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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南洋最后的岁月 1938年底，郁达夫离开战火纷飞的祖国前往新加坡，1942年初，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一批抗日文化人在新加坡沦陷前夕，撤离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雅公务镇。在日军侵占苏门答腊岛急需翻译时，郁达夫曾被迫担任日军翻译。郁达夫目睹了日本占领军滥杀无辜的滔天罪行。日军宣布投降前，得知郁达夫并非原旅居日本的侨商，而是中国鼎鼎有名的作家郁达夫。害怕郁达夫用他那作家的笔锋写出日本人残暴罪行。用极其卑劣残忍的手段，把郁达夫秘密绑架并杀害。 郁达夫抱着儿子郁大亚（何丽有所生） 当时正值郁达夫夫人何丽有怀胎十月，当晚由于郁达夫迟迟不归，夫人既担忧又焦虑，至午夜时分肚子就开始阵痛，第二天凌晨郁达夫女儿郁美兰就降生了，只差几个小时没能与父亲见面。 郁达夫4任妻子11个子女 郁达夫结过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别是：孙荃、王映霞、何丽有；此外，在新加坡时，还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 郁达夫共有子女11人，健在者8人，其中孙氏生育4人：龙儿(早夭)、黎民、天民、正民；王氏生育5人：义、静子(早夭)、云、亮(早夭)、荀；何氏生育2人：大雅(亚)、美兰。 郁达夫的原配孙荃在当时是乡间少有的才女，读过一些诗词，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郁达夫自从大革命时期去广州以后就和孙荃分居，并于1928年2月到上海和王映霞结婚。孙荃与郁达夫分居后就吃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1978年3年29日逝世，享年82岁。 王映霞是当年“杭州第一美人”。1928年与郁达夫结婚，在西湖边举行盛大婚礼。因为动乱，产生种种误解。1938年郁达夫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主编，王映霞和儿子郁义与他一起到新加坡，维持了12年的婚姻还是破裂了。 作为两人感情唯一的见证人，其子郁义回忆说：“母亲离家出走那天下午，我刚好从学校放学回来，当时我们住在武昌横街头18号，屋里一片混乱狼籍，气氛剑拨弩张。父母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父亲怀疑母亲有外遇。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互相攻击。后来在友人的调解下矛盾一度有所缓和，父母亲还携带着我去了新加坡，但是由于积怨甚深，1940年还是签订了协议离婚，协议写明三个孩子由父亲一人抚养。离婚后，母亲一人含泪返国。”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与在新加坡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相识。李筱英暨南大学文科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国色天香，银铃般的声音令人着迷。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再掀起波澜。但是，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结合遭到当时仅13岁的郁义反对。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义的关系，可是郁义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郁家。 何丽有抱着儿子郁大亚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是印尼华侨，广东籍。经朋友介绍，郁达夫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何丽有本名陈莲有，因其貌平庸，郁达夫跟她开玩笑，改名何丽有，即何丽之有。因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华文，欣然接受这个名字。她一直以为郁达夫是普通酒厂老板，直至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人家才告诉她郁达夫是中国文化名人。 