“余过小孤山，庙像乃一妇人，而敕额为圣母。”岂止俚俗之谬耶？
江右洞天福地，如庐山在南康西北二十里，古名南障，世传周武王时，匡俗兄弟七人结庐隐于此。叠障九层，周五百余里，山有五老峰、三石梁、竹林寺，《道书》第八洞天。虎溪在九江城南，晋惠远在东林送客过此，虎辄鸣号，一日送道士陆修静，不觉过溪，相与大笑。《道书》以为七十二福地之一。豫章西山乃省会最胜处，其势与庐岳等，山在大江之外三十里，一名厌原山，《道书》第十二柱宝极真之天，古今仙踪最多。初济江十里有盘石，名石头津，自石头西行，有梅福学仙处，名梅岭，岭之南，有葛仙翁炼丹处，名葛仙峰，峰之上，有洪崖先生乘鸾憩处，名鸾冈，冈之西，有王子控鹤处，名鹤岭，岭之畔，有萧史游处，史大萧小萧峰，亦名萧仙坛，又有水出山椒，名吴源，高下十堰，溉田万余顷。麻姑山在建昌城西南十里，山有五老、万寿等峰，麓有桃花源，其前第二谷，水飞流而下，有瀑布二百余尺，世传麻姑得道，其坛有颜鲁公书碣，《道书》丹霞小有洞天。阁皂山在临江府六十里，山形如阁，色如皂，相传汉张道陵、晋丁令威、葛孝先皆尝修炼于此。山有凌云峰、漱玉泉、磨剑池，《道书》第三十三福地。龙虎山在贵溪西南八十里，高峰插云，两崖对峙，若龙虎然。汉张良八世孙张道陵修炼之所，《道书》三十二福地也。道陵道成，去蜀之青城山杀鬼上升。今山中亦有飞升台。其所遗经符章与剑印以授子孙，代号天师，阅世之后，多有灵验。说者谓其印剑之神，非子孙道术也。县南亦有鬼谷山、鬼谷洞，周围四里，有苏秦台、张仪井，亦《道书》第十五洞天。
江右讲学之盛始于朱、陆二先生，鹅湖、白鹿，兴起斯文。本朝则康斋吴先生与弼、敬斋胡先生居仁、东白张先生元祯、一峰罗先生伦，各立门墙，龙翔凤起。最后阳明先生发良知之说，左朱右陆，而先生勋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体有用无能过之，故江右又翕然一以良知为宗，弁髦诸前辈讲解，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第鱼目鼠璞，何地无之，后之为阳明之学者，江右以吉水、安福、于江为盛。于江独以广大为法门，人情厌拘检而乐纵诞，则阳浮慕其名于此而阴用学术于彼者，未有不藉口者也。德清许司马孚远尝著论曰：国家崇正学，国初迄弘、正之间，人才彬彬，当时学者稍滞旧闻，不达天德，拘固支离，容或所不免，故江门、姚江之学相继而兴。江门以静养为务，姚江以良知为宗，其要，使人反求而得诸本心而后达于人伦事物之际，补偏救弊，其旨归与宋儒未远也。江门之派至增城而浸晦，姚江之派复分为三：吉州仅守其传，淮南亢而高之，山阴圆而通之。而亢与圆者又各有其流弊，颜、梁之徒本于亢而流于肆，于江之学出于亢而入于圆。其后姚安者出，合圆与肆而纵横其间，始于怪僻，卒于悖乱，盖学之大变也。德清曾守于江，其言当不谬。
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辩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猡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徵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然犹以为内陆也。及遣人抚缅，取其途经酋长姓名回，自永蛙以至缅莽，地经万里、行阅两月，虽异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所不外游而安家食，俗淳朴而易治者，独广信耳。
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偷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积蓄，技业人归，计妻孥几口之家，岁用谷粟几多，解橐中装籴入之，必取足费，家无囷廪，则床头瓶罂无非菽粟者，余则以治缝浣、了征输，绝不作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即囊无资斧者，且暂逋亲邻，计足糊家人口，则十余日而男子又告行矣。以故大荒无饥民，游子无内雇，盖忧生务本，俗之至美，是犹有《蟋蟀》、《流火》之风焉。若中原人，岁余十斛粟则买一舟乘之，不则，醵饮而赌且淫焉，不尽不已也。
江右俗以门第为重，其列版籍以国初黄册为准，其坊厢乡都里长，咸用古册内祖宗旧名，子孙顶其役不易其名也。家虽贫穷，积逋甚，然尚有丁在，则必百方勉力，众擎之，不肯以里排长与他家，与则恐他人侮且笑之。其新发产殷富之家，纵贫者不敢逊让。余台亦有此俗，然下乡近海则然，上乡山居者则否。
江右素称治安之区。正德六年，诸郡县盗贼蜂起，赣州、南安有华林寨、码瑙寨贼，其后，抚州有东乡贼，饶州有桃源洞贼。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窜匿山谷，据险立寨。其渠魁姓名不甚著，公移止称某地贼，官兵讨之定，抚之不从。赣贼执参政赵士贤，华林贼攻破瑞州，江右大震。事闻，命都御史陈金总戎务，檄宪副周宪讨华林贼，兵败死之，乃檄田州等府狼兵协诸路官兵进剿。其土酋岑猛等多骄横无节制，金姑息之，又檄按察使王秩、知府李承勋同剿，勋招降贼黄奇置麾下，以计破华林贼，遂移兵击码瑙、东乡，皆平之。惟桃源尚猖獗，然见诸寨平，又畏狼兵悍，遂乞降，后复叛，入徽、衢等处，金复督兵追袭，浙东兵夹击之，乃平。大都江西之盗，始终以招抚为害云。
乾一、坤二、离三、震四之类，俗称乳名，江右无一家一人而非是者，然用以记行第、联族属、次长幼之序最佳。至于书券治讼，自有正名，亦故不用而专用此，不知其解。故直指谳狱，惟江右为难，爰书中皆此等姓名，其重辟大盗，连篇累牍者，视前则混后，据后则失前，且不独一牍也，又有他人他事亦与此同名类姓者，甚不便于简阅。亡当也。
铁柱宫乃旌阳许真君锁蛟处也。旌阳弃官归豫章，视其地为浮洲，蛟螭所穴，乃以神术觅蛟精于太守宫中诛逐之，入此井中，铸铁为柱，下施八索，钩锁地脉，以屏水娇。誓曰：“铁柱系红舟，万年永不休，后有兴谋者，终身不到头。”又曰：“天下大乱，此处天忧，天下大旱，此处薄收。”其井水黑色，深莫测，与江水相消长。余以四月过之，泥淖涨与地平。真人又谓，赣江百怪丛居，虑为后害，复铸铁柱二十，在子城南亦以铁索縻之，永镇蛟蜃。然江右所称蛟迹非一，如丰城城东西有二蛟穴，其中积水，四时不竭，旧传蛟精常蛰于此，旌阳以符咒逐之。饶州城南江中有蛟穴，五日，乡人于此竞渡，俗称怀蛟水。都昌县有蛇骨洲，晋永嘉中，长蛇二十余丈断道吸人，旌阳杀蛇聚骨成洲。县北亦有旌阳磨剑池。奉新县有镇蛟石，在延真观内，亦旧传旌阳逐蛟入穴，以巨石书符压之，今石碣尚存。其地亦有旌阳试剑石。宁州东隔水一里有磨剑池，亦旌阳逐蛟处。建昌县有七靖井，其地黄龙山有蛟为渊，辄作洪水，旌阳擒之，钉于石壁，法北斗穿七井镇之，曰：“海昏之地，府属当阳，南昌之州，龙安之场，上缭、艾县，古城之冈，地连蛇穴，寻截川江，占其地土，防民之殃，于今立靖，万古吉祥。”
龙沙在豫章城北，江水之滨，白沙涌起，堆阜高峻，其形如龙，俗为重九登高处。旧有谶云：“龙沙高过城，江南出圣人。”今沙过城十余年矣。昔许旌阳斩蛟，蛟子逸去，散游鄱湖，弟子请悉诛之，旌阳曰：“吾去后一千一百二十□年，岁在三丙，五陵之内，当有八百地仙出，自能诛之，毋劳今日尽也。”今正当三丙间，去其岁不及二十年，又有龙沙之应。《昙阳子记》亦云：“五陵为教主，古月一孤峰。”意其所谓圣人者，神仙之流与。
滕王阁，府城西章江门城上其故址也。西临大江，唐高祖子元婴都督洪州，阁成命至，封滕王，故以名。后阎伯屿重修，因九日宴宾客，欲夸其婿吴子章之文，令夙构之，时王勃省父至马当，去南昌七百里，水神告之故，且助以风，一夕而至，预会。阎请诸宾序之，皆辞，且及章，勃乃不辞而赋，阎不悦，令吏给笔札候之，得句辄报，至“落霞孤鹜”，叹曰：“此天才也。”后又有王绪为赋，王仲舒为记，故韩退之称三王之文。
徐孺子祠在东湖小洲上。记云：“章小经南昌城西，历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历南塘，其东为东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号孺子台。吴太守徐熙于墓隧种松，太守谢景于墓侧立碑，晋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贤亭，至拓跋魏时谓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尝为孺子宅，又尝为台也。余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地结茅为祠，图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人拜焉。”此曾子固笔也。苏云卿祠亦在百花洲上，以配徐孺子。
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故其下当有陶埴，应之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氵孛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故成不及宣，宣窑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窑用色浅淡，颇成画意，故宣不及成。然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也，世庙经醮坛戋亦为世珍。近则多造滥恶之物，惟以制度更变，新诡动人，大抵轻巧最长，古朴尽失，然此花白二瓷，他窑无是。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近则饶土入地渐恶，多取于祁、婺之间，婺人造土成砖，磨砖作浆，澄浆作块，计块受钱，饶人买之以为瓷料。
白鹿洞书院在五老峰下，始自南唐，以李善道为洞主，建学置田，以给诸生，至宋而大盛，与嵩阳、石鼓、岳麓为四大书院，盖是晦翁过化之处，岩壁间多遗手泽，然其地逼塞蒸湿，无夷旷之致，惟是松风石溜与五老秀色幽寒动人云。白鹿者，唐李渤与兄涉俱隐洞中，养白鹿以自娱，至今间有见者。
康郎山忠臣三十五人，南昌忠臣十四人，乃国初与陈友谅决战于江西者。其在鄱湖，纪信诳楚，冠服投江则韩成之力，在南昌，昼夜巡城，伏弩殒命则赵德胜为上。是举也，本朝之王业定矣。友谅既死，则士诚辈皆栖息余魂耳。然友谅既据九江、武昌，不能西向埽清中原以据上游，而徒东与吴仇，且恋恋以南昌、九江是亟，宜其死也。
赣州赣水乃章、贡二水合名也。章水源出南安聂都山，流府城西，贡水源出汀州新乐山，流府城东，皆环城而北合于一。又北流过万安，其地怪石，喧流湃，有十八滩，古称险厄败舟，余携家过，心危之，至则见安流耳，岂余度险之多故耶？吉州惶恐诸滩，又不在十八滩之列。
南赣称虔镇，在四省万山之中，辖府九，汀、漳、惠、潮、南、韶、南、赣、吉；州一，郴；县六十五，即诸郡之邑也，卫七，赣州、潮州、碣石、惠州、汀州、漳州、镇江。卫所官一百六十四员，军二万八千七百余名，寨隘二百五十六处，专防山洞之寇也。正、嘉之间，时作不靖，近称宁谧，要在处置得宜尔。
大庾岭，南龙之干，而水分南海、东海之流者也。梅福为南昌尉，其后隐居于此，故又称梅岭。后人亦因而种梅其间。道路险狭，今为张曲江所凿而开者，江、广百货所由地。
吉安夙称节义之乡，然至宋而盛，其祠有四忠、一节，祀欧阳文忠修、杨忠襄萬里、胡忠简铨、周文忠必大、杨文节邦乂，其后有文信国天祥、邹侍郎沨，又有太学王炎午、布衣刘子俊、彭震龙、刘自昭、张云，皆信国门客，始终以死报信国者。至本朝靖难，又有周纪善是修、曾御史凤韶、魏御史冕、王编修艮、颜沛县伯玮、王教谕省、邹大理瑾、彭大理与明八人，良非他处所及。余台靖难时亦有八忠。
樟树镇在非城、清江之间，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
武宁有所谓常州亥者，初不知何谓，问之，乃市名。古人日中为市，今吴、越中皆称市犹古语也。河南谓市曰集，以众所聚也。岭南又谓市曰虚，以不常会多虚日也。西蜀又谓市曰，如疟疾间而复作也。江南恶以疾名，止称亥，又可捧腹。
射蛟浦在湖口县西南，一名黄牛γ。昔汉武帝欲登南岳，以道阻江、汉，望祭山，浮江泛舟，亲射蛟于浔阳江中获之。此自英雄大略之主，敢作敢为之事，意到即行，无人敢诱之，亦无人能止之者，若后世，即无此等事。
奉新有樟柳神者，假托九天玄女之术，俗名耳报。乃其地有此树，人取树刻儿形而传事之。其初乃章、柳二家子死，共埋于树下，久之其树显灵。儿形以一手掩耳，贯以针，炼以符咒，数以四十九日，耳边传言则去其针。其神乃小儿，故不忌淫秽，不讳尊亲，不明礼法，随事随报，然亦不能及远，亦不甚知来。其术炼之有用万家土、万人路者，土谓燕窠，路谓板桥，取伴其神裹之，验最速，若用金银诸物者，则皆冀以诓赚而去，非实也。其神之依人，则任共为盗而亦听之，故是儿神不明礼法。近见一二缙绅亦有事此神以谭幽吊诡者，最可笑。
江湖社伯到处有祀萧公、晏公者，其神皆生于江右。萧公讳伯轩，庞眉、美髯、白皙，生而刚直，善善恶恶，里闾咸质之。没于宋咸淳间，遂为神，附童子言祸福，乡人立庙于新淦县之大洋洲，洪武初曾遣官谕祭。晏公名戍仔，亦临江府之靖江镇人也，浓眉、虬髯，面如黑漆，生而疾恶太甚，元初以人材应选，入为文锦局堂长，因疾归，登舟遂奄然而逝，乡人先见其驺从归，一月讣至，开棺无所有，立庙祀之。亦云本朝封平浪侯。
湖广在春秋、战国间称六千里大楚，跨淮、汝而北之，将及河。本朝分省，亦惟楚为大，其辖至十五郡，如郧之房、竹山，荆之归、巴东，与施、永、偏桥、清浪等卫所，动数千里，入省逾月，文移之往复，夷情之缓急，皆所不便。而辰、永督学，屡合屡分，郧、沅开府，或罢或兴，黎平生儒，此考彼试，种种非一。况贵竹、粤西两省，杂以徭僮夷苗，主以卫所，间以土酋，咸不成省，院司以官至者，人我咸鄙夷之。谓当以辰州、沅州、靖州分属贵阳，永州、宝庆、郴州分属粤西，则十三省大小适均，民夷事体俱便。
三湘总之一湘江也，其源始海阳而北入洞庭。其流过永而潇水入之，是谓潇湘，过衡而蒸水入之，是谓蒸湘，过常而沅水入之，是谓沅湘。湘江其初最清，百尺而毛发可鉴，比会众流、下洞庭始浊。湘君湘夫人古今以尧女舜妃当之，唐人用以为怨思之诗，然计舜三十登庸，厘降二女于沩，即年二十，而舜以百十岁崩苍梧，二女亦皆百岁人矣。黄陵啼鹃，湘妃竹泪，至今以为口实，可笑也。
