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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一部独特的中国文化小说，这部文化小说传入欧美西洋之后，反响如何？凡治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如不曾向这一课题留心详究，那将是一个极大的缺漏与损失。为此，我久想为此撰一拙文，著抒鄙见，但因阻滞重重，久难落笔。所谓阻滞，一是必须广搜资料，遍读洋书，而不幸目坏，欲偿此愿，须借重得力助手，但此助手难求。二是我不知道国内外哪一家刊物能刊登这个主题的文章，若花费不小的力气写出来只能压置敝筐，为鼠馈粮，则不如不作，因为别的文债与“文愿”还多得不胜枚举。以此之故，一直拖延下来了。 如今天赐良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姜其煌先生出其鸿编，要我制序，快览之下，“正中下怀”。我就一举两得，既应雅嘱，又偿夙愿，遂成此文，以贡芹曝之诚。我以为，目前除姜先生外，还无人能撰成这样一部著作，其嘉惠学林者，实非浅显。我之拙文，不过是因姜先生的辛勤劳动之成果，借花献佛而已。 姜先生精通很多种西语，却没有不屑于红学的意思，竟然为了介绍西方的红学状况而投入了这么多的工夫，写成这部品种独特的新著，以飨国人，填补了一个多年来无人肯填能填的红学空白，这不是一件小事。不但在红学史上，即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是应该大书一笔的篇章节目。“西方的红学”，内容包括些什么？曰翻译，曰讲解，曰评介。讲解原应包括欧美众多大学对《红楼梦》的课程讲授；苦无纪录与出版物，无从编辑，所以只剩下译本中的注解了，这也很重要。姜先生把西方这方面的著作，广搜博引，巨细无遗，功力实堪钦佩——要知道，所谓西方，包括的国度很多，而且历时甚长，从1842年的事一直讲到他截稿为止！ 在我们看来，西方人士对《红楼梦》的看法，不少是可笑的。原谅吧，彼此间的文化传统，精神结构，历史背景，民族特点，其差异是太巨大了！怎么能指望西方人完全了解和理解这样一部“奇书”呢？然而，说也奇怪，据姜先生介述的，在众多的“西方之老生常谈”中，忽然会爆出一朵大火花，使我十分惊异！在这方面尤其感谢姜先生，不是他来热心介绍，我是不得而知的。 中西文化各种观念上的差异，在《红楼梦》西译上也显示得十分有趣。如姜先生所举，尽管霍克思（DaivdHawkes）英译“好了歌”为WonDoneSong是如彼其绝妙，但他却把宝二爷的怡红院硬是译成“怡绿院”（姜先生又“返”译为“快绿院”——TheHouseofGreenDelight），认为非此不合西方观念。此种例子最是小中见大，也最“发人深时。 说真的，就从“红楼梦”这三个大字来说，这首先就是不可译的中华文化的诗的语文和美学概念。RedChamberDream或者Dream“of”or“in”theRedChamber都使西方人困惑，只单说那“RedChamber”，已然即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怪名堂了。所以“RedChamber”根本不能传达“红楼”二字对中华本民族的有文化、有学养的读者所引起的艺术效应，“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呀！ RedChamber固然令人很不满意，可是话还得说回来，毕竟未离大格儿，还是主观上力求忠于原词的。到后来，如姜先生所举，却又出来了一个RedMansions，这就益发令中西方读者一起茫然了。谁想起来，那是否要把“红楼梦”理解为“朱门梦”、“朱邸梦”？假使如此，我也要说，这是十分不妥的破坏原文，违反翻译原则的做法。 我老老实实供认，我原有一种不太客气的偏见：西方人根本无法真懂得《红楼梦》是什么，是怎么一回事。西方的翻译家们脾气很怪，肯为白文花大力气，却不肯为注解写一个字。我常常说，这样的翻译者，只做了他应做的工作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 说到这里，我可以回到我上文的一处拙语：在众多的“西方老生常谈”中，忽然会爆出一朵大火花，使我十分之惊异。举一个例，比如，德国人对《红楼梦》的理解是了不起的。远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格鲁勃就对芹书有肯定的评论，到1926年（民国十五年），又有一位名唤理查·维廉的，说《红楼梦》像“《绿衣亨利》，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提供了一幅大清帝国文化历史图画”。再到1932年，又有一位名叫恩金的，说《红楼梦》与《金瓶梅》不同，写的是一种有教养的生活，说雪芹不知何来神奇力量，把日常琐事写得如此生动，说读过《红楼梦》，才知道中国人有权对他们的优秀文化感到自豪——欧洲人是从未达到如此高度的！我要说，我读姜先生的评价到这一段落，不禁拍案叫绝，继之以掩书而叹。 姜先生已经指出，西方的“评红”，也是随着中国研论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由于他们要参考或者寻找依据，接受中国的红学影响是必然之事，说得不好听些，即是也有稗贩。我以为这固不足为异，不足为病，可是也多少带来一些毛玻比如，翻译家明明贡献很大，功绩自足，可他偏也效颦中国的“考证派”，这就有点儿“危险”了。 另外一个非常之重要的问题，乃是姜先生特别举示的：英国的第十五版的《英国百科》竟说《红楼梦》题材与技巧的丰富，“不亚于欧洲”，但其“关于作诗的冗长争论，令读者厌倦”。我看到此处，真有啼笑之感。 一个是“不亚于欧洲”！这是“最高评价”了埃世界人类文学，还有“超过欧洲”的可能与命运吗？一可叹息也。再一个则不仅是个“欧洲至上主义”的问题，是更加复杂重要的“中国诗”的麻烦事情——诗在中华文化上的地位、作用、意义、价值，在中华人的生活的巨大“造福”力量，英国人在未来的哪个世纪才会略知一二，看来还很是难以预卜。 姜先生此书，对我们是一大启牖。我愿他在这方面不断继续工作，并且向他建议：是否可以设想，用外文（也可先用中文，后译外语）写一本介绍《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深切关系的书？我的想法是，我们不做必要的工作，《红楼梦》这样的足以代表中国的伟大作品，只靠欧洲人自己去钻研摸索，总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芹书通过译本与影视改造，已经“走向世界”多时了，让欧西人在较高文化层次上重新认识它（比什么“爱情故事”、“心理描写”逐步提高一些）的责任由谁负担，由谁（哪个机构单位）来认真考虑这样的问题（而不只是总想搞点儿“红热闹”），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吗？ 1949年冬，考入复旦大学的姜其煌（前排右）与小学、初中时的同学合影。 姜其煌参与编译的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著的《不要任何妥协》。姜其煌（1930~2012） --摘自：2013年11月29日《嘉兴日报·平湖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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