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新街口，图片来源自网络
作者：洪晔
（民间历史学者、《人民的胜利》历史图典副主编）
作为南京的城市中心，南京新街口始建于1929年，至今已有80多年历史。新街口中心的建筑物，一直被视为南京城市的地标性建筑。而在自从新街口诞生后至日军占领南京的时期，新街口如同南京这座城市一样，饱受了战乱的涂炭，在新街口地标性建筑物的变迁中，也留下了一个个战争的印记。
新街口广场的来历：1932年还紧靠农田
这是一张1932年南京新街口的鸟瞰照片，照片上方尚未修筑完成的路是汉中路，左方是中山南路，右方是中山路，下方是中山东路。此时的新街口区域还遍布水洼和农田，低矮的民居与尚未形成规模的商店混杂在一起。
新街口最初规划的是南京的金融中心，各大银行陆续建造在其四周。广场中心有四个直角的围栏，政府规定任何建筑都要建在这四个围栏之外，所以新街口广场初期是内圆外方，就像倒过来的“铜钱”，宛若“钱到了”！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南京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首都。13年后，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北京“共商国是”，不幸病逝于北京。当时的中国是北洋军阀执政，政权交替频繁，孙中山去世时，中华政治舞台上的执政者已经换成了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执政府。
3月19日，临时执政府内务部议定，孙中山举行国葬。既然有了国葬的定性，国民党与孙中山亲属依照孙中山遗愿“葬于南京紫金山”，旋即成立丧事筹备委员会，于1925年开始在南京紫金山修建中山陵。
1927年春，北伐军抵达南京，同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南京成为特别市，刘纪文就任南京特别市第一任市长。刘纪文任期内为南京市政建设作出不小贡献，其中就包括借助“孙中山奉安大典”的名义修建中山路。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奉移南京中山陵之前，南京市政府用了8个月修筑这条长12公里，最宽40米的中山路。此路之所以修的这样快，第一是因为修路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工兵，第二是因为刘纪文亲自实施拆迁。刘纪文为保证拆迁工期，首先就对位于逸仙桥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官邸立威，让蒋介石带头搬走，此举当时轰动金陵。因此其他部门、商店与民宅，也只好乖乖的“卷铺盖”让路。
中山路全线共有三个弯，第一个转弯处拓宽了挹江门，第二个转弯经过古老的鼓楼，第三个转弯形成了新街口中心广场。新街口的地名早在清同治年以前就已有了，不过是在现在的新街口稍北处。
指望国联调停9.18事变，新街口建起欢迎彩牌楼
1932年3月26日，国联李顿调查团到达南京，新街口树立欢迎调查团的彩牌楼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之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曾寄希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国联），希望国联能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中国。事变3天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
1932年1月21日，国联中日事变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的李顿爵士，故也称李顿调查团。
1932年2月3日，调查团由法国出发，先到达日本东京，3月14日抵达中国上海。3月26日，李顿调查团在顾维钧陪同下由上海乘船前往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山码头，当晚下榻在中山东路励志社（现中山宾馆）。
此时的中国人民正在翘首企盼国际联盟主持正义，故在南京新街口中心树立了一个临时建筑：欢迎国联调查团的彩牌楼。牌楼右书：“欢迎公正严明的国联调查团”，左书：“欢迎和平使者国联调查团”。
对于中国人来说，“九·一八”是个悲剧，寄希望于国联调停也同样是个“悲剧”。1932年9月4日，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完成，报告书虽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对事变经过和伪满洲国的建立也有某些公允和客观的叙述，但总体上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报告书主张既不应该维持“满洲国”的现状，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军，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同代管。这样一个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报告书，居然在国联大会特别委员会上又导致了一场“闹剧”。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疯狂的日本代表松冈洋右一口气狡辩了46分钟，却未能阻止大会主席宣布“报告书一致通过！”。主席话音刚落，他就高声宣读简短的告别词，不等翻译译完，就以一句“撒有那拉!（再见）”带领整个日本代表团嚣张的离开会场，代表日本政府退出了国联。
后来，松冈洋右当选日本外相。
再后来，他作为甲级战犯受到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东京审判），未经判决就死在狱中，以“悲剧”结束了一生。
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民众自发在新街口改建纪念灯塔
1932年6月-1935年，南京新街口广场的“淞沪抗战阵亡将士民众纪念灯塔”
1931年，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又蓄谋在上海挑起战事。1月，居住上海的日本浪人借口五个日本僧侣在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附近遭到中国人殴打至死伤，发起暴动，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工厂，破坏北四川路的商店。时任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在战后审讯时，承认“日僧事件”是他和特务川岛芳子等人派打手冒充工人造成的。
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领下率先发起抵抗，随后中央军两个德械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校教导总队、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合编为第五军，张治中任军长，从南京奔赴上海加入抗战，此为“一·二八”淞沪抗战。