《禹贡》“九江孔殷。”释之者云，即洞庭也。沅、渐、元。辰、溆、酉、丰、资、湘九水皆合于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澬、湘最大，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过洞庭。《战国策》云：“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者也。七月间，岷、峨雪消，江水暴涨，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为之改色。”
楚有四楼。仲宣楼在当阳城上，倚曲沮，夹清漳。今荆州城上楼，乃五代高季兴建望沙楼故址也，宋陈尧咨更今名晴川楼，南对黄鹤，从武昌望之佳。黄鹤以制胜，如莲瓣垂垂，洲渚掩映，岳阳以境胜，八百里洞庭，一发君山，眼界奇绝。总之，岳阳为上，黄鹤次之，晴川、仲宣又次之。
武当谓山阜高大、非玄武不足以当之，今其巨阪造天，危峦逼汉，良然。然自天柱而外，别无奇诡之观，徒土木之伟丽尔。当文皇造五宫时，用南五省之赋作之，十四年而成，此殆不可以万万计者。当时胜国府库蓄积既多，而五岭、九边咸无兵饷岁例之费。今日国家财力何能尔尔。
《志》称黄鹤楼在府城西南隅黄鹤矶上。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又云费文登仙驾黄鹤返憩于此。唐阎伯程作《记》以文事为信。或者又引梁任记，谓驾黄鹤之宾乃荀环，字叔，非文也。宋张┉亦辩其非。
洞庭水浅，止是面阔。括风，惊涛软浪，帆樯易覆，故人多畏之。湖中有数蛟，有喜食糟粕者，遇舟中携糟物过，出而夺之，有喜食朱砂者，遇舟中携朱砂过，出而夺之，夺则涛兴浪起，或危舟楫，赍此物者，或重裹以犬羊之郭。余以端午过洞庭，风流大作，时儿女或以朱砂涂耳鼻者，舟人亦请弃之，余笑谓，老蛟乃窃此分文之余乎？已而风息，类藉口如是。
洞庭水涨，延袤八百里，盗贼窃发，乃于岳州立上江防兵备，辖三哨官兵侦治之。上哨，自岳州府南津港至长沙湘阴县哨，约三百余里，南接苍梧，北达荆、郢，东会汉、沔，为洞庭左臂，哨内小巡把总一，哨官鹿角，磊石、穴子、湘阴哨四，巡简鹿角、营田各一，信地兵船自府五里至南津港、荆埠港、河公庙、新墙河口、万石湖、鹿角、啄钩嘴、磊石、鲫鱼夹、青草港、彦公埠、穴子哨、白鱼场、营田司大头寨横岭芦林潭，水退，各船分移于扁山、高沙洲、沉沙港、芦林潭等地。中哨，自君山后湖至常德傅家圻三百六十余里，西北通巫峡，西抵辰、沅，东南极潇、湘，为洞庭右臂，哨内小巡把总一，哨官明山一，巡简古楼一，信地兵船自君山后湖、蓼荆湾过洞庭大湖，至昌蒲台、昌蒲台内、石门山迤西、白苑矶迤北、傅家圻，自昌蒲外迤东、团台、吉山、古楼、明山，水退，分移布袋口、洞庭夹、白水夹、上下井滩等信地。下哨，长江一带，自岳州至嘉鱼界墩子口，约三百余里，南吞七泽，北迎湘、郢、东连浔、黄，西接三巴，为洞庭咽喉，哨内小巡百户一，哨官茅埠、竹林各一，巡简黄家、瓦子、城陵、白螺、鸭栏、茅镇、石须共七信地，兵船过江北岸瓦子湾、藤站湖、盐船氵套、杨圻脑、黄家穴、上茅湾、西辽嘴、西岸流水口、白螺矶、杨林山、白螺山、王家保、新堤口、茅埠镇、乌林矶、竹林湾、杜家洲、纪家洲，东岸城陵司、团山矶、象骨港、道人矶、青江口、高家墩、石头口、六溪口、邱公湾、墩子口、嘉鲁县。此万历乙酉冯仁轩露备兵岳州时刻图。
古今谭形胜者，皆云关中为上，荆、襄为次，建康为下。以今形胜，则襄阳似与建康对峙者，建康东、南皆山，西、北皆水；襄阳西、南皆山，东、北皆水。以势则襄山据险而建山无险，以胜则江水逆来而汉水顺去。故论荆、襄则襄不及荆，其规模大而要害揽也。荆州面施、黔，背襄、汉，西控巴峡，东连鄢、郢，环列重山，襟带大江，据上游之雄，介重湖之尾，为四集之地。蜀汉据而失之，骁将既折，重地授人，僻在一偏，不卜而知其王业之难成也。
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ム楚人，如吕相国调阳、方司马逢时、李司空幼滋、曾司空省吾、刘司寇一儒、王少宰篆、谢司徒鹏举、陈宗伯恩育、汪冢宰宗伊各据要路。其后，吴相继之，则许相国国、王相国，锡爵、徐宗伯学谟、姜宗伯宝、顾司马章志、方司徒宏静、王司寇世贞、王御史大夫樵、赵少宰用贤、程司徒嗣功、顾马司养谦。今则豫章渐盛，衷御史大夫贞吉、蔡冢宰国珍、徐司空作、邓少宰以赞、范宗伯谦、董司空裕。虽其间弹冠引兑、贤不肖人人殊，然偶一宰执起，则公卿相随而出，亦关此方气运地脉一时之盛也。
襄阳夙称多耆旧古迹，余曾有《吊襄文》。如大堤，古筑之以捍汉水者也，后遂为游乐之地，男女蹋歌，《乐府》有《大堤曲》，曰：“汉水横襄阳，花开大堤暖。”曰：“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西北二十里隆中山，诸葛孔明隐处，枣阳有南阳城，想所云“躬耕南阳”即此，非宛中之南阳也。城南见山，羊叔子所登而叹，其云：“自有宇宙，便有兹山，由来贤哲登此者多矣。而皆湮没无闻。”此语千古悲咽。祜没，襄人感之，为立碑流涕，名岘山堕泪碑。山畔习家池，后汉习郁依范蠡养鱼法穿之，谓其子曰：“必葬我近鱼池。”后山简镇襄，爱之，辄游池上，醉而名之曰高阳池，诗称“倒著白接，酩酊还骑马”者是。岘山又有杜甫故宅，习池亦有王粲井，甫诗云：“清思汉水上，凉忆岘山巅，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城西十里万山，乃郑交甫所见游女为解佩处，云此山之曲隈也。山下有万山潭，晋杜预伐吴勒碑纪功，一置万山之上，一置兹潭之下，云他日恐深谷为陵也。唐鲍溶诗云：“襄阳太守沉碑意，身后身前几年事，汉江千古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字。”府西北为夫人城，昔朱序镇襄阳，苻坚围之，序母韩氏谓城西北必坏，领百余婢增筑二十丈，贼果溃西北，众守新城而退，名夫人城。东南三十里鹿门山，庞德公隐居其上，刘景升所过而叹异之者，其后，居士庞蕴复居之，男女不婚嫁，共学无生，白日坐化，其后，孟浩然复来居之。府治西文选楼，梁昭明太子聚贤士刘孝威、庾肩吾、徐昉、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悦、徐陵、王囿、孔乐、鲍至等十余人，号高斋学士，著《文选》于此。郡北樊城隔汉江与襄阳对峙，周仲山甫所封，关羽围曹仁于樊城北。沔水有斩蛟渚，乃襄阳邓遐挥剑处，人知斩蛟有澹台周处而不知有遐。又有楚昭王、庄王、淳于髡、黄宪、刘表等墓，鄾、酇、舂陵等城，其人又有尹伯奇、卞和、司马德操、张柬之、杜审言、皮日休诸人。
蕲、黄之间，近日人文飚发泉涌，然士风与古渐远，好习权奇，以旷远为高，绳墨为耻，盖有东晋之风焉。然其一段精光亦自铲埋不得。毋论士大夫，即女郎多有能诗文者，如周元孚、董夫人辈。又毋论诗文，近且比邱尼辈出，高谭禅理，如所云澹然、明因、自信等，余盖于李卓吾八《观音问》中崖略见之。李以菩萨身自任，踪迹太奇，其与耿司寇以学问相倾，不啻事刂刃。
蕲竹为器，抽削如丝，纤巧甲于天下。复有蕲艾、蕲龟、蕲蛇。艾则惟荆王府内片地出者佳，然不多得。蛇与龟皆生于他乡村。蛇则头有方胜，尾有指甲，两目如生，自刳肠盘屈而死者，可已大风。龟则背有绿毛可辟虽蝇虫，置之书箧，数年不死，然多赝者，以小龟涂马矢放阴沟中，绿毛自生，携出者不久即落也。竹则以色莹者可簟，节疏者可笛，带须者可杖。
赤壁山，《一统志》云在江夏东南九十里。唐《元和志》亦称在蒲坼县西一百二十里，北岸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焚曹操处。图经乃谓在嘉鱼县西七十里。至宋苏轼又指黄州赤鼻山为赤壁。盖刘备居樊口进兵逆操遇于赤壁，则赤壁当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则赤壁当在江南，今江、汉间言赤壁者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惟江夏之说合于史。
衡山禹碑，唐刘禹锡、韩昌黎皆有诗，宋朱晦公、张南轩至衡岳寻访不获，其后晦翁作《韩文考异》，遂谓退之诗为传闻之误，盖以耳目所限为断也。王象之《舆地纪胜》云：“禹刻在岣嵝峰，又传在衡山云密峰，昔樵人曾见之，自后无有见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纸拓七十二字，刻于夔门观中，后俱亡。”近张季文佥宪自长沙得之，云自宋嘉定中何某摹于岳麓书院者，斯文显晦，信有神物护持。其文“承帝曰嗟”至“窜舞永奔”实七十七字云，二误也。此见杨用修《录》中。
九疑山乃南龙大干行龙之地，其峰有九，参差互映，望而疑之，故名九疑。盖山有九水，四水阳流，注于南海，五水阴流，注于洞庭。五水者，潇、湘、舜源水、沲水、水水等也。九峰谓朱明、石城、石楼、娥皇、女英、舜源、箫韶、桂林、杞林。大舜陵在其中，太史公所谓“舜崩苍梧之野，葬于零陵之九疑”者是也，今不知其处，惟于箫韶峰下立庙祭之，秦皇、汉武皆以道阻不得过江、汉而望祭焉，宋置陵户，禁樵采。
天生楠木，似专供殿庭楹栋之用。凡木多轮盘屈，枝叶扶疏，非杉、楠不能树树皆直，虽美杉亦皆下丰上锐，顶踵殊科，惟楠木十数丈余既高且直。又其木下不生枝，止到木巅方散于布叶，如撑伞然，根大二丈则顶亦二丈之亚，上下相齐，不甚大小，故生时躯貌虽恶，最中大厦尺度之用，非殿庭真不足以尽其材也。大者既备官家之采，其小者土商用以开板造船，载负至吴中则拆船板，吴中拆取以为他物料。力坚理腻，质轻性爽，不涩斧斤，最宜磨琢，故近日吴中器具皆用之，此名香楠。又一种名斗柏楠，亦名豆瓣楠，剖削而水磨之，片片花纹，美者如画，其香特甚，之，亦沉速之次。又一种名瘿木，遍地皆花，如织锦然，多圆纹，浓淡可挹，香又过之。此皆聚于辰州。或云，此一楠也，树高根深，入地丈余，其老根旋花则为瘿木，其入地一节则为豆瓣楠，其在地上者则为香楠。
楚本泽国，最称多鱼，淮、扬、吴、越之地未尝非水乡，然未若长沙、武陵之间鱼可以泽量者，亦地产异也。大江上下则美鲟、鳇，然此鱼虽佳而最丑恶，如身长五尺则鼻亦四尺余，惟鼻长，故口在鼻下如在腰间，鱼虾遇辄避，苦不得食，每仰游，开口接而食之。今所造硬骨而适口者，即鼻肉也，而鼻善痛，稍触之则彻骨不禁，而鱼鼻长又善触，故游必鼻向上、尾向下，又不敢近岸，畏崖石，取者探其情，极易得之。此种为江鱼，可网不可畜。其鬻种于吴、越间者为鲢鲁，最易长，然不种子，或云楚人来鬻者，先以油饼饵之，令不诞也。细者如针，千余头共一瓯盛之，在彼无不活者，吴、越人接手中即以渐死，若随接随入池中，又无不活者。入池当夹草鱼养之，草鱼食草，鲢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草游，鲢又随觅之，凡鱼游则尾动，定则否，故鲢、草两相逐而易肥。计然为十洲三岛为此故。草鱼亦食马矢，若池边有马厩，则不必饲草。
广东，南越地，秦已为南海郡，后龙川令赵佗格命自王，汉武始征之。其当时，兵以四道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以今观之，意氵匡水也。氵匡在英德县东南四十里，一名水，又名氵匡浦，源出永州界，过阳山，下三水与浈合。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横浦在今南安。此则过大庾岭，由曲江下浈水入越者也。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下漓水，抵苍梧，即今广右府江。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即今广右左江。从蜀盘江过贵竹跌水，此皆滩险不可舟，至田州、泗城方可进舟，先与府江会于苍梧，东行至三水亦与浈合。其云咸会番禺者，总之之词也。
广中称岭外者，五岭之外也。五岭释不同，裴氏《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邓德明《南康记》云：“五岭者，台岭之峤五岭之第一岭也，在大庾；骑田之峤五之第二岭也，在桂阳；都庞之峤五岭之第三岭也，在九真；萌渚之峤五岭之第四岭也，在临贺；越城之峤五岭之第五岭也，在始安。”据此，则九真与揭阳稍殊，余四岭同。乃《淮南子》又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镡城在武陵西，南接郁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余干在豫章。其说又不同。若云五岭地方，当如《广州》、《南康》二记，盖其所言，乃南龙大干横过空缺处，皆当守寨也。《淮南》云云，岂秦皇所戍者五岭其名也，而当时调度，又不拘拘于此五处耶？
广南所产多珍奇之物。如珍则明珠、玳瑁。珠落蚌胎，以圆将为贵，以重一钱为宝；玳瑁龟形，截壳为片，贵白胜黑，斑多者非奇，出近海郡。石则端石、英石。端溪砚贵色紫润而眼光明，下岩为上，子石为奇；英德石色黑绿，其峰峦窝窦摺纹，扣之有金玉声，以为窗几之玩。香则沉速，出黎毋山，以密久近为差。花则茉莉、素馨，此海外香种，不耐寒，具陆贾《南中花木记》。果则蕉、荔、椰、蜜、蕉，绿叶丹实，其木攒丝，食其实而抽其丝为布；荔枝园，五月累累然，色如赤弹，肉如团玉，或云闽荔甘，广荔酸；椰子树似槟榔，叶如凤尾，实如切肪，琢其皮可为瓢、杓、桮棬；波罗蜜大如斗，剖之若蜜，其香满室，此产琼海者佳。木则有铁力、花梨、紫檀、乌木，铁力，力坚质重，千百年不坏；花梨亚之，赤而有纹；紫檀力脆而色光润，纹理若犀，树身仅拱把，紫檀无香而白檀香。此三物皆出苍梧、郁林山中，粤西人不知用而东人采之。乌木质脆而光理，堪小器具，出琼海。鸟则有翡翠、孔雀、鹦鹉、鹧鸪、鵕鸃、潮鸡、鸩，翡翠以羽为妇人饰；孔雀食蛇，毛胆俱毒，最自爱其尾，临河照影，目眩投水中；鹦鹉红嘴绿衣，不减川、陕，有纯白者胜之；鹧鸪满山乱啼，声声“行不得哥哥”，行旅闻之，真堪泪下，鵕鸃似山鸡，以家鸡斗之则可擒，其羽光彩，汉以饰侍中冠；潮鸡似鸡而小，颈短，能候潮而鸣；鸩羽些须可杀人，止大腹皮树入药，刮去其粪。兽则有潜牛、暴牛、熊，潜牛鱼形，生高肇江中，能上岸与牛斗，角软则入水湿之，坚则复出；暴牛出海康，项有骨，大如覆斗，日行三百里；熊有似牛、似人，胆明如镜，亦有蚺蛇胆，用与熊异，熊治热毒，蚺治杖毒。
鱼之奇而大者有鲸、鳄、锯、<鱼昔>、鲸鱼吹浪成风雨，头角可数百斛，顶上一孔大于瓮；鳄鱼如鲮鲤，四足长数丈，登涯捕人畜食之；<鱼昔>鱼大盈丈，腹有洞，贮水以养其子，左右两洞容四子，子朝出暮入宿，出从口，入从脐；锯鱼长二丈，则口长当十之三左右，齿如铁锯，生于潮、惠为多。其他红螺、白蚬、龟脚、马甲、蚝、鲎等，名品甚多，不可枚计。若夫犀、象、椒、苏、岐南、火浣、天鹅、片脑之类，虽聚于广，皆西洋诸国番舶度海外而来者也。