郁达夫的文学与爱情互为表里 郁达夫生性敏感、多情，当他处于青春期的阶段，欲念尤盛，幻念尤多。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由恋爱所激发的才情，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25岁时发表的成名作《沉沦》中的主人公“我”，即是青春期郁达夫的写照：此君为留日学生，性格内向却又情感炽烈，自视甚高却又极度胆怯，经常在人前脸红手颤，不能自已，所以同时患上了忧郁症和“夸大妄想狂”。 我们所熟知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是他一生所创作的经典作品的精选集，有《过去》《沉沦》《春潮》《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名篇，是一本不可获缺的经典收藏本。郁达夫是以专情而放任的矛盾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他个人的情感经历，充满传奇、怪诞和自我中心的色彩，带有五四那代人的心灵轨迹。 说到她那双脚，实在不由人不爱。她已经有二十多岁了，而那双肥小的脚，还同十二三岁的小女孩的脚一样。我也曾为她穿过丝袜，所以她那双肥嫩皙白、脚尖很细、后跟很厚的肉脚，时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从这一双脚，我能够想出许多离奇的梦境来。譬如在吃饭的时候，我一见了粉白糯润的香稻米饭，就会联想到她那双脚上去。“万一这碗里，”我想，“万一这碗里盛着的，是她那双嫩脚，那么我这样的在这里咀吮，她必要感到一种奇怪的痒痛。假如她横躺着身体，把这一双肉脚伸出来任我咀吮的时候，从她那两条很曲的口唇线里，必要发出许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声来。或者转起身来，也许狠命地在头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饭就要多吃一碗。 ——摘自《过去》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中国人”了。“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他全身发起痉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那侍女看他发颤发得厉害，就想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喝酒，好教他把精神安静安静，所以对他说：“酒就快没有了，我再去拿一瓶来吧？”停了一会，他听得那侍女的脚步声又走上楼来。他以为她是上他这里来的，所以就把衣服整了一整，姿势改了改。但是他被她欺了。她原来是领了三两个另外的客人，上间壁的那一间房间里去的。那三两个客人都在那里对那侍女取笑，那侍女也娇滴滴的说：“别胡闹，间壁还有客人在那里。”他听了就立刻发起怒来。他心里骂他们说：“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世间哪里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负心东西，你竟敢把我丢了么？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吧。” ——摘自《沉沦》 那初开的桂花，真是年方十八的桂家女。跟所有不经事的少女一样，她是羞涩的。打懂事起，她就喜欢躲在那间竹帘半卷的阁楼里，轻易不肯抛头露面，好奇的时候，只透过竹帘的间隙看看窗外发生的新鲜事儿。她的窗口总有一种淡淡的香气，小伙子们经过时，都会忍不住驻足，而这个时候她就会慌里慌张地拉上窗帘。她是那样的羞涩的，但那股淡淡的香气却按捺不住地透过帘子溢出来。见过她的老人们说，那只不过是个矮矮胖胖的小姑娘罢了。可小伙子们怎么也不相信，对她充满了十二分的好奇和向往。这一年，该是她出阁的时候了，经过炙热熬人的等待之后，小伙子们可以大胆地上门提亲了。你瞧，他们提着各色各样的鲜花上了门。那些花儿不也是像他们一样明目张胆地开放着了吗？可她只微微一笑，似乎等不及听听小伙子们的奉承话，马上又跑上了阁楼里去。她心里只记得一个人，就是那个曾闲坐在她的竹帘外，在桂花树旁若有所思的青年。可她是羞涩的，只是透着半卷的竹帘悄悄地看过他，碰巧隔着帘子与他目光相对，天地便也融了。但她终于什么也没有说。接着花期就过去了。 ——摘自《迟桂花》 郁达夫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泰。 