5月20日，公祭第二十九路军即追悼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大会在苏州举行。6月22日，公祭第五军的即首都各界追悼淞沪抗日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大会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今公园路）举行。事后，国民政府在中山陵灵谷寺前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内，安葬“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牺牲的烈士遗骸128人，以隐示“一·二八”的血痕。其中有第十九路军70人，第五军58人。第五军组织抚恤委员会，于1932年在玄武湖公园内建立了八十七师259旅淞沪抗日阵亡纪念塔；1933年在南京雨花台东建立了八十七师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由民众自发的纪念建筑：“淞沪抗战阵亡将士民众纪念灯塔”由爱国华侨捐款建设，于1932年6月22日树立在南京新街口广场中心，是南京新街口第一个长久性建筑。
为唤起民众的防空袭意识，新街口竖起一枚航空炸弹模型
左图为1935-1937年，新街口中心公园的炸弹模型。中图为当时玄武湖公园入口处的炸弹模型，右图为后被日军移至夫子庙的炸弹模型
1935年，新街口广场中心的纪念灯塔被换成了一个巨型炸弹模型。而这个炸弹模型同样与淞沪抗战有关。
1932年的淞沪抗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国军队切实感受到日军的优良装备，尤其是强大的空中力量。包括中央军王牌军在内的许多成建制部队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伤亡殆尽，牺牲极大。日本飞机依仗空中优势在中国的天空耀武扬威，甚至可以随意飞临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侦察。中国的国土防空上一片空白，许多重要城市和要点目标连最起码的防空设施如高射炮、高射机枪和防空洞都没有。日本军方头目甚至狂言：战争如果全面爆发，仅靠轰炸就可使“国民政府和支那军彻底丧失抵抗意志”。
发生在城市中的淞沪抗战，让大多数中国民众首次看到现代战争中空战对城市和生命的破坏力，国内遂有“无空防即无国防”的呼声，饱受无防空之苦的中国民众开始在各地纷纷建立航空救国组织，如中国航空协会、航空救国会、民众防空会、民众救国飞机筹募委员会等。
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和在德国学习防空回国的黄镇球专门面谏蒋介石，强调对日作战中防空的重要性，要求政府迅速建立有效的防空体系。1933年，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于防空署内成立防空科，翌年6月，防空科划归军委会领导，并改为防空处。
1934年初，杭州笕桥防空学校成立后，蒋介石要求该校在首都南京筹办防空演习，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在1934年11月21日举行了防空演习。上午7时40分，设在鸡鸣寺和南京下关电厂主厂房顶部防空警报器凄厉地响起，广播车在南京各主要街道和居民区广播注意事项。
南京市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紧急跑向防空掩体或安全地带进行隐蔽。南京各重要路口的宪兵和警察实施戒严和交通管制，工作人员指挥来往车辆和人群进行疏散隐蔽。在这次演习的推动下，11月26日至30日，京、杭、镇三地举行了联合防空演习。之后，防空演习开始在全国各地普遍举行。
防空演习的同时，国民政府亦在首都南京举行防空巡回展，欲通过展览达到“用以促进民众对航空之注意，并灌输以防空知识，期于观感中，使民众获得防空深切之认识及实际方法，而完备其成为现代国民要件。”（摘自《大公报》）。1935年 6月6日，首都体育场和第一公园（今南京公园路）举行为期12天的全国防空展览。
展览结束后防空委员会将防空器材运往各地巡展，留下一个炸弹模型树立在南京玄武湖公园入口处。国民政府希望借此炸弹警示南京市民，建立防空知识，长期保持防空意识。
由于玄武湖公园游人稀疏，1935年，国民政府将炸弹模型从玄武湖移至新街口中心广场，期望市民每次路过新街口都能更坚定防空信念。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新街口建起一巨型瞭望塔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进入南京后，占领新街口的交通银行（今工商银行）作为日军上海派遣军临时司令部。日军为保障安全，将广场中心的炸弹模型移至夫子庙，并涂改炸弹上文字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炸弹被移走后，日军在广场中心建造了一个巨型瞭望塔，此塔高于新街口周边所有建筑，塔顶四方各有一个窗户，可以清楚看新街口四面八方的情形。伪“南京自治会”（南京沦陷后日本扶持汉奸组织）以民国早期的国旗“五色旗”为伪政府旗帜与日本国旗串成彩旗带，挂在瞭望塔四角。
1938年2月1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改编上海派遣军为华中派遣军的命令。
后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移至首都饭店（今华江饭店），瞭望塔被拆除。
伪政府新街口再建塔楼，大汉奸汪精卫挂像高悬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逃至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40年3月，汪精卫到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伪政府为了给自己贴金，自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与重庆坚持抗战的国民政府公开叫板。沦陷区的汉奸、伪组织为了迎接汪精卫的到来，在新街口建造了一个塔楼，依旧挂满了五色旗与日本国旗，滑稽的书写“树立中央政权”、“东亚民族团结”等标语迎合汪精卫。
后来，新街口的塔楼又被换成汪精卫的巨幅挂像，恬不知耻悬挂“汪主席是复兴中国的最高领袖”巨幅标语。挂像周边的旗帜从“五色旗”换成了汪伪政府的“新版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面加一块三角形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
【链接】
新街口孙中山铜像的来历
南京新街口的地标：孙中山铜像又是何时屹立在新街口的呢？
据《中央日报》记载，自1935年起，国民政府应广大民众在南京树立孙中山铜像的提议，于9月9日勘定新街口中心建立总理铜像。1935年冬，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建立孙中山雕像的建筑事宜，并向全国征稿，举办评选竞赛。这次竞赛吸引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雕塑家，应征者中包括江小鹣、王临乙、滕白也、郎鲁逊、刘开渠、梁竹亭等人。1936年，留美归国的上海雕塑家滕白也所作的《孙中山演说像》获得头奖，遗憾的是此铜像还没有建造，南京就沦陷了。
1942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76周年落成揭幕，汪精卫为笼络民心，将自己的挂像移走，从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今南京军区）移来孙中山先生铜像，并将原本宽8米停车场以及宽9米草地，改造为水泥混凝土路面及植树带，还建造了4座小喷水池。
汪精卫移至新街口的这座孙中山铜像是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所铸，一共铸造了四尊，除了南京的这一尊外，其余三尊分别安置在广州黄埔军校、广州中山大学和澳门国父纪念馆。这尊铜像自1929年从日本运至南京后，原本一直摆放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的大礼堂前。新中国解放以后，该铜像一直矗立在新街口，直至20世纪6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