俗好以蒌叶嚼槟榔，盖无地无时，亦无尊长，亦无宾客，亦无官府，在前皆任意食之，有问，则口含而对，不吐不咽，竟不知其解也。或以炎瘴之乡，无此则饮食不化，然余携病躯入粤、入滇，前后四载，口未能食锱铢，亦生还亡恙也。大都瘴乡惟戒食肉、绝房帏，即不食槟榔无害，渠土人食者，惯耳。滇人所食槟榔又与广异，广似鸡心、如果肉，滇如羌核、似果壳，滇止染灰，亦不夹蒌叶。蒌一名苗，即蜀人所造酱者也。蔓生，叶大而厚，实似桑椹，其苗为扶留藤，人食之，唇如抹朱。杨万里云：“人人藤叶嚼槟榔，户户茅檐覆土床。”
广中地土低薄，炎热上蒸，此乃阳气尽泄，故瓜茄咸经冬不凋，留之阅岁，从原干又开花结子，不必再种也。结之三四岁，气尽方枯，又得气早，余以五月过端州，其地食茄已可两月矣。
南中多榕树，树最大者长可十丈，荫数亩，根出地上亦丈余，臬司分道中一树，根下空洞处可列三棹，同僚尝醵饮其中。余参藩广右，尝过榕树门下，树附地而生，刳其根空处为城门也。
香山岙乃诸番旅泊之处，海岸去邑二百里，陆行而至，爪哇、渤泥、暹罗、真腊、三佛齐诸国俱有之。其初止舟居，以货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陆而拓架者，诸番遂渐效之，今则高居大厦，不减城市，聚落万头，虽其贸易无他心，然设有草泽之雄，睥睨其间，非我族类，未必非海上百年之隐忧也。番舶渡海，其制极大，大者横五丈，高称之，长二十余丈，内为三层，极下镇以石，次居货，次居人，上以备敌、占风。每一舶至，报海道，檄府ヘ验之，先截其桅与柁，而后入岙，若入番江，则舟尾可搁城垛上，而舟中人俯视城中。又番舶有一等人名昆仑奴者，俗称黑鬼，满身如漆，止余两眼白耳，其人止认其所衣食之主人，即主人之亲友皆不认也。其生死惟主人所命，主人或令自刎其首，彼即刎，不思当刎与不当刎也。其性带刀好杀，主人出，令其守门，即水火至死不去，他人稍动其扃钅则杀之，毋论盗也。又能善没，以绳系腰入水取物。买之一头值五六十金。
潮州在唐时风气未开，去长安八千里，故韩文公以为瘴疠之地。今之潮非昔矣，闾阎殷富，士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然开云驱鳄潮阳之名犹在，故今犹得借此以处迁客。盖今起万历丙戌，十载内无邑无之，如孙比部如法尉潮阳，杨给谏文焕尉海阳，陈祠部泰来尉饶平，林都谏材尉程乡，高大行攀龙尉揭阳，周尚宝宏礻龠尉澄海，刘都谏宏宝尉惠来，沈文选昌期尉大埔，周御史元尉平远，皆同时迁客也。止普宁一邑无人耳。潮，国初止领县四，海阳、潮阳、揭阳、程乡，今增设澄海、饶平、平远、大埔、惠来、普宁六邑，此他郡所无。
潮州为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遂隶广至今，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南干自九疑来过大庾岭至龙南、安远，其夹汀与赣、夹建宁与建昌界，度分草而趋草坪者，正干也。至龙南不过安远即南行，接长乐、兴宁趋海丰入海者，分南行一支也。其南支似隔闽于东、广于西，故惠州诸邑皆立于南支万山之中，其水西流入广城以出，则惠真广郡也。潮在南支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广，且既在广界山之外而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
罗浮山在惠州博罗县西北三十里，昔传有山自海上浮来，与罗山合而为一，故称罗浮。《道书》十大洞天之一也。《志》称山高三千六百丈，周三百余里，蟠三十二峰，峦岫既秀，洞壑复幽。峰曰飞云、曰玉鹅、曰麻姑，洞曰石臼、曰水帘、曰朱明、曰黄龙、曰朱陵、曰黄猿、曰蝴蝶，其选也。大小二石楼，登之可望沧海。楼前一石门，方广可容几席。二山相接处有石磴，状如桥梁，名曰铁桥，桥端两石柱。人迹罕到。
端溪在肇庆江南，与羚羊峡对峙，山峻壁立，下际潮水，而以上、中、下岩分优劣。故《砚谱》曰：“石以下岩为上，中岩、上岩、龙岩、半岩次之，蚌亢下。”《志》云：“岩石为上，西坑次之，后磨为下。”今有新旧亢之分，旧亢石色青黑，温润如玉，上生石眼，有青绿五六晕，而中心微黄，黄中有黑睛一，形似鸲鹆之眼，故以名。眼多者数十，如星斗排连，或有白点如粟，贮水方见，隐隐扣之与墨磨俱无声，为下岩之石，今则绝无有。上岩、中岩之石，紫者亦如猪肝，总有一眼，晕小形大，扣之、磨之俱有声，即今之端石是也。眼分三种，活眼者晕多光莹，泪眼者光昏滞而晕朦胧，死眼者虽具眼形，内外俱焦黄无晕。欧谱唐公曰：“眼乃石之精，如木之节，不知者以为病。然古有贡砚于眼者，似又不贵眼也。”又《砚录》云：“眼生于墨池外曰高眼，生于池曰低眼，高为贵，不知此特匠手之巧耳。又有上焉者，名子石，生大石中。”《唐录》云：“山有自然员石，剖其璞焉谓之子石，此最发墨，难得，欧、苏极重之。”蚌亢石亦深紫，眼黄白微青，不正，无瞳而翳，坚润不发墨，与半岩石相类。
南中造屋，两山墙常高起梁栋上五尺余，如城垛然，其内近墙处不盖瓦，惟以砖成路，亦如梯状，余问其故，云近海多盗，此夜登之以望守御也。
雷州以雷名，或曰以在雷水之阳。雷水在擎雷山下，源出海康县铜鼓村，南流七十里，东入于海，其初因雷震而得源者也。或又以为地濒南海，雷声近在檐宇之间。又读《雷公庙记》，则云：“陈太建初，州民陈氏者因猎获一卵如囊，携归家，忽霹雳震之而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俗’，为雷种后，名文玉，为本州刺史，有善政，没而以灵显，乡人庙祀之。”后观《国史补》又云：“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则伏地中，其状如彘，人取而食之。”夫雷霆天之威也，雷可食乎？以此为雷，是妄之妄也。想炎海阳气所伏藏，变为蠕动之物，此造化所不可晓者尔。
廉州中国穷处，其俗有四民：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垦为活；四曰蛋户，舟居穴处，仅同水族，亦解汉音，以采海为生。郡少耕稼，所资珠玑，以亥日聚市，黎、蛋壮稚以荷叶包饭而往，谓之“趁墟”。
珠池在合浦东南百里海中，有平江、青婴等三数池，皆大蚌所生也。海水虽茫茫无际，而鱼虾蛤蚌，其产各有所宜，抑水土使然，故珍珠舍合浦不生他处，其生犹兔之育，惟视中秋之月，月明则下种多，昏暗则少，海中每遇万里无云、老蚌晒珠之夕，海天半壁闪如霞，咸珠光所照也。旧时蛋人采珠之法，每以长绳系腰，携竹篮入水，拾蚌置篮内则振绳，令舟人汲上之，不幸遇恶鱼，一线之血浮水上，则已葬鱼腹矣。蚌极老大者，张两翅亦能接人而坏之，后多用网以取，则利多害少。珠池之盗，鸣锣击鼓、数百十人荷戈以逞，有司不敢近，然彼以劫掠无赖为生，白手挈蛋人而窃之，多少所不论，皆其利也。若官司开采则得不偿失，万金之珠，非万金之费无以致之。世宗朝尝试采之，当时藩司所用与内库所入，其数具存，可镜矣。盗珠者虽名曰禁，实阴与之，与封矿同。不则，此辈行掠海上无宁居，然亦非有司之法所能扞也。
琼州，南海中一大岛，中峙高山，周围乃平壤。南夷之性，多险阻而不乐平旷，故黎人据险先居之，在平壤者，乃能通中国声教，则后至而附聚焉者也。黎人其先无世代，一日雷摄一蛇卵堕山中，生一女，岁久，有交趾蛮过海采香者，因与为婚，生子孙，此黎人之祖，故山名黎母山。以有五峰，亦名五指山。山极高大，屹立琼、崖、儋、万之间，为四州之望。每昼，云雾收敛则五峰耸翠插天，昏时蔽不见。旧传婺女星曾降此山，亦名黎婺山。诸黎环居，其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号生黎，耕作省地者号熟黎。黎人之外始是州县，四州各占岛之一隅，北风扬帆，徐闻一日而渡。
琼地本东西长南北缩，《志》称“东至海岸五百里，西至海岸四百里，不及千里而遥，其至海南崖州乃云一千四百里者，中隔黎山，由弓背上行也，周围二千余里。”沉速诸香皆出其内。沉乃千年枯木、土蜂穴之，酿蜜其中，不知年代，浸透木身，故重者见水而沉，不甚沉者，未遍也。今之皆蜜，密尽而烟销，浸而未透者，速也，得气而未浸者，牙也。
苏子瞻谪海外，其自称为醉人所推骂，自喜不为人认识。虽未必尽然，然其言自是胸中洒落，虚舟飘瓦，不为膻行忤物之致。其《量移谢表》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读之令人悚然。
铜柱在钦州分茅岭之下，汉马伏波立以界钦州、安南者。或曰柱乃在安南境中，援当时誓云：“铜柱折，交人灭。”今交人过其下，每以石培之，遂成邱陵，惧其折也。又有古铜鼓，蛮人重之，今廉、钦村落土中尝有掘得者，亦去伏波所余。
●卷五·西南诸省
蜀、粤入中国在秦、汉间，而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也。相去虽数千年，然皆西南一天，为夷汉错居之地，未尽耀于光明，故以次于江南。
蜀有五大水入。嘉陵江从汉中自北入，岷江从松潘自西北入，大渡河从西番自西入，马瑚江出云南自西南入，涪江出贵州自南入，总会于瞿塘三峡向东而出。以七百里一线之路，当贵、滇番汉之流，故江水发时，一夜遂高二十丈，至滟如马，此海内水口之奇也。江行在两崖间，天造地设，如凿成石岘，其狭处，谓非亭午不见日，月影亦然。霜降水涸，仅如溪流，自四月至九月，石险水深，行人不敢渡，为其湍急，舟一触石则如齑粉。蜀舟甚轻薄，不轻又难为旋转，谚云：“纸船铁艄工。”蜀江篙师，其点篙之妙，真百步穿杨不足以喻，舟船顺流，其速如飞，将近崖石处，若篙点去稍失尺寸，则迟速之顷转手为难，舟遂立碎，故百人之命悬于一人。上者犹可牵船，篾缆名曰火仗，长者至百丈，人立船头，望山上牵缆人不见，止以锣声相呼应而已。犹幸寡崖无树木句罥，上者但畏行迟，不惧触石，所谓“三朝三暮，黄牛如故”也，若火仗一断，则倒流碎石，与下无异。夏水下川，则虽一日江陵，真以身为孤注也。巫山神女庙，宋时范成大谓有神鸦送客，余乃未见。滟实一石，远望之乃似碎石合成者，土人谓其下有三足，如鸡足也，某年大旱得见之。
蜀锦、蜀扇、蜀杉古今以为奇产。锦一缣五十金，厚数分，织作工致，然不可以衣服，仅充茵褥之用，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也。故其制虽存，止蜀府中，而闾阎不传。扇则为朝廷、官府取用多，近皆滥恶不堪。板出建昌，其花纹多者名抬山，谓可抬而过山也，此分两稍轻，尺寸较薄，然人以其多纹反爱之。有名双连者，老节无文，似今土杉，然厚阔更优，多千百年古木。此非放水不可出，而水路反出云南，即今丽江，亦即泸水，亦即金沙江，道东川、乌蒙而下马湖，其水矶γ礁汇，奔驶如飞，两岸青山夹行，旁无村落。其下有所谓万人嵌者，舟过之辄碎溺，商人携板过此，则刻姓号木上，放于下流取之，若陷入嵌则不得出矣。嵌中材既满，或十数年为大水所冲激则尽起，下流者竞取之以为横财，不入嵌者，亦多为夹岸夷贼所句留，仍放姓号于下流，邀财帛入取之。深山大林，千百年斫伐不尽。商贩入者每住十数星霜，虽僻远万里，然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妖童娈姬，比外更胜，山珍海错，咸获先尝，则钱神所聚，无胫而至，穷荒成市，沙碛如春，大商缘以忘年，小贩因之度日。至于建人补板，其技精绝，随理接缝，瞠目爪之，莫辨形踪。然余尝分守右江，闻融、怀以北夷人有掘地得板厚止寸余、坚重如铁、胜建是十倍者，一片易数金，数十家共得之，云是孔明征羌归途过此，伐山通道入土年深者。余欲觅一蜕乘，恐差役缘此为奸以挟夷人，乃寝。
川中郡邑，如东川、芒部、乌撒、乌蒙四土府亡论，即重庆、夔府、顺庆、保宁、叙州、马湖诸府，嘉、眉、涪、泸诸州，皆立在山椒水濆，地无夷旷，城皆倾跌，民居市店半在水上。惟成都三十余州县一片真土，号称沃野，既坐平壤，又占水利，盖岷、峨发脉，山才离祖，满眼石垅，抱此土块于中，实天作之，故称天府之国云。
四川官民之役惟用兵、采木最为累人。西北、西南州县多用兵，东南多采木，惟川北保、顺二郡两役不及，颇号乐土，即协济不无，然身不俱往，纵罹残惫，亦免死亡。
杨用修谓：“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李太白寓江陵、山东、池州、庐山，而终于采石。老苏欲卜居嵩山，东坡欲买田阳羡。魏野之居陕州，苏易简之居吴门，陈尧佐之居嵩县，陈去非之居叶县，母廷瑞之居大冶，虞允文之居临川，牟子才之居川，杨孟载之居姑苏，袁可潜之居笠泽。”岂以其险远厌跋涉耶？
大禹生于石泉县石纽村，即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时有五色霞气。《华阳国志》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之，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灵已宥之。唐李白亦书“禹穴”二字于石，杨用修遂以太史公所上之禹穴即此也，非会稽，盖穿凿之过。
李太白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不知者以为栈道，非也。乃归、巴陆路，正当峡江岸上，峻阪岩，行者手足如重累，黄山谷谪涪云：“命轻人鮓瓮头船，行近鬼门关外天。”人鮓瓮，在秭归城外，盘涡转毂，十船九溺。鬼门关正在蜀道，今人恶其名，以其地近瞿塘，改瞿门关，亦美。此地名为楚辖也，蜀不修，蜀请楚修，楚谓虽楚地，楚人不行，蜀行之，楚亦不修。万历戊子，徐中丞元泰抚蜀，邵中函陛抚楚，徐饷工费八百金于楚以请，邵修之而还其金，至今道路宽夷，不病倾跌。惟是归、巴郡邑僻小残惫，不足供过客之屐履，携家行者，苦于日不完一站则露宿，少停车之所，又荒寂无人烟聚落，故行者仍难之。
蜀中俗尚缔幼婚，娶长妇，男子十二三即娶，徽俗亦然。然徽人事商贾，毕娶则可有事于四方，川俗则不知其解。万历十年间，关中张中丞士佩开府其地，每五里则立一穹碑严禁之，每朔望阖邑报院，邑中婚娶若干家，某家男女若干岁，犯禁者重罪之。然俗染渍已久，不能遽变也。
白下石头城仅西北里余若金城石郭，天设之险无如重庆者，嘉、巴两水隔石脉不合处仅一线如瓜蒂，甚奇，此龙脉尽处，止可固守为郡邑，非霸业之资也，故明氏据以为都，不能自存。不如成都沃野千里，真天府国也。然僻处西南，栈道、巴江隔限上国，毕竟非通都大衢，止可偏霸一隅，非王业之资也，故蜀汉以来至于孟氏，咸不能出定区宇。
离堆山在灌口，乃秦蜀守李冰凿之以导江者也。《记》称“鳖灵治水，杜宇让王”，其世纪不可考，若只以川中一省，则冰之绩亦千万世永赖之，不减神禹也。今新都诸处，飞渠走浍，无尺土无水至者，民不知有荒旱，故称沃野千里，又江流清冽可爱，人家桥梁扉户，俱在水上，而松阴竹影，又抱绕于涟漪之间，晴雨景色，无不可人。