此诗为郁达夫诗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写于上海。原题为“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后收入《钓台的春昼》散文中。按，三一年一月左联五作家被捕，一个月后被杀。此诗戟刺时事，间抒中怀，最能表现郁达夫诗忧伤愤世的特点。尤其次联句，张狂之态毕出，而哀婉之情难掩，实为绝唱。 日记为证，郁达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还是王映霞 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两人之间那段以激情开始却以悲剧结局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两人于1928年结婚，这些日记恰写在他们结婚之前的前一年。王映霞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郁达夫日记里，“映霞一家及我的母亲兄嫂，不晓得也受了惊恐没有，等沪杭车通，想去杭州一次，探听她们的消息”，“映霞硬不许我回到闸北来冒这混战的险，所以只能和她上北京大戏院去看电影”，“呆站着着急，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就跑上梅白克路坤范女中去找映霞，告诉她以闸北的火烧和打仗的景状”。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星期六（正月十八）。雨仍未息。
早晨八点钟起床，阅报知道党军已进至临平，杭州安谧。映霞一家及我的母亲兄嫂，不晓得也受了惊恐没有，等沪杭车通，想去杭州一次，探听她们的消息。 午前在家里读小说，把Cather女士的O Pioneers！读毕。书系叙一家去美洲开垦的瑞典家族。初年间开垦不利，同去者大都星散，奔入芝加哥、纽约等处去作工了。只有Bergson的一家不走，这家的长女Alexandra，治家颇有法，老主人死后，全由她一人，把三人的兄弟弄得好好，家产亦完全由她一手置买得十分丰富。她幼时有一位朋友，因年岁不丰，逃上纽约去做刻匠，几年之后，重来她那里，感情复活，然受了她二位兄弟的阻挠，终于不能结婚。她所最爱的一个小弟弟，这时候还和她同住，虽能了解她的心，但也不很赞成她的垂老结婚。后来这小弟弟因为和一个邻近的已婚妇人有了恋爱，致被这妇人的男子所杀，Alexandra正在悲痛的时候，她的恋人又自北方回来了，两人就结了婚。这是大概，然而描写的细腻处，却不能在此地重述。 上海的工人，自今天起全体罢工，要求英兵退出上海，并喊打倒军阀，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市上杀气腾天，中外的兵士，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中国界内，兵士抢劫财物，任意杀人，弄得人心恐怖，寸步不能出屋外。 午后三四点钟，有人以汽车来接我，约我去看市上的肃杀景象。上法界周家去坐了两三个钟头。傍晚周夫人和之音方匆促回来，之音告我“周静豪为欠房租而被告了”。 晚上田寿昌家行结婚礼，我虽去了两趟，然心里终究不快活，只在替周静豪担忧。 入夜雨还是不止，在周家宿。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二月十八）。天晴快。 早晨十时前就起了床，因为一夜的不睡，精神觉得很衰损，她也眼圈儿上加黑了。 我入浴，她梳头，到十一点左右，就和她出去。在街上见了可爱的春光，两人又不忍匆匆的别去，我就要她一道上郊外去玩，一直的坐公共汽车到了曹家渡。 又换坐洋车，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校内去走了一阵，坐无轨电车回到卡德路的时候，才得到党军已于昨晚到龙华的消息，自正午十二点钟起，上海的七十万工人，下总同盟罢工的命令，我们在街上目睹了这第二次工人的总罢工，秩序井然，一种严肃悲壮的气氛，感染了我们两人，觉得我们两人间的恋爱，又加强固了。 打听得闸北戒严，华洋交界处，已断绝交通，映霞硬不许我回到闸北来冒这混战的险，所以只能和她上北京大戏院去看电影，因为这时候租界上人心不靖，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处处在架设机关枪大炮，预备残杀我们这些无辜的市民，在屋外立着是很危险的。 五点钟后从北京大戏院出来，和她分手，送她上了车，我就从混乱的街路上，跑上四马路去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这时候中国界内逃难的人，已经在租界上的各旅馆内住满，找一个容身之地都不容易了。