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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可以给人无限的联想——在那个不少地方还是渔猎果腹的时代，覃怀已经凭借着锋利的石器和原始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成为夏王朝的“北上广”地区——如果那个时候也发展房地产的话，恐怕沁阳地区一间茅屋的价格得好几万贝壳币吧。 到了商代，将靠近商朝国都的地方称为畿，再往外的地区称之为辅。沁阳位于商都的畿辅之地。当时在沁阳一带有一个商王朝的从属国鄂国。鄂国郡城是那时黄河中下游七大都市之一。鄂国的国王鄂侯，当时和西伯侯姬昌都属于纣王的“三公”重臣，但鄂侯因忠言直谏最后被纣王杀死。 “鄂国的结局史书中记载不详，只是说后来姬昌取得了鄂国故城。”邓宏礼说，西周建立后，并入版图的沁阳地区因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武王在分封诸侯时把自己的次子邘叔封到了那里。邘叔在沁阳一带建立了邘国。到了公元前712年，郑国吞并了邘国。不过邘国的国民很不服气，论跟周王室的血缘，邘国可甩郑国好几条街。不甘心的邘国人为了区氏属，别支脉，就改姓于，表示不忘祖根——据说这也是今天于姓的起源。 六国俱亡卫君独存 春秋时期，沁阳一带先归郑，后归晋。 那个时候，诸侯并立，地理上划分很有意思，在王国或侯国之内国家分成国和野两部分。国是都城及其四郊，是诸侯直接统治的区域，在郊以外到边境的地区为之野，诸侯把野的一部分分给卿大夫为采邑，由卿大夫直接统治。 沁阳地区并入晋国后，因离晋国的国都山西侯马太远，被分给的都是一些没落的卿大夫贵族，这些没落的卿大夫贵族只能自嘲说这里是在野之王的食邑，因此当时沁阳地区被称为野王邑。正如清代学者范照黎在《勾漏山房诗》序中所写的那样：“原夫覃怀底绩，曾传夏后之书，河内遗民，旧著梁王之政，地崇于国，晋启南阳，邑号野王。” 随着牛耕、铁器的推广，野王地区很快焕发了生机，成为晋国南部的经济发达地区。但由于地处要冲，野王成为兵家必争地。三家分晋后，先是韩魏两国围绕着野王大打出手，而后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野王又成了著名的长平之战的最高指挥部。公元前262年，赵括被白起包围后，秦王亲赴野王，征发十五岁以上男子入伍，最终赢得了胜利。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国之后，为了固守野王一带的太行要道——羊肠坂道，把原来卫国的第四任国君后人角立为卫国国君，将其部族迁到野王城，作为秦国的附庸，戏称“城中之国”，还令卫君角以三千兵马驻守太行山，以防燕、赵来犯之敌。 之后，嬴政扫六合、统海内，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实行郡县制——天下共分三十六郡，野王属于河内郡——比较搞笑的是，卫君角和他的臣民依然淡定地居住在野王城，没有人来取消其封号——尽管这时的卫国君臣已经没有了领土和军队，但人家每年依然享用国君礼仪祭祀先祖。直到公元前209年，秦二世才令除去卫国国号，把卫君角贬为庶人。 时至今日，在沁阳老城区，依然保留有和卫国相关的名城——两条不起眼的小街道，一条叫前卫门外，另一条叫后卫门外，街道很小，如同当年不起眼的卫国一样。当地人说，当年卫君角和他的族人就定居在这一带。 秦帝国版图内，诸侯俱灭，唯独卫存，让后世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 河内故郡野王屯田 秦汉时期，野王县隶属河内郡，当时的河内郡辖地相当于今天济源、焦作、新乡、鹤壁等地，郡治初设在怀，未几迁至野王。 河内陆处三河地区，为天下富饶之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土地小狭，民人众。”野王领衔的河内郡，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既有高山黄河之险，又有肥沃平原之优，经济起步早，基础好。东汉名将邓禹曾指出：“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肠坂诘曲，车轮为之摧……”这首诗出自曹操的《苦寒行》。公元206年一月，曹操伐叛将高干，途经野王的羊肠坂道，看到当年的富庶之地变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废墟，采纳河内人韩浩的建议，决意在此实施屯田。 这一年，曹操在野王设立典农中郎将，负责河内陆区的屯田工作。屯田是三国时曹魏集团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的最关键因素，“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屯田带动了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曹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境内出现了流民纷纷归乡安居生产、“鸡犬之声阡陌相闻”的景象。 由于农业基础好，沁阳一带很快就达到了两汉时期的繁荣局面。当时全国郡级人口分布第一位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权首都洛阳的所在地，有11万户，排在第二名的就是河内郡，有5万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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