内江、富顺虽分辖两府，然壤接境连，实繄片地，故声名文物等埒，不相上下，犹余姚、慈谿之在浙东也。
诸葛孔明八阵图余见在川中者两处，新都牟弥镇陆阵图也，夔府鱼复浦水阵图也。牟弥镇石堆，云一百二十八，乃石卵叠成，土人云，尝为人取去，其堆不减，种艺者犁平之后，亦然，此神其说，不可知。然遗踪至今千余年，不可谓无神鬼呵护者，余亦取一石置舆中。鱼复浦则仅存八碛、一短垅，云六十四者，皆妄也，此登城望之，昭然为泥淖，不可抵其下。然瞿塘象马，江水如雷沸，而此八碛常存，则无论无六十四蕝，亦至怪矣。
夔州之面和以云阳之盐，能使乘湿置书箧中而经岁自干不坏。余戊子秋过夔，庚寅春居广右，尚食夔面也。
荔枝生于极热之地，闽、广外惟川出焉。唐诗“一骑红尘妃子笑”乃涪州荔园所贡也，故飞骑由子午谷七日而达长安，荔子尚鲜。今涪国一株存，以献新扰民，近为一司李摄篆，始断其命，根而绝之。此虽美意，然千年古木，一旦无端毁折之，良可惜也。余意若唐物，即存至今，未必花果，或者其遗种所嗣续，如孔林之桧耳。
孔明五月渡泸，虽非泸州，亦即此泸水上流千余里，在今会川地，名金沙江，又名黑水，其水色黑，故以泸名之。当时渡泸，即从云南北胜、姚安入。北胜，古浪蕖地，姚安，古弄栋地，今北胜去会川有捷径，止可人马单行，数日而至，不能通大军也。沈黎《古志》：“谓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余里至两林蛮，自两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州，十程至泸水，泸水四程至弄栋，即姚州也。”两林，今之邛部长官司。
川北保宁、顺庆二府，不论乡村城市，咸石板地，当时垫石之初，人力何以至此。天下道路之饬无逾此者。
乌思藏所重在僧，官亦僧为之。其贡道自川入，俗称喇嘛僧，动辄数百为群，联络道途，骚扰驿递，颇为西土之累。
栈道虽称川，今实在陕，三峡虽称川，今实在楚。今之栈道非昔也，联舆并马，足当通衢。盖汉中之地，旧隶蜀故。
汉夜郎县属牂柯郡，唐属珍州。牂柯郡本且兰国，在今播州界，珍州今改为真州长官司，在播州宣慰司东北二百里。真州长官司南六十里有怀白堂，昔人建以怀李白。桐梓驿西二十里有夜郎城，其古碑字已磨灭。
松潘有铁索桥，河水险恶，不可用舟，又不能成梁，乃以铁索引之，铺板于上，人行板上，遇风则摆荡不住，胆怯者坐而待其定方敢过。余在滇中见漾濞江、怒江亦有此桥，皆云诸葛孔明所造也。杨用修《丹铅总录》引《西域传》有“度索寻幢之国”，《后汉书》“跋涉悬度”，注：“鸡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唐独孤及《招北客辞笮》：“复度一索，其名为笮，人悬半空，度彼绝壑。”今蜀松、茂地皆有此，施植两柱于河两岸，以绳贯其中，绳上一木筒，所谓幢也，欲度者则以绳缚人于幢上，人身以手缘索而进，行达彼岸，复有人解之，所谓“寻幢”也。用修川人，意见此制。余所见特索桥耳。
王全斌伐蜀，下之，进图，欲并取滇云，宋太祖持玉斧画大渡河为界，曰：“此外非吾有也。”以故滇云全省弃于段氏，三百年间，士大夫宦游之迹不至。
广西水自云、贵交流而来，皆合于苍梧。左江正派始于盘江，北盘江出乌撒，绕贵普安之东，南盘江出沾益、六凉、澄江、通海，而皆会于阿迷，绕贵罗雄之南，两江合而下泗城、田州，至南宁合江镇又与丽江合（丽江出交广源川，经太平、思明府），而下横州，至浔州南门为郁江，即古牂牁江，汉武帝使归义侯发蜀罪人下牂牁江会于番禺即此。右江正派始于柳江，源出都匀府，下独山，经庆远至柳城与大融江合（大融江出靖州，经怀远），过柳州至江口与洛溶江合（洛溶江出义宁，经洛溶），下象州与都泥江合（都泥江出贵州程番府经南丹、来宾）始浊，乃入大藤峡。出峡抵浔州北门为黔江，亦名浔水，黔、郁二江合于浔东门而下苍梧，与府江合，乃出封川过广东入海。府江者，漓江也，漓水源兴安之海阳山，一水相离，北入楚为湘江，南入桂为漓江。漓江南下，秦始皇命史禄凿为灵渠，取桂林、象郡。后唐李渤筑斗门其间，经广右省城，亦名桂江，下平乐而至梧，由肇庆、广州二郡而后出海，几八百里。海潮乃一日两至苍梧，虽山多而拔地无陂陀故也。
广右山，正北自黔中生，桂林西北自贵竹生，柳、庆、南、浔正西自广南生，太平诸土州俱本省止。惟黔中一支从武冈出湘、漓二水间、起海阳山为南龙正脉，迤逶东行作九疑。九疑北四水流楚，南四水流广，再东则大庾是也。其西南自交而入者则为思明、郁林、廉、雷、高、肇而止于石门。
自灵川至平乐皆石山拔地而起，中乃玲珑透露，宛转游行。如栖霞一洞，余秉炬行五里余，人物飞走，种种肖形，锺乳上悬下滴，终古累缀，或成数丈，真天下之奇观也。广右山多蛇虺，独不藏匿，洞中极其清洁。若舟行阳朔江口，回首流盼，恐所称瀛海、蓬莱三岛不佳于是。
土官争界、争袭，无日不寻干戈，边人无故死于锋镝者，何可以数计也。春秋、战国时事当是如此，若非郡县之设，天下皆此光景耳。当知秦始皇有万世之功。
云、贵土官各随流官行礼，禀受法令，独左、右江土府州县不谒上司，惟以官文往来，故桀骜难治，其土目有罪，径自行杀戮，时有以官祖母、官母护印者，其族类文移亦称官弟、官男。
右江土兵喜于见调，调土兵，人给行粮俱为土官所得，兵自赍粮以往，且献名倍役者之数，以规粮给，即岁额戍守之兵，亦残衰不堪用。然国家立法初意，第欲使之分其民以为我役，姑以戍守为名耳。左江兵弱，更不堪调。
土州民既纳国税，又加纳本州赋税，既起兵调戍广西，又本州时与邻封战争杀戮，又土官有庆贺、有罪赎，皆摊土民赔之，稍不如意即杀而没其家，又刑罚不以理法，但随意而行，故土民之苦视流民百倍，多有逃出流官州县为兵者。
右江土州县据险、法严，土民无如其官何，而官抗国法。左江土州县官畏国法，然势弱，往往为土民逐驱弑逆，而官又无如民何。此两江土官之大较也。
奉议卫设于贵县，驯象设于横州，南丹设于宾州，皆在左、右两江之中，要使控制蛮夷，声息援接，五屯以备藤峡，昭平以续江道，建置俱不为无意。
三江蜑户其初多广东人，产业牲畜皆在舟中，即子孙长而分家，不过为造一舟耳。婚姻亦以蜑嫁蜑，州县埠头乃其籍贯也，是所谓浮家泛宅者。吴船亦然，然多有家在岸。
广右山俱无人管辖，临江山官府召商伐之，村内山商旅募人伐之，皆任其自取，至于平原旷野，一望数十里不种颗粒，僮人所种止山衡水田，十之一二耳，又多不知种麦粟，地之遗利可惜也。
地产蚺蛇性善淫，土人缚草为刍灵，粉饰之，蛇见则抱而戏，人径裂胸而取其胆，蛇对面而不知也。若击而取之，击头则胆随头，击尾则胆随尾，久而死，胆亦化矣，徒遗水，胆不足用也。取蛇而笼之，如路遇妇人，笼内顿跌几欲绝。孔雀、鹧鸪、白鹇、翠鸟多出东、西粤，但养之不甚驯，亦不能久存。
古田既征，议善后者，以广右盐利归之官，藩司每年出银五万两，命一府佐领至广买而易之，计利出入几二万，故迩来兵饷稍足。
广东用广西之木，广西用广东之盐，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广西兵饷则借助于广东。广东人性巧，善工商，故地称繁丽，广西坐食而已。
永以西尽于粤江，妇女裙裤咸至膝，膝以下跣而不履，头笄而耳填则全。
广右山川之奇，以赏鉴家则海上三神山不过，若以堪舆家，则乱山离立，气脉不结。府江两岸石阜如锦、如旗、如鼓、如鞍、如兜鍪、如叠甲、如蘭錡，无非兵象，宜徭僮之占居而世为用兵之地也。江南虽多山，然遇作省会处，咸开大洋，驻立人烟，凝聚气脉，各有泽薮停蓄诸水，不径射流。即如川中，山才离祖，水尚源头，然犹开成都千里之沃野，水虽无潴，然全省群流总归三峡一线，故为西南大省。独贵州、广西，山牵群引队向东而行，并无开洋，亦无闭水，龙行不住，郡邑皆立在山椒水濆，止是南龙过路之场，尚无驻跸之地，故数千年暗汶，虽与吴、越、闽、广同时入中国，不能同耀光明也。
广右石山分气，地脉疏理，土薄水浅，阳气尽泄，顷时晴雨叠更，裘扇两用，兼之岚烟岫雾，中之者谓之瘴疟，春有青草瘴，夏有黄梅瘴，秋有黄茅瘴，秋后稍可尔。中之者不宜遽表，宜固元气、节食寡欲、戒动七情，稍服平胃、正气二散。俗忌夜食，食必用槟榔消之，忌早起，起即用杯酒实之。孙直指刻《岭南卫生方》可览。
府江两岸六百里湍流悍激，林木翳暗，徭僮执戈戟窜伏，钩引商船，劫夺盐米，甚至杀官伤吏，屡剿不止，只为深林密箐，彼得伏而下，我不得寻而上也。万历戊子，韩少参绍议召商伐去沿江林木，开一官路，令舆马通行。平乐抵昭潭二百里，昭潭抵苍梧界三百三十五里，各冲会哨六百四十里，自贺县抵东安乡又抵庞冲共二百三十六里。总之凿石五千二百五十二丈，为桥梁四百七十有五，铺亭一百三十有三，渡船十有三，率用戍守士卒，止用库银六千两。松林、鼓锣二峡尤称险绝，并力凿之。自此徭僮种田输租，不敢出劫舟船，昼夜通行，可谓耀暗汶于光明者矣。
广右一路可通贵州，一路通云南，一路通交趾。其通贵州者，乃由田州横山驿八十里至客庄驿，五十里归洛驿，一百二十里往泗城州｛店土｝驿，一百二十里路城驿，一百二十里安隆长官司，四十里打饶寨，六十里北楼村，五十里过横水江至板柏村，七十里板屯土驿，六十里洞洒村，二十里安龙所，六十里鲁沟至贵州。孙直指欲通此，使有事之日不单靠贵竹一路，甚善。第贵竹大路，乃当兵威大创之后，其西八站，又奢香自开。今太平无事时忽有此举，土官疑其改土为流，阳顺而阴挠之，故终无成。且安隆三日路亦自崎岖，不可开也。
桂林石细润，玲珑奇巧，虽雕缋不如，胜于太湖数倍，一种名灵芝盆，觚岸如荷翻状，其氵夸隙成九曲之池，大小随趣，以置净室前，种小花树其上，养金鱼数十头，亦奇赏也。
桂林无地非山，无山而不雁荡，无山非石，无石而不太湖，无处非水，无水而不严陵、武夷。百里之内，独尧山积土成阜，故名天子田，独七星山一片平芜，故名省春岩。平乐以上，两岸咸石壁林立，则溪中皆沙滩无石，舟堪夜发。平乐以下，两岸土山迤行，则江中皆石矶岩笋，动辄坏舟。李序斋闻余言笑曰：“尚欠二句。”余曰：“何也？”李曰：“无县非人，无人而不徭僮，无人无妇，无妇而不蓬跣。”众乃大噱。
靖江府御门而见藩臬，坐受一拜，以次而起，虽禄千石，爵视郡王，其尊贵乃在诸亲藩之上。宗室二千人，岁食藩司禄米五万两，故藩贮不足供，而靖宗亦多不能自存者。
广右异于中州，而柳、庆、思三府又独异。盖通省如桂平、梧、浔、南宁等处，皆民夷杂居，如错棋然，民村则民居民种，僮村则僮居僮耕，州邑乡村所治犹半民也。右江三府则纯乎夷，仅城市所居者民耳，环城以外悉皆徭僮所居，皆依山傍谷，山衡有田可种处则田之，坦途大陆纵沃，咸荒弃而不顾。然僮人虽以征抚附籍，而不能自至官输粮，则寄托于在邑之民，僮借民为业主，民借僮为佃丁，若中州诡寄者然，每年止收其租以代输之官，以半余入于己。故民无一亩自耕之田，皆僮种也，民既不敢居僮之村，则自不敢耕僮之田，即或一二贵富豪右有买僮田者，止买其券而令入租耳，亦不知其田在何处也。想其初改土为流之时，止造一城，插数汉民于夷中则已，是民如客户，夷如土著，田非不经丈量，亦皆以空牒塞责，故幅员虽广而征输寡、逋负多。
怀远、荔波二县皆土夷，县官不入境，止亻就居于邻县，每年入催钱粮一次而已。然复怀远易，荔波难。荔波无一民，皆六种夷杂居，自思恩县西去，陆行数百里，深则重沟，高则危岭，夜则露宿，昼无炊烟，人多畏而不敢入。怀远旧县去融县止百里，新县虽深入二百里，乃有民三村，且县前大榕江，上通楚靖下达柳、象，舟行又便，而怀、治二堡哨兵二百，领以千户，缓急可恃，故比荔波易。余业已择于汇县水口立怀远城，将江中所过板税之，岁得百金，可备公费，委之怀远尉郑良悫，行之有绪矣，而转滇中，故未竟事而行，后闻龚宪副一清终其事。
瑶僮之俗，祖宗有仇，子孙至九世犹兴杀伐，但以强弱为起灭，谓之打冤。欲怒甲而不正害甲也，乃移祸于乙，而令乙来害甲，谓之著事。白昼掠人于道，执而囚之，必索重赂而赎乃归，谓之堕禁。两村相杀，命毙不偿，毙者以头计，每头赔百两或几十两，以积数之多寡多贵，实无两也，而以件代之，如豕一为一两，而一鸡一布亦为一两也。抚安僮老为其和毕，则截刀为誓，始不报冤，谓之赔头。谚云：“瑶杀瑶，不动朝，僮杀僮，不告状。”
语云，十年不剿则民无地，二十年不剿则地无民。又云，征蛮法，全剿不如歼魁，明捕不如暗执。土官干戈，无日不寻，然止自相屠戮，渠各自有巢穴在，不敢出向中州，可以无虑。惟有瑶僮为梗，然亦禽兽，无雄举远志，不过劫掠牲畜而已。自韩襄毅之征藤峡，王文成之设九司，嗣后大举虽无，小丑间作。至世庙末，劫藩司，杀黎大参极矣。迩乃征处古田、征府江、征怀、征八寨，召商伐木，江河道路始通。前者，各瑶僮往来江边，钩船截路，杀人越货，即邮筒，非集兵不行，惟古田一举，大快积愤，盖诸瑶据险，初不虞官兵之遂入也。
瑶僮之性，幸其好恋险阻，傍山而居，倚冲而种，长江大路，弃而与人，故民夷得分土而居，若其稍乐平旷，则广右无民久矣。
蛊毒，广右草有断肠，物有蛇、蜘蛛、蜥蜴、蜣良，食而中之，绞痛吐逆，面目青黄，十指俱黑。又有挑生蛊，食鱼则腹生活鱼，食鸡则腹生活鸡。验蛊法，吐于水，沉不浮，与嚼豆不腥、含矾不苦皆是。治蛊：饮白牛水血立效。王氏《博济方》“归魂散”《必用方》“雄珠丸”皆要。
余善水刻漏。李月山谓，滇中夏日不甚长。余以漏准之，果短二刻，今以月食验之，良然。万历二十年五月十六望，月食，据钦天监，行在乙亥夜，月食八分一十九杪，月未入见食七分一十七杪，月已入不见食一分二杪。初亏在寅一刻五更三点，正东。食甚在卯初刻，在昼，复圆卯正三刻，正西。食甚月离黄道箕宿七度八十八分二十七杪。据此，称月食不见一分乃卯初。余在云南救护月生光一半以上，不及三分尚见。岂地高耶？抑算者入昼总以不见称耶？又已食八分，天止将明，未及昼也。则信似日稍短耳。
两山夹邱垅行，俗谓之川。滇中长川有至百十余里者，纯是行龙，不甚盘结，过平夷以西，天地开朗，不行暗黮中，至漾濞以西，又觉险峻崚嶒，然虽险，犹不暗也。行东西大路上，不热不寒，四时有花，俱是春秋景象。及岐路走南北土府州县，风光日色寒热又与内陆差殊。土官多瘴。余入景东，过一地长五里，他草不生，遍地皆断肠草，舆人驰过如飞。似此之地，安得不成瘴也？断肠草之叶为火把花，干为酒吊藤，根名断肠草，滇人无大小，裙袖中咸赍些须以备不测之用，其俗之轻生如此。
采矿事惟滇为善。滇中矿硐，自国初开采至今以代赋税之缺，未尝辍也。滇中凡土皆生矿苗。其未成硐者，细民自挖掘之，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无禁。其成硐者，某处出矿苗，其硐头领之，陈之官而准焉，则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择某日入采，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及硐已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每日义夫若干人入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硐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一聚为硐头自得之，一聚为义夫平分之。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硐口列炉若干具，炉户则每炉输五六金于官以给而领煅之。商贾则古者、屠者、渔者、采者，任其环居矿外，不知矿之可盗，不知硐之当防，亦不知何者名为矿徒。是他省之矿，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滇中之矿，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也。采矿若此，以补民间无名之需、荒政之备，未尝不善。
金沙江源吐蕃，过丽江、北胜、武定、乌撒、东川入马瑚江，出三峡，滇池水过安宁入武定合之。云南旧有议开此江以通舟楫，使滇货出川以下楚、吴者。余初喜闻其议，会黄直指复斋锐意开之，已遣人入闽取舟工柁师而黄卒。余同年郭少参朝石欲必终其事，余多方侦之，绘为图，乃知此江下武定境皆巨石塞江，奔流飞驶，石大者纵横数丈，小者丈余，间有平流可施舟楫处，仅一二里绝流横渡者也。若顺流而下，两岸皆削壁，水若悬注，巨礁岩承其下，自非六丁神将安能凿此？过万人嵌，深潭百丈，杉板所陷，舟无不碎溺者。又皆夷人所居，旁无村落，即使江可开，舟亦难泊，适为夷人劫盗之资也。天下有谭之若美而实不然者，类如此。滇有两金沙江，东江出东海，即此；西江下缅甸，过八百媳妇入南海。东江狭而险，西江平而阔，隔岸视牛马如羊，然皆源自吐蕃，中隔澜沧与怒江二江，地尚千里，而当时条陈开江有作一江论者，谓恐通缅人。最可笑。
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然为土人之累亦非鲜也。余谳囚阅一牍，甲老而流落，乙同乡壮年，怜而收之，与同行贾，甲喜得所。一日，乙侦土人丙富，欲赚之，与甲以杂货入其家，妇女争售之，乙故争端，与丙竞相推殴，归则致甲死而送其家，吓以二百金则焚之以灭迹，不则讼之官。土人性畏官，倾家得百五十金遗之，是夜报将焚矣，一亲知稍慧，为击鼓而讼之，得大辟，视其籍，抚人也。及侦之，其事同、其骗同、其籍贯同，但发与未发、结与未结、或无幸而死、或幸而脱，亡虑数十家。盖客人讼土人如百足虫，不胜不休。故借贷求息者，常子大于母，不则亦本息等，无锱铢敢逋也。独余官澜沧两年，稔知其弊，于抚州客状，一词不理。
省会吉壤莫过于五云山下。当黔国封赏时，圣祖命以自择城中善地造府第，画图进呈。黔国乃择此地，拓架大厦数层，比进呈，圣祖览图，以朱笔横作一画于其层院中，云前面作云南布政司。以故黔国宅至今无大门，惟作曲街，开东向出，其图至今藏于沐氏。
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惟大理得之。大理，点苍山西峙，高千丈，抱百二十里如弛弓，危岫入云，段氏表以为中岳。山有一十九峰，峰峰积雪，至五月不消，而山麓茶花与桃李烂熳而开。东汇洱河于山下，亦名叶榆，绝流千里，沿山麓而长，中有三岛、四洲、九曲之胜。春风挂帆，西视点苍如蓬莱、阆苑，雪与花争妍，山与水竞奇，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且点苍十九峰中，一峰一溪飞流下洱河。而河崖之上，山麓之下，一郡居民咸聚焉。四水入城中，十五水流村落，大理民无一垅半亩无过水者，古未荒旱，人不识桔槔。又四五月间，一亩之隔，即倏雨倏晴，雨以插禾，晴以刈麦，名甸溪晴雨。其入城者，人家门扃院落捍之即为塘，甃之即为井。谓之乐土，谁曰不然？余游行海内遍矣，惟醉心于是，欲作菟裘，弃人间而居之。乃世网所撄，思之令人气塞。
迤西土官惟丽江最黠，其地山川险阻，五谷不产，惟产金银。其金生于土，每雨过则令所在犁之，输之官，天然成粒，民间匿铢两者死，然千金之家亦有饿死者。郡在玉龙山下，去鹤庆止五十里而遥，然其通中国只一路，彼夷人自任往来，华人则叩关而不许入，一人入，即有一关吏随之，随则必拉以见其守，见则生死所不可知矣，故中国无人敢入者。且均一郡守职也，而永宁、蒙化等守咸君事之，元旦生辰，即地隔流府者不敢不走竭，其竭也，抹颡叩头，为其扶舆而入，命之冠带则冠带而拜跪，命之归则辞，不命咸不敢自言。其自尊不啻皇家，坐堂则乐作，而乐人与伺班官吏、隶卒咸跪而执役，不命之起，则终日不起，以为常。其父子不相见，见则茶酒咸先尝之，祖父以来皆十年，以外则相弑。而其毒药又甚恶，勘其事者，如大理、鹤庆二太守，咸毒杀之，鹤庆缙绅亦往往中其毒。鹤庆人亡论贵贱大小，咸丽江腹心，金多故也。余备兵澜沧，正渠助千金饷于朝廷，欲请敕加大参衔，奏下部行，院道相视，莫敢发，余乃备笔驳罢之。遂毁敕书。后陪巡鹤庆，最为戒心，乃得生还。幸也，他如沅江、庆南亦不逞，然无甚于丽江者。
丁苴、白改盗山箐在临安、南安、新化之间，乃百年逋寇，辛卯夏因缅报调兵，后缅退而兵无所用，吴中丞遂檄邓参戎子龙移师袭之。夷盗止长于弓弩，不知火器，邓击以大炮，声震山谷，盗骇谓后山崩，巢穴当毁，乃四散走，遂悉荡平之。人谓吴好用兵邀功，然此举良为得策。
永昌即金齿卫。金齿者，土夷漆其齿也。诸葛孔明征孟获破藤甲军，今其夷人漆藤缠身，尚有藤甲之遗。余闻之同年保山令杨君文举也。其初只南征一军处于此地，谓之诸葛遗民，今则生齿极繁。然其地乃天地穷尽处，而其人反红颜白皙，得山川清丽之气，而言语服食悉与陪京同。其匠作工巧，中土所无有，皆乐土地。自有缅莽之乱，调兵转饷，闾阎始惫。
琥珀、宝石旧出猛广井中，今宝井为缅所得，滇人采取为难，而入滇者必欲得之，大为永昌之累。余在滇中闻其前两直指皆取琥珀为茶盏，动辄数十，永民疲于应命，可恨也。
各盐井惟五井多盗。其盗最黠而横，其穴前临井、后倚深林大箐，巨阪遥岑，过此则为吐蕃之地，故缓之则劫人，急之则走番，追兵见箐不敢深入，最为害也。路内即箐贼，尝坐箐中射过客而颠越其货，又其射皆毒弩。技最精，夷贼习射者，于黑夜每三十步插香一枝，九十步插三香，黑地指火影射之，一矢而三香俱倒方为上技。余已约邓参戎子龙，欲从永昌捷径抄番人后袭之，以濒行，不果。
莽酋王南海去永昌尚万里，行阅两月，与东北走京师同。但半月而至金沙江，则缅与中国之界也。其初，莽瑞体者，亦缅甸六宣慰之一，世宗朝为猛广所杀『，只骑不留，乃求救于中朝，廷议不之许，其人遂发愤，孤身走洞吴，起兵，不数年遂尽有南海之地，埽平诸夷，复仇猛广，固亦蛮貊一英雄也。今莽应龙即其子尔。诸葛孔明南征至江头城，与今莽都海岸仅隔六日之程，若王靖远所到则与此尚远，为其地远，莽人亦不能深入，惟是岳凤句之，曾一至姚关，余则皆莽酋分布之。部曲近金沙江者，过江盗杀诸土寨而劫掠之耳，势不得不出兵应之。而滇中兵每出则于蛮哈，其地在蛮哈山下，江之北岸，最毒热多蝇，人右手以匕食，则左手乱挥蝇，稍缓，则随饭入喉中。即土人，遇热甚亦翦发藏入水避之。而缅之犯又每于夏热之时，内陆兵一万，至其地者常热死其半，故调一兵，得调者先与七八金安其家，谓之买金钱，盘费、刍菽不与焉。故调兵一千，其邑费银一万，而此土兵不甚谙于战陈，不调则流兵少，不足以当，数年间内陆民缘此以糜烂穷极，是调兵之难，一难也；永昌至蛮哈半月，省城左右至永昌又半月，山阪险峻，运米一石，费脚价八金，仅一兵三月粮耳，滇兵之调每以数万计，是转饷之难，二难也。坐是，蕃臬以至士民无不畏用兵，而大中丞与永兵备则云：“今日失一寨，十年后亦追谓某抚某道手失也，而兵不得不用，彼无职掌者可高议不用兵也。”如是，则亦不得而尽外之，但须以不用之心行不得已之事。盖永以外将帅偏裨，无不乐用兵以渔猎其间者，故缅至，每每作虚报。如辛卯夏，余闻缅二千人渡江，而参戎报二十万也。永以内总戎大将又喜，一出兵则渠随路削人，以张皇其事。是在大中丞主持之，弗为虚报所惑而遽调兵，以镇定行之，则内陆之福也。即今屯田三宣，饷得策矣，而兵之调，岁岁骚动，终非久长之画。以余之意，必起自金沙江，将三宣夷寨尽迁内陆，四方空千里不留一人，则彼既不得因粮于敌，若转饷而至，其受累与我同，缅夷盗劫之辈庶其阻江而止乎？大宁神京拥护，哈密屡世属夷，本朝业已弃之，无非权其利富之重轻，于云南万里外千里荒服之地，何有不然？滇人终无息肩之期矣。
缅人于壬辰岁以贡物入，余时在澜沧。犒之牙象一，母象一。番布古喇锦、金段诸布帛皆与中国异，一金瓯嵌碎宝极工。盖先是张宪使文耀遣黎邦桂入缅探事，黎说之而来。据邦桂对余云：“莽酋应龙在五层高楼上，柱皆金髹，呼邦桂与席地坐，谓渠未尝侵中国，乃其部下为盗也。渠亦是汉地，乃诸葛孔明所到，有碑立江头城。一金塔高数十丈，照耀天日，众酋所依归，其人只片布裹身，无上衣下裳。酋持斋念佛，不用兵，用时，例以大缅莽一击，声闻数十里，如中国之烽燧者，则千里外夷兵皆自裹粮而来，不若中国转饷之难也。缅莽者，即以为大铜鼓之号。”邦桂之言虽真伪不可知，然其物已千金之外，非虚也。当事者必驳之，谓邦桂私物，误矣。如此等事，使为之处置得宜，令其钤束部曲，受其封贡，西南可以遗数岁之安。既不能以大胆肩之，毕竟此物亦为之含糊泯灭，夷酋安得不忿然以逞，及其羽书一至，然后周章兵饷，徒疲内陆之民，是当事者之谋国不良而自取破败也。
广南守为侬智高之后，其地多毒善瘴，流官不敢入，亦不得入，其部下土民有幻术，能变猫狗毒骗人，往往爰书中见之，然止以小事惑人，若用之大敌偷营劫寨，未能也，有自变，亦有能变他人者。此幻术迤西夷方最多，李月山备兵于滇，亲见之，载在《丛谈》及某《篷窗日录》最长。撮附于左。
云南十四府、八军民府、五州，惟云南、临安、大理、鹤庆、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颇饶沃，余俱瘠壤警区。在大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蛮杂处，土酋割据，但黔、宁遗法，沐氏世守，比广西、贵州土官不同，差有定志。而西有澜沧卫，联属永安、丽江以控土番，南有金齿、腾冲以持诸甸，东有沅江、临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临乌蛮，各先得其所处。惟寻甸、武定防戍稍疏，木邦、孟密性习叵测，元江、景东土酋称桀，老挝、车里姻好，安南、阿迷、罗台瘴疠微梗，广南、富州界临右江。所当加意。
沅江、丽江、蒙化、景东等府，师宗、弥勒、新化、宝山、巨津、和曲、禄劝、兰顺等州，元谋等县，役无定纪，故科无定数。惟大理、太和十年一役，邓川、宾州、腾越、北胜、赵姚、浪穹、永平五年一役，云南县三年一役，余州县一年一役。
贸易用贝，俗谓贝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盖八十贝也。
全省四路。一自贵州乌撒卫入曲靖沾益州，为通衢。乌撒卫实居四川乌撒府之地。又一自贵州普安入曲靖。又一自广南府路出广西安隆、上林、泗城。今黔国禁不由。又一自武定路从金沙江出四川建昌卫。今亦莽塞。
六诏乃西南夷云南全省之地。夷语谓王为诏，其都在大理、丽江、蒙化三府及四川行都司建昌等卫，而居大理尤久。六诏俱姓蒙氏，凡名，嗣代各顶父名下一字。蒙舍韶在蒙化府，浪穹诏在浪穷县，邓赕诏在邓川府，施浪诏在浪渠县，麽些诏在丽江府，蒙隽诏在建昌卫。六诏惟蒙舍居南，蒙舍至皮罗阁始强盛，灭五诏，尽有其地，遂总名南诏，迁居太和城，子阁罗凤用段俭魏为相，获唐西泸令郑回而尊之，至其孙异牟寻创立法制，修议礼乐，设三公、九爽、三托诸府之官以分其任，回复劝寻归唐，是开南诏声名文物者，段、郑之力居多。蒙氏历年二百五十，而郑氏、赵氏、杨氏迭兴，皆不久，至石晋天福间段氏始立，元世祖得南诏降，段为总管，迄我朝尚为镇抚不绝。
诸省惟云南诸夷杂处之地，布列各府，其为中华人惟各卫所戍夫耳。百夷种曰僰人、爨人，各有二种，即黑罗罗、白罗罗。麽些、秃老、紫门、蒲人、和泥蛮、土獠、罗武、罗落、撒摩、都摩、察侬人、沙人、山后人、哀牢人、哦昌蛮、懈蛮、魁罗蛮、傅寻蛮、色目、河、寻丁蛮、栗｛此夕｝，大率所辖惟、罗二种为多。僰人与汉人杂居，充役公府。罗罗性疑，深居山寨，人得绐而害之。广南、顺宁诸府，俗好食虫，诸处好食土蜂。南徼缅甸、木邦、老挝、车里、八百、千崖、陇川、孟艮、孟定，俱女服外事。
云南风气与中国异，至其地者乃知其然。夏不甚暑，冬不甚寒，夏日不甚长，冬日不甚短，夜亦如之，此理殆不可晓。窃意其地去昆仑伊迩，地势极高，高则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极高故日出日没常受光先而入夜迟也。镇日皆西南风，由昆明至永昌地渐高，由通海至临安地渐下，由临安至五邦、宁远地益下，下故热。五邦以南，民咸翦发以避暑瘴。宁远旧属临安府，黎利叛，陷入安南，分为七州。林次崖谓钦州四洞原内属，不知宁远大于四洞多矣。地多海子，盖天造地设以润极高之地，亘古不淤不堙，犹人之首上脉络也。水多伏流，或落坎，辄数十百丈飞瀑，流沫数十里。
云南一省以六月二十四日为正火把节。云是日南诏诱杀五诏于松明楼，故以是日为节。或云孟获为武侯擒纵而归，是日至滇，因举火祓除。或又云是梁王擒杀段功之日，命其属举火以禳之也。二十后，各家俱燃巨燎于庭，人持一小炬，老幼皆然，互相焚燎为戏，烬须发不顾，贫富咸群饮于市，举火相扑达旦，遇水则持火跃之。黑盐井则合各村分为二队，火下斗武，多所杀伤，自普安以达于云南，一境皆然，至二十五乃止。
麓川俗，其下称宣慰曰昭，其官属则有昭孟、昭录、昭纲之类。乘则以象，虽贵为昭孟，领十余万人，赏罚任意，见宣慰莫敢仰视，问答则膝行，三步一拜，退亦如之，贱事贵、少事长皆然。小事则刻木为契，大事则书缅字为檄，无文案。男贵女贱，虽小民视其妻如奴仆，耕织、贸易、差徭之类皆系之，虽老非疾病不得少息，生子三日后，以子授其夫，耕织自若。男子皆髡首黥足。人死则饮酒作乐，歌舞达旦，谓之娱死。其小百夷、阿昌、蒲缥、哈喇诸风俗与百夷大同小异。（《月山》）
南甸宣抚司有妇人能化为异物，富室妇人则化牛马，贫者则化猫狗。至夜，伺夫熟睡，则以一短木置夫怀中，夫即觉仍与同寝，不觉，则妇随化去，摄人魂魄至死，食其尸肉。人死则群聚守之，至葬乃已，不尔，则为所食。邻郡民有经商或公事过其境者，晚不敢睡，群相警戒，或觉物至则群逐之，若得之，其夫家急以金往赎，若登时杀死，则不能化其本形。孟密所属有地羊，当官道往来之地，其人黄睛，黧面，状类鬼，翦旧铜器联络之，自膝缠至足面以为饰。有妖术，能易人心肝肾肠及手足而人不知，于牛马亦然，过者曲意接之，赏以针线果食之类，不则，离寨而死，剖腹皆木石。车里、老挝风俗大抵相同。过景东界，度险数日皆平地，贵贱皆楼居，其下则六畜，俗多妇人，下户三四妻，不妒忌，头目而上或百十人供作，夫死则谓之鬼妻，皆弃不娶，省城有至其地经商者赘之，谓之上楼，上楼则翦发不得归矣，其家亦痛哭为死别也。凡食牲，不杀，咒而死，然后烹。楚雄迤南□夷名真罗武，人死则裹以獐、鹿、犀、兕、虎、豹之皮，抬之深山弃之，久之随所裹之皮化为其兽而去。又蒲人、缥人、哈喇，其色俱正黑如墨，有被杀者，其骨亦黑，盖乌骨鸡类。
贵州古罗施鬼国。自蜀汉夷酋有火济者，从诸葛武侯征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历唐、宋皆不失爵土，洪武初，元宣慰使霭翠与其同知宋钦归附，高皇帝仍官之为贵州宣慰使司，隶四川，其思州宣慰使为田仁智，思南宣慰使为田茂安，暨镇远等府隶湖广，普安、镇宁等州隶云南。霭翠死，妻奢香代立，宋钦死，妻刘氏代立。刘氏多智术，时马烨以都督镇守其地，欲尽灭诸罗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挞奢香，欲激怒诸罗夷为兵端，诸夷果怒欲反，刘氏止之，为走京师，上令招奢香至，问曰：“汝诚若马都督，我为汝除之，何以报我？”奢香曰：“世戢罗夷不敢为乱。”上曰：“此汝常职，何云报也？”奢香曰：“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愿刊山通道，给驿使往来。”上许之，谓高后曰：“吾知马督无他肠，然何惜一人以安一方。”乃召马斩之，遣奢香归。诸夷大感，为除赤水、乌撒道，立龙场九驿达蜀。今安氏即霭翠后。
贵州设山上中高而外低如关索。乃贵镇山四水倾流，内无停蓄，北二水一出涪江、一出泸江，东一水出沅江，南二水一出左江、一出右江。有水源而无水口，故是行龙之地，非结作之场也。
贵州多洞壑，水皆穿山而过，则山之空洞可知。如清平十里云溪洞，水从平越会百里来，又从地道潜复流，云洞尽处，水声汤汤如溪流，洞右偏，土人又累石为堤，引支水出洞南，灌田甚广。新添毋珠洞，发卫六七里，陟降高崖即见流水入山椒穿洞过，出水处亦一洞，乃名毋珠，尝有樵者至洞中，数石子随一大石，似子逐母，夜有珠光，故名也。最奇者，普安碧云洞为一州之壑，州之水无涓滴不趋洞中者，乃洞底有地道，隔山而出，洞中有仙人田，高下可数十畦，石塍回曲界限，俨如人间，岂神仙所尝种玉禾者耶？其无水而旷如者，偏桥飞云洞。由月潭寺左拾级而登，仰视层岩如峰房燕窠，级穷，上小平台，石栏围绕，台后，岩嵌入绝，岩上如居人，重檐覆出，而石乳悬窦，怪诡万状，洞前立二石，突兀更奇。他如镇远凌圆洞、清平天然洞、安庄双明洞与平坝喜客泉、安庄白水，或道左而未过，或舆过之而未穷其胜，不能一一纪之。
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贵竹地；顾清浪、镇远、偏桥诸卫旧辖湖省，故犬牙制之。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晃州至平夷十八站，每站虽云五六十里，实百里而遥，士夫商旅纵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其站皆以军夫。辰州以西，轿无大小，官无贵贱，舆者皆以八人，其地步步行山中。又多蛇、雾、雨，十二时天地暗｛勿目｝，间三五日中一晴霁耳，然方晴倏雨，又不可期，故土人每出必披毡衫，背笠，手执竹枝，竹以驱蛇，笠以备雨也。谚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种，亦各异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行龙家，曰罗罗，曰打牙犵狫曰红犵狫，曰花犵狫曰东苗，曰西苗，曰紫姜苗，总之槃瓠子孙。椎髻短衣，不冠不履，刀耕火种，樵猎为生，杀斗为业。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而已矣。
本朝勾取军伍总属虚文，不问新旧，徒为民累。惟贵竹卫所之军与四川、云南皆役之为驿站舆夫，粮不虚糜而岁省驿传动以万计，反得其用。
夷人法严，遇为盗者，绷其手足于高桅之上，乱箭射而杀之。夷俗射极巧，未射其心膂不能顷刻死也，夷性不畏亟死，惟畏缓死，故不敢犯盗。贵州南路行，于绿林之辈防御最难，惟西路行者，奢香八驿，夫、马、厨、传皆其自备，巡逻干扌周皆其自辖，虽夜行不虑盗也。夷俗固亦有美处。
贵州土产则水银、辰砂、雄黄，人工所成，则缉皮为器，饰以丹朱，大者箱柜，小者筐匣，足令苏、杭却步。雄黄一颗重十余两者佩之宜男，土官中有为盘为屏以镇宅舍者。砂生有底如白玉，台名砂床，箭头为上，墙壁次之。虽曰辰砂，实生贵竹。
关索岭，贵州极高峻之山，上设重关，挂索以引行人，故名关索，俗人讹以为神名，祀之。旁有查城驿，名顶站，深山邃箐，盗贼之辈实繁有徒，缙绅商贾过者往往于此失事，而以一卫尉统逻卒获之。
安宣慰，唐时人家，渠谓：“历代以来皆止羁縻，即拒命，难以中国臣子叛逆共论。”故时作不靖，弗安礼法。其先宣慰不逞，阳明居龙场时向贻书责之。其彼安国亨格诏旨，朝廷遣使就讯之，令其囚服对簿，赦弗征，而国亨后亦竟桀骜如故，院司弗能堪。今安疆臣袭，又复悖戾，不遵朝廷三尺，如贵竹长官司改县已多年，而疆臣犹欲取回为土司，天下岂有复改流为土者？故江长信疏欲剿之，未知廷议究竟何似。
养龙坑长官司有坑在两山之间，停蓄渊深，似有蛟龙在其下，当春时，腾驹游牝，夷人插柳于坑畔，取牝马系之，已而云雾晦暝，类有物蜿蜒与马接者，其生必龙驹。
镇远，滇货所出，水陆之会。滇产如铜、锡，斤止值钱三十文，外省乃二三倍其值者。由滇云至镇远共二十余站，皆肩挑与马骡之负也。镇远则从舟下沅江，其至武陵又二十站，中间沅州以上、辰州以下与陆路相出入，惟自沅至辰陆止二站，水乃经□盈口、竹站、黔阳、洪江、安江、同湾、江口共七站。故士大夫舟行者，多自辰溪起，若商贾货重，又不能舍舟，而溪滩乱石险阻，常畏触坏。起镇远至武陵，下水半月，上水非一月不至。
思、石之间，水则乌江，发源播之南境，下合涪江，陆与水相出入，此川、贵商贾贸易之咽喉也，即古夜郎地。思南府西有古牂柯郡城，汉末所筑者。古牂柯郡领扶欢、夜郎等县，或云夜郎在珍州，珍属播，与今思明接界。
播州东通思南，西接泸，北走綦江，南距贵州，万山一水，抱绕萦回，天生巢穴，七日而达内陆。然其地坐贵竹而官系川中，故杨酋应龙伺川中上司则恭，见贵竹则倨，川议赏，贵议剿，非一日矣。及王中丞继光仓卒举事，挫辱官兵，于是天讨难留，而又加以七姓五司素被伤残，赴阙请剿，然后酋畏惧天兵之至，情愿囚首抹腰听剿处分。盖彼酋因子死巴狱而又防七姓之侵陵，故死不敢入重庆而不惮囚服了事者，其情也，又何敢辄萌□变，而此中又曾拒王师，故心疑之而不敢前。余弟圭叔守重庆，觇知颠末，单车入往谕之，彼遂出松坎来迎。松坎者，此入三日而彼出五日程也。其后，乃于安稳搭盖衙门，听司道□台入而□□而罢。是行也，实贤于数万师矣。
卷六·四夷辑(缺)
(《广志绎》，王士性著，周振鹤点校，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06年7月1日)
【附录一】
王士性《广志绎》一书中对我国古代山川形胜、险要缓急与明都燕地的军事形势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他对我国北方边防与沿海御倭也提出了新的见解；书中还对我国南北各地尚武风气的异同和原因详加评述。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而且在军事地理思想方面也颇多建树。
王士性，浙江临海人，万历五年进士，是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在许多地方作过官，平生好游，足迹几遍于全国。所著《广志绎》一书，虽说是笔记体裁，但地理资料十分丰富，其中有许多论述明代山川名胜，关塞险要的内容，不仅为我们了解明代军事地理的情况提供了许多原始资料，也为我们研究王士性的军事地理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一、王士性论我国山川形胜与明都燕地
山川形胜历来为舆地学者所重视，王士性生当明之乱世，十分留意我国山川形势的研究，在《广志绎》一书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山川形胜的险要缓急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它常因政治环境和军事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更易。就以疆域方面而论，明朝与汉、唐时期已不能相提并论。自“宋北失燕、云、山前、山后十城于辽；西北失银、夏、灵、盐四城，甘、凉、鄯、廓七城于元昊；西失松、叠十一城于羌；西南失滇云全省于段氏”，（卷1《方舆崖略》）疆土就比汉、唐大大缩小。明虽收复了许多宋朝失去的土地，但仍然“北弃千里之东胜，南弃二千里之交趾，东北弃五百里之朵颜三卫，西北弃嘉峪以西二千里之哈密”，（卷1《方舆崖略》）因此各地山川形势的险要所在也与汉、唐有所不同，战略防守的重点也应有所变化。王士性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关中业已失去了建都的条件，而明朝立都燕京才是正确的选择。关中自古号四塞之国，“盖东有函关，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而长安居其中，其他如大震关之在陇右，瓦亭关之在固原，骆谷关之在周至，子午关之在南山，蒲津关之在同州，豹头关之在汉中，设险守固，皆在名义之内。”（卷3江北四省·陕西）明初建都南京，由于偏于东南，不便控制全国，朱元璋就曾想迁都西安，（卷115《兴宗孝康皇帝传》）但未克实现。朱元璋欲迁都不选择燕京而选择西安，主要是想避开蒙古人的“王气”。但核实而论，自唐中后期以来，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斗争重点已从西北转移到东北，选择燕京比西安更占有军事形胜。另一个原因，正如王士性所分析的，由于明朝疆域的缩小，关中的四塞形势已有所减弱，“关中三面居险，以东临六国诸侯言耳，非今之所称备边也。雍州山原皆从西北来，西北最高，羌虏据之，故关中视中原其势俯，视羌虏其势仰，甘、凉一路，云‘断匈奴右臂’，盖不得已而以人为险守也。近日虏据之，番常夺路横截而过，时或住牧其中，则西北之险，我已与虏共之矣。”（卷3江北四省·陕西）洛阳形势古也称险要，但范围狭窄，且“大抵入秦之道皆仰行”，（卷3《江北四省·河南》）其形势自又在关中之下。燕京则不然，在明代，其形势比关中更优。
王士性论道：“燕有兴王之理，邵子明以堪舆言也，但不尽吐露耳。燕地，太行峙西北，大海聚东南，气势大于晋中、晋左、山右。河倚空向实，而燕坐实朝虚，黄花。古北诸关隘，峻险相连，庞原百里。晋已发唐、虞、夏矣，已家安得不之燕也？旧燕在蓟。今京师，乃石晋所赐辽人建为南都者，金、元因之，在今城西南。今京师正在唐渔阳、上谷之阳，犹上谷辖，比蓟规模更博大。天寿山自西山东折而来，龙翔凤舞，长陵一脉，真万年宝藏之地也，包络皤亘，倍蓰钟山。”（卷2《两都·北都》）燕京的形胜，主要是依托于太行山脉，“太行，首始河南，尾绕山海，而出数千里。其至京师则名西山，旧称第八陉。在燕原数十百里，势则连山巨阪，地轴天关，胜则春花夏果，秋云冬雪，良伟观也。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咸隶太行。大水如桑干、清浊漳，咸穿太行东出。”这样有利防守的天然形势，明朝的皇帝犹嫌不足。又以人为的力量，修建长城（即所谓“边墙”），东起鸭绿江畔，西迄祁连山麓，总长12700余里，分设九个边镇，驻兵防守，其中居庸关一带的城墙竟有三重之多（卷3《蓟州城》）正是在天然形势与人为的努力下，明朝自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以在燕地立都224年。
二、王士性论北方边防与沿海御倭
朱元璋虽然将元人的势力逐出了中原内陆，但漠北蒙古部落仍然相当强盛，不时牧马而南，侵凌中国。明廷亦因秦汉旧制，在北边修筑长城（“边墙”），分设九个边镇，驻兵防守。“边墙”是明朝在北方的主要防御设施，王士性关心北方边防，对九边的防御作用十分重视，在其《广志绎》一书中，不惟备载九边的走向、沿途驿站、各镇名称、营寨塞堡的数目，对各边镇的防御重点也有评述。明之“边墙”东起鸭绿江畔，西迄祁连山麓，其中山海关以东的部分工程简陋，历时既久，遗迹很少，山海关以西部分则“边墙”多有遗存。山海关以东属辽阳边路，辽阳地区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山海关的防守，因而关系利害。王士性指出，“开原至辽阳四百五十里，城固无忧，辽阳至山海，常有零虏，然山海至开原皆平野无山”无险可峙，自需派重兵防守。蓟州大边，内外四重（其中内边三重，外边一重），“其关口营寨，皆倚山补筑”。防守坚固，自可无虞。宣、大二边，在二重边墙之内，但其雁门、宁武、偏头这外三关，“脉自雁门，乱山横，为北京、山西之界，亦倚山凑筑，大道为关，小道为口，有人马并通者，有止通人者，缓急险要不同”，应区别对待。延绥大边，“成化间修筑榆林等城，二十余堡，俱在二边之外，盖重边设险以守内陆也”，也称得上防守坚固；固原大边有旧边、新边之分，“今新边近广武，包梁家泉诸水，士坚易守，直抵河岸，俱可耕种，止河冻乃守旧边。宁夏路在边墙东北之外，路外又有花马池，墙隔套虏”，可见也是牢固的。甘肃在凉大边七百里之外唐阳关，“左番右达，汉所称断匈奴右臂者是也，止线路通中国尔。平羌将军镇之。”（卷1《方舆崖略》）西宁边，起庄浪，西抵番南至积石，也是可以凭以防守的。
王士性分析北边的防守还具有动态的观念，他认为“前代都关中，则边备在萧关、玉门急，而渔阳、辽左为缓。本朝都燕，则边备在蓟门、宣府急，而甘、固、庄、凉为缓。本朝土木后，乜先驻牧，吉囊、俺答驻牧，皆在松、庆、丰胜左右，则宣、大急。今互市定，则宣、大为缓。边备无定，第在随时为张驰，视虏为盛衰。”（卷1《方舆崖略》）这尤能体现其军事地理思想。
自明初以来，日本逐渐强盛，不时骚扰我国东南沿海，故如何防御倭寇，也是王士性所十分关注的。王士性认为，防倭不仅是为了保证东南沿海的安全，对于京师来说也同等重要。他指出，“惟山东腹内向称安静之地，近乃有朝鲜之变，若倭得志朝鲜，则国家又于登、莱增一大边也。谭东事者，止言辽阳剥肤，无一语及登、莱，不知辽阳虽逼，然旧边地，辽宿重兵，一时不能得志，且陆行千里，寇至声息时日得闻，更有山海关之限；登、莱与朝鲜止隔二百里之水，风帆倏忽，烽燧四时，非秋防，非春泛，其难守比诸边为甚。”（卷1《方舆崖路》）应该说，王士性的这一看法，还是颇有先见之明的。明清都于北京，北边防守虽固，但因我国自来不谙海战，京师东南面的防守就显得比较单薄。明虽未亡于倭，但清廷却饱尝了西洋诸列强船坚设防登、莱固然有利于京师的拱卫，但山东沿海本身如何防守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指出：“山东备倭府立于登州。癸巳、甲午间，倭方得志朝鲜，东人设备往往于是。
余谓客曰：‘此非山东之所谓备倭也。’曰：‘祖宗不建府于登乎？’曰：‘登州备倭之设，祖宗盖为京师，非为山东也。
海上艨艟大舰乘风而来，仅可抵登郡东面而止，过此而入则海套之元，大舰无顺风直达，欲泊而待风，则岸浅多礁石，难系缆。故论京师，则登州乃大门两天津二门也，安得不于登备之。”至于山东本身如何防倭，王士性则有另一套设想，他分析道：“以山东筹之，则登乃山东东北一隅，犹人家之有后水门也，尚有前堂在，倭从釜山、对马岛乘东风而来，正对淮口，然淮有督储部府，尚宿重兵，在倭不遽登岸也，其登必从安东、日照，此数百里天兵。然中国之殷瘠夷险，倭必有乡导预知之，而泰山香税，外国所艳闻也，则必驰泰安州。既则济宁商店咸在城外，倭必凯之而走济宁。又进则临清大贾所必觊也，而驰临清。掠劫既饱，然后入省城，此山东大厅堂而倭所必由之道也，不备前门而备后门乎？”“总府立登州既祖法不可改，当从倭汛议，以关中防秋例处之。登州至安东惟胶州为中，南北救援咸相去五六百里，今遇汛时，当调登州总戎驻胶州，以南援安东、日照、安邱、诸城一带，而北仍不失救援，随遉随发，而调临清参戎于登州镇之，加总督出花马池、巡抚出固原例，汛毕，仍归本镇，是于备京师、山东经权两不失也。”（卷2《江北四省·山东》）后来明廷采纳了王士性的主张，设防安东，可见王氏确实是谙于军事地理的。
王士性认为，防御倭寇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一样，设防的重点应随敌情的变化而变化，不应一成不变。例如在登州是否设防这一问题上，王士性认为，为山东计议，当时防御的重点不在登州而在安东等地，但如日本侵占了朝鲜则登州又变成防御的重点，这是因为“登海浅，水行二十里皆淖途，前所云多礁，船不得泊即起岸，而登州地旷人稀，鲜富室，若清野待之，一望萧索，四五日必回舟，而大舟必漂去，又无渔船、客船可拏用之，故倭不走登州也。”但如果日本得朝鲜，“则登与旅顺口相对一岸，不用乘风，不须巨舰，只（舟冓）（舟鹿）舴艋一夜而渡抵岸，方知此时难防又特甚焉，则非公日之比。故备寇者须知我险，须知彼情，难刻舟以求剑也。”
三、王士性论各地尚武风气的异同
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的不同，人民或崇文墨，或尚武力，情况颇有不同。自古盛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班因在分析“关西出将”的缘由时就说过，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村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卷28下《地理志》）可见尚武风气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军事人才的成长。
王士性《广志绎》一书对于各地风俗的采集十分注重，文、武风气的差异自属其间的重要内容。透过对《广志绎》中各地尚武风气异同的分析，便可以为了解明时军事人才地理的情况提供条件。
明都于燕地，不惟在军事形脸上占了便利，而燕、赵助。“燕赵古称多悲歌慷慨之士。即如太子丹一事，何一时侠烈者之多也！千古侠骨如荆轲，不惜已头为然诺如樊于期，以死明不言加田光先生，荆卿所待舆俱如狗屠，臛目而筑扑秦王的高渐离，报仇而护穷交如燕丹。当时圣泽未远，皆一行偏才，以末世视之，种种亦何可及”。（卷2《两都·北都》）南京地区所属江北诸府州，自古以来尚武风气也十分浓厚，“淮阳年少，武健鸷愎，椎埋作奸，往往有厄人胯下之风。凤、颍习武好乱，意气逼人，雄心易逞。”
这里虽然是叙述古时风气，但王士性认为“大抵古今风俗不甚相远”。（卷2《两都·南京》）可见明代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朱元璋起兵淮上，明初功臣名将即多出于淮阳、凤、俓诸地。明代上述诸府州直隶南京（卷40《地理志》）就显出了其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王士性在记叙各地尚武风气的时候，常能注意到其表现形式的差异。如“中州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卷3《江北四省·河南》）山东地区亦有古遣风，尚武风气与河南略同，“青州人易习乱，御倭长枪手皆出其地。盖是太公尊贤尚功，恒公、管仲首霸之地。其走狗斗鸡，踘蹴六博之俗犹有存者”（卷3《江北四省·山东》），如河南地广，诸郡尚武风气之强弱与表现方式又有不同，“八郡惟睢、陈难治，以多盗故。光、罗山难治，以健讼故。卢氏、南召难治，以好逋故。洛中难治，以豪举故。
荥阳、荥泽难治，以冲疲故。”（卷3《江北四省·河南》）尚武风气的强弱不惟与古风有关，更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王士性认为，关陇地区民风尚武，除了《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这一原因外，还与高上高原地区土厚水深的地理条件有关，“关中多高原横亘，大者跨数邑，小者亦数十里，是亦东南冈阜之类。但冈阜有起伏而原无起伏，惟是自高而下，牵连而来，倾跌而去，建瓴而落，拾级而登。
葬以四五丈不及黄泉，并以数十丈方得水脉，故其人禀者博大劲直而无委曲之态。盖关中土厚水深，川中则土厚而水不深，乃水出高原之义。人性之禀多与水推移也。”（卷3《江北四省·陕西》）王士性在分析两浙地区文武风气的异同时也持与此相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浙西、浙东民气迥乎不同，“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
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浙东地区总体而言比浙西地区尚武，但各州郡民风仍有不同，可划为三大风俗区，“宁、绍盛科名逢掖，其威于外；金衢行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村宫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王士性又根据自然环境和风气差异，将两浙的居民划分为泽民、山谷、海滨三类，“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赍，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羽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卷4《江南诸省·浙江》）
从这些论述可知，在王士性看来，山谷之民尚武风气最浓，泽国之民尚武风气最弱，而海滨之民则居其间。
王士性不只重视中原内陆的尚武风气，对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也很留意，如其在《广志绎》一书中就详细地记载了广西瑶僮地区的民风，“祖宗有仇，子孙至九世犹兴杀伐，但以强弱为起灭，谓之打冤。欲怒甲而不正害甲也，乃移祸于乙，而令乙来害甲，渭之著事。白昼掠人于道，执而囚之，必索重赂而赎乃归，谓之堕禁。两村相杀，命毙不偿，毙者以头计，每头赔百两或几十两，以积数之多寡为贵，实无两也，而以件代之，如豕一为一两，而一鸡一布亦为一两也。抚安僮老为其租毕，则截刀为誓，始不报冤，谓之赔头。谚云：‘瑶杀瑶，不动朝；僮杀僮，不告状。”（卷5《西南诸省·广西》）王士性不惜笔墨的这些记叙，虽然说是为统治者，但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当地的风俗地理和军事地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实际上，瑶僮等少数民族强悍不驯，正说明他们在军事上也有一定的能力。
以上从王士性对于我国的川形胜与明都燕京、北方边防与治海御倭、各地尚武风气的异同这三个方面的论述，分析了王士性的军事地理思想。当然王士性在《广志绎》对有些地理问题的论述并非全面，甚或有错误之处。如其在论述明代政区犬牙相错的划分方式在军事上的意义时，就一味地认为是“祖宗建立，自有深意”，（卷1《方舆崖略》）其实是很不全面的。犬牙相制的政区划分方法，固然有利于明廷的从中控制，但也给各省的行政管理带来不便，即在军事统治方面也有不甚理想的方面，清人魏源在其所著《圣武记》一书中就剖论过明清省制的种种弊端。当然，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从《广志绎》中所体现的王士性的军事地理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广志绎》还是王士性本人，在地理学史上都有占有一定的地位。
【附录二】
王士性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生；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卒。地理学。
王士性是王宗沐的从子，小时候家境贫穷，但他好学上进，王宗沐爱他像亲生儿子。万历五年（1577）王士性考中进士，即派他任朗陵（今河南确山）令，有政绩。不久考选礼科给事中，首陈天下大计，因此出了名。万历十三年（1585）母亲去世，回家守丧三年，不能做官。万历十六年（1588）复官，迁吏科给事中，不久因触犯皇帝忌讳，被派往外地做官。先后任四川参议、广西参议、云南副宪、山东参议等。后又历太仆少卿，官终鸿胪卿。任官地区有北京、南京、河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山东等地。著有《五岳游草》12卷，《广游记》2卷，《广志绎》6卷。他在地理学上的成就主要有4项。
1．卓越的自然区划
王士性在《五岳游草》卷十一中，把当时中国东南部划分为14个自然区，并概述每个自然区的基本特点。这14个自然区是：晋中、关中、蜀中、楚、江右、两广、闽、滇、贵竹（今贵州）、中原、山东、两浙、南都（今南京）、北都（今北京）。王士性的这个自然区划跟《山海经》的“五方”和《禹贡》的“九洲”类似，都是以自然山川地形或风俗习惯为依据来划分自然区。但王士性的区划划分得更详细，更合理，范围也更广。比如，《禹贡》不涉及两广、闽、滇、贵州和两浙，地域不及王士性区划广；王氏区划则将《禹贡》的兖、豫、徐三州合并为中原，而把冀州分为北京与晋中，荆州分为楚、江右，这样处理，从地形上看更合理。这说明，王士性的自然区划比《山海经》、《禹贡》有明显的进步，是我国古代一个卓越的自然区划。
2．山脉分布系列的完整化和系统化
山脉分布系列的概念在我国出现很早，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和《山海经》，都有山脉分布系列概念。《禹贡》有四列山脉说；《山海经》有五大山系说；唐代僧一行提出山河两戒说，即两大山系说；唐末五代杨益又提出四派说；宋代朱熹有三大龙说，即三支山系说。最后，明朝万历十九年（1591）王士性在上述山系学说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详细的三大龙说（具体内容见表1）。它发展了中国的山系学说，并使之完整化。
应该指出，王士性讲的山脉分布系列，跟现代地理学讲的山脉系列概念不完全相同。王士性划分山系的根据是“以水为断”，“惟问水则知山”。而现代地理学则是以地质构造、地质时代来划分山系，必须是同构造、同时代的才能说是同一山系。不过，古代的山系学说仍有它的积极作用和价值，它把复杂的山脉分布条理化，规律化，便于人们掌握。有些山系跟现在划分的山系几乎一致，更是难能可贵。
3．对区域地理学的贡献
王士性的区域地理观念很强，善于抓住各地的地理特点和区域差异。这方面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晚年写的地理笔记《广志绎》中。全书名为6卷，实际上只有5卷，因为第6卷“四夷辑”有目无书。第1卷“方舆崖略”论述全国的地理情况，如历代疆域沿革，各地赋税差别，物产差异，国家储备的地区差异，人材的地区差异，江、河水量差异及其原因，边关分布及边备等。其中不少论述非常精彩。第2至第5卷分论各地区的地理，仍然突出各地的地区差异。王士性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成就，胜过徐霞客。
4．旅行考察的成就
王士性特别喜欢旅游，“少怀向子平之志，足迹欲遍五岳”。长大成人后，利用到各地做官的机会，顺道旅游，只有少数是专程旅游。游过的地方有浙江、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北京、山东、陕西、四川、广西、广东、云南、山西、河北、贵州等17个省、市、自治区。足迹不仅遍五岳，而且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游踪之广，与徐霞客不相上下。主要的旅游活动是在万历五年（1577）他中进士以后，尤其是万历九年（1581）至万历十九年（1591），这10年是他旅游的高峰时期。他把旅游各地的见闻，写成《五岳游草》、《广游记》和《广志绎》。他的游记虽然没有徐霞客的多，但文笔很好。潘耒称赞他是“下笔言语妙天下。……盖天下之宦而能游，游而能载之文笔如先生者，古今亦无几人”。王士性的游记多历史典故，地理内容不如《徐霞客游记》那么突出和丰富。但有些地理描述和论述也相当精彩。如四川盐井、油井和峨眉山佛光的描述，关于自然区划和山脉系列的论述，都是作者亲自考察的成果，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他晚年写的地理笔记《广志绎》，更是他通过旅游考察而获得的地理知识成果。他是明朝很有成就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
【附录三】王士性与《广志绎》
王士性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对于他的身份定位，向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差异较大。当时的文坛一般比较看重他的文学，把他看成是一位文学家。世俗则比较看重他的政绩，把他作为一位政治家。诸如《台州府志》、《临海县志》都把他列入《名臣传》。由于士性好游，他游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有不少人将其看作是旅行家或旅游家。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也就是最新的说法，称王士性为人文地理学家，当然，还不是一般的人文地理学家，而是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
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临海人。士性自幼贫而好学，“读书过目成诵，性磊落不群”，中万历五年(1577)进士，初授确山知县，历礼科给事中、广西参议、云南澜沧兵备副使、河南提学、山东参政、太仆少卿、南鸿胪寺卿等职。
明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坛，文风颓唐，把持文坛的前、后“七子”，一味主张模古拟古，没有自己的内容，没有自己的性灵。在这样的形势下，王士性的诗文撷取前代之菁华，吸纳日月山川之灵气，融会贯通，独成高致，有如鹤立鸡群，大为知者所称道。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续稿》中称：“恒叔于诗，无所不精丽，而歌行古风，尤自出人意表”，“文尤能近西京，出入《史》、《左》，叙事委致，而以险绝为功。”清初的潘耒评述最为全面，说他“夙植灵根，下笔言语妙天下，兴寄高远，超然埃壒以外，生长临海，台、荡、括苍，自其家山，从给谏出参粤藩，副滇泉，典试巴蜀、视学两河，诸岳镇而外，如峨嵋、太和、白岳、点苍、鸡足诸名山，无不穷探极讨，一一著为图记，发为诗歌，刻画意象，能使万里如在目前，盖天下之宦而能游，游而能载之文笔如先生者，古今亦无几人。”
在仕途上，王士性的职位不算太高，但在政治上，士性的确还是颇多作为。在确山知县任上，他“按奸豪夙盗，悉置诸法。议四礼以易鄙俗。”及任礼科给事中，士性更是“首陈天下大计，言朝廷要务二：曰亲奏章，节财用；官司要务三：曰有司文网，督学科条，王官考核；兵戎要务四：曰中州武备，晋地要害，北寇机宜，辽左战功。疏凡数千言，深切时弊，多议行。”万历十二年(1584)正月，明神宗诏为慈圣太后制鳌山灯，适逢慈宁宫火，士性借题发挥，奏言：“近荆襄洪水，关陇地震，两浙岁侵，而火灾又告，正上下修省之时。况此宫慈圣太后所居，而太后又新有武清之丧，苟张灯为乐，必伤圣心，请停前诏。”使万历打消了这一念头。又尚书杨魏阿从首辅申时行，专事邪媚，而申时行又是王士性的座主，士性仍上疏弹劾，一出于公心。另外，还疏言“朝廷用人不宜专取容身缄默”，应以刚正立身。由此而言，方志把王士性列传“名臣”，亦不为过。
好游，这是王士性生平的最大特色。王士性自己就说过，他“少怀向子平之志，足迹欲遍五岳。”康熙《临海县志·王士性传》称其一生“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他的游踪约略计之，有浙江的天台、金华、缙云、杭州、天目、太湖、雁宕、四明、会稽、普陀等地，河南的确山、登封、嵩山、开封、南阳、昆阳、汝州、许昌、郾城等地，江苏的南京、苏州、阳羡诸地，安徽的休宁、白岳、九华等地，江西的庐山，湖北的武当、秭归、夷陵，湖南的衡山，山东的泰山、曲阜、阙里，陕西的宝鸡、华山，四川的成都、广元、仁寿、富顺、嘉定、峨眉、健为、叙州、泸州、江津、长寿、涪州、忠州、虁州，广西的桂林，广东的潮州、七星，云南的太华、九鼎、大理、点苍、鸡足，山西的恒山，河北的保定以及京华、甘肃、贵州所辖诸地等等。当时的两京十三省足迹未及者唯闽之一地。故而，又有人把他称之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旅游家”。
其实，王士性的最大建树的确是在人文地理方面。遗憾的是，他在人文地理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几乎被世间忽视了近四百年。直到1985年12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徐霞客学术讨论会”上，当代研究历史地理学的权威谭其骧先生提出，要建立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就必须重视和研究王士性的著作，并把王士性与徐霞客相提并论，指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这两颗双子星座，一颗被遮蔽了三百多年，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破云而出；一颗被掩盖了近四百年，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再露端倪。
从此，研究王士性的学者开始多了起来，他的著作重新被出版，王士性也逐渐恢复了他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应有地位──这一学科的开山者。
《五岳游草》十卷，本图所见为清临海洪蒙煊安雅堂刻本。今所示之《广志绎》为清临海宋世荦刻本。
王士性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大略有《掖垣稿》、《朗陵稿》、《入蜀稿》、《燕市稿》、《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其中《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三种均属有关地理方面的著作。《五岳游草》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以前，是王士性宦游天下的原始素材，文体上还带有明显的游记性质。《广游志》的篇幅很少，大体上有点像小结。当然，这不是对自己游历的小结，而是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进行多方位的审视，在地脉、形胜、风土等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对民族、宗教、语言、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加以考察后的小结。晚年息游以后，他以更深刻的理念，更科学的方法，更多边的思维，全心身地投入了《广志绎》的撰写工作。
这一部著述的最终脱稿是在王士性人生终结的前一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于这一年的中秋节完成了全书的最后写作，同时写下了自序：“书成，自为叙曰：夫六合无涯，万期何息？作者以泽，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殊。故谈玄虚者，以三车九转，而六艺之用衰；综名实者，尚衡石，铸刑书，而结绳之则远；揽风雅者，多花间草堂，而道德之旨溺；传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菽之轨殊。”又说：“余志否否，足版所到，奚囊所余，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宬国策、里语方言之赜，意得则书，懒则止，榻前杖底，每每追维故实，索笔而随之。非无类，非无非类；无深言，无非深言。”这是此书的大旨，“无深言，无非深言”，显然道出了王士性对《广志绎》的成书还是很自负的。他把这一部书一共分为六卷，一方舆崖略，二两都，三江北诸省，四江南，五西南，六四夷辑。在序言的末尾，他还特别表明，“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缺焉”。如果我们用心细细的去研读，就会发现，这的确是一部非常杰出的人文地理学专著，不但在华夏至今还没有与之伦比的同类专著，即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领先的水平。书中精辟的论述太多了，这里不妨稍稍录示一些，算是“奇文共赏”吧。
他对货物的聚散是这样记述的：“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集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古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论文化地理的差异如：“江北山川彝旷，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故所在风俗之差异尤大，不要说省与省之间有别，即一郡一邑亦多不同，王士性对此述之甚详。如谓浙江一省：“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般帨，多巨室大豪；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慨，鲜富商大贾。”而浙东又可分为三大区系：“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又述饮食之习不同如：“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士性以其敏锐的眼光，在十六世纪就已萌发了旅游的“产业”意识，他在《广志绎》卷四提出：“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出发点虽然朴素，但其意识价值已属无量。杨体元说得好，此书“志险易要害，漕河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燥湿，高卑远近，各因时地异宜，悉如指掌。使经纶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见诸石画，可以佐太平。”人地关系──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一种关系，把这两者的关系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无疑以王士性为第一人。其中最值得我们回味的论点就是：“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好于有为。”如果人们都能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自然环境就不会恶劣到如今的地步，我国的水土流失更不会严重到现在的样子！在西方，所谓人地关系中的适应论与生态论的提出要迟到1930年，即黑格尔所提出的相似观点也要比王士性迟二百多年。
《广志绎》成书后，未及付梓，王士性就离开了人世。它的初刻，已迟至清康熙十五年(1676)。这时士性辞世已近八十年时间了。为之刊刻的是一位叫杨体元的学者，他本来在顺治元年(1644)就想刻这本书，但因当时明清交替，战火相续，他只能“窜徙草间”，颠沛流离，以致“录本失去”,这一工作就搁了下来。到顺治十一年(1654),他在四明同学家中见到此书，意外之遇，使其“辄喜过望，如见故人，……若与恒叔先生同时商榷焉。”于是他连忙再次将其抄录下来，反复校阅。欣喜之余，他还捧着这部书“遍质之博雅君子，如曹秋岳夫子、沈大匡先生、沈次柔、顾宁人、项东升诸同学，咸谓是书该而核，简而畅，奇而有本，逸而不诬。”顾宁人(炎武)、曹秋岳(溶)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学者，顾后来还将《广志绎》的不少内容抄入自己的《肇域志》，曹则将河南、贵州、山西、陕西、湖广五部分另外冠以《豫书》、《黔书》、《晋录》、《秦录》、《楚书》之名收入其所辑之《学海类编》。按理说，如此为学人所看重，价值又如此之高的一部“奇”书，刊刻行世后，应该受到世人的重视，受到学界的推崇，可是，实际的情形完全出乎意料：此书虽然在后来的嘉庆年间邑人宋世荦重刻过一次，但总体上说，几乎算是石沉大海──王士性的名字被冷落在一边，王士性的著作更是尘封边角，少人问津。究其原因，一是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不但不予收入，还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书下了一个很不公道的评语：“凡山川险易，民风物产之类，巨细兼载，亦间附以论断。盖随书记录，以资谈助，故其体全类说部，未可全据为考证也。”这段文字不知是否出自总纂纪晓岚的手笔。如果不是纪自己所写，过目总是一定的，不管怎样，这个“大才子”在对待王士性著作特别是《广志绎》这一点上，却真是目不识“珠”了。另一个原因是，地理类著作大概在古代本来就不大为人们所重视。徐霞客的著作所遇到的命运并不比王士性好多少，一样受到冷落。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丁文江先生的全力推介下，才为学界所熟知。新中国建立后，自然地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徐霞客也因而成了人所皆知的历史人物。可是，人文地理的境遇依然很糟，对于它的价值，它的作用，人们还是漠然如故，要是没有谭其骧先生的居高一呼，王士性和他的著作还不知要沉寂到几时呢？
王士性离我们远去已经四百多年了，他和他的著述所经历的四百年风风雨雨，是他自己所无法料及的。他绝对意想不到四库馆臣和《四库全书》对他的如此不公，他千辛万苦切身考察的科学成果被说成“全类说部”，仅仅“以资谈助”而已。另外，他也同样无法料到，在时光流逝了四百多年以后，他和他的著述又能“东山再起”，能够得到这样高的评价，这真可谓应了“世事难料”这么一句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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