住了片刻，又听到了许多不稳的风声，就跑出去上北河南路口来探听闸北出版部的消息，只见得小菜场一带，游民聚集得象蚂蚁一样，中国界是不能通过去了。谣言四起，街上的游民，三五成群，这中间外国人的兵车军队，四处在驰驱威吓，一群一群的游民，只在东西奔窜。在人丛中呆立了许久，也得不到确切的消息，只好于夜阴密布着的黄昏街上，走回家来。这时两旁商店都已关上了门，电灯也好象不亮了，街上汽车电车都没有，只看见些武装的英国兵，在四处巡走。 回到了旅馆里，匆匆吃了一点饭，就上床睡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二月十九）。天气阴晴。 早晨一早醒来，就跑上北河南路去打听消息，街上的人群和混乱的状态，比昨天更甚了。一边又听见枪炮声，从闸北中国地界传来，一边只听见些小孩女子在哀哭号叫，诉说昨晚鲁军在闸北放火，工人抢巡警局枪械后更和鲁军力斗的情形。北面向空中望去，只见火光烟峰，在烈风里盘旋，听说这火自昨晚十点钟前烧起，已经烧了十二个钟头了。我一时着急，想打进中国界去看出版部的究已被焚与否，但几次都被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打退了回来。呆站着着急，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就跑上梅白克路坤范女中去找映霞，告诉她以闸北的火烧和打仗的景状。和她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午饭，又和她及陈女士，上北河南路口去看了一回，只有断念和放弃，已经决定预备清理创造社出版部被焚后的事情了。和映霞回到旅馆，一直谈到晚上，决定了今后的计划，两人各叹自己的运命乖薄，洒了几滴眼泪。 吃过晚饭后，就送她上梅白克路去。我在回家的路上，真想自杀，但一想到她激励我的话，就把这消极的念头打消了。决定今后更要积极地干去，努力地赶往前去。 半夜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说三德里并未被烧并且党军已到闸北，一切乱事，也已经结束了。我才放了一放心，入睡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天上尽浮满了灰色的云层，仿佛要下雨的样子。
午前一早就起来，到闸北去。爬过了几道铁网，从北火车站绕道到了三德里的出版部内，才知道昨晚的消息不错。但一路上的尸骸枕藉，有些房屋还在火中，枪弹的痕迹，党军的队伍和居民的号叫哭泣声，杂混在一块，真是一幅修罗地狱的写生。 在出版部里看了一看情形，知道毫无损失。就又冒险跑上租界上去找映霞，去报告她一切情形，好教她放心。和她及陈女士，又在那一家新闸路的小饭馆内吃完了午饭，走出外面，天忽而下起雨来了。送她们回去，我一个人坐了人力车折回闸北来。到北河南路口，及北四川路口去走向中国界内，然而都被武装的英帝国主义者阻住了。和许多妇女小孩们，在雨里立了一个多钟头，终究是不能走向出版部来了，又只好冒雨回四马路去，找了一家无名的小旅馆内暂住。 在无聊和焦躁的中间，住了一晚，身体也觉得疲倦得很，从十二点钟睡起，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二十四日，星期四，雨很大，二月廿一。 早晨十点钟从旅馆出来，幸而走进了中国界内，在出版部里吃午饭。烧断的电灯也来了，自来水也有了，一场暴风雨总算已经过去，此后只须看我的新生活的实现，从哪一方面做起。 阅报，晓得沫若不久要到上海来，想等他来的时候，切实地商议一个整顿出版部，和扩张创造社的计划。 午后，又冒了险，跑上租界上去。天上的雨线，很细很密，老天真好象在和无产阶级者作对头，偏是最紧要的这几日中间，接连下了几天大雨。 一路上的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和炮车的连续，不知见了多少，更可怜的，就是在闸北西部的好些牺牲者，还是暴露在雨天之下，不曾埋葬。过路的时候，一种象chloroform气味似的血腥，满充在湿透的空气里头，使行人闻了，正不知是哭好呢还是绝叫的好。 先打算上印刷所去看出版部新出的周报《新消息》的，后来因为路走不通——都被帝国主义者截断了——只好绕过新闸桥，上映霞那里去，因为她寄寓的坤范女中，就在新闸桥的南岸。 上坤范去一打听，知道陈女士和她已经出去了，所以只好上蒋光赤那里去问讯。上楼去一望，陈女士和映霞，都坐在那里说话，当然是欢喜之至。和她们谈到五点钟，就约她们一块儿去吃晚饭，因为雨下得很大，又因为晚上恐怕回闸北不便，所以饭后仍复和她们一道，回到蒋光赤的寓里，又在电灯下谈了二三个钟头的闲天。 送她们上车回去之后，更和光赤谈了些关于文学的话，就于十二点钟之后，在那里睡了。系和光赤共铺，所以睡得不十分安稳。 九日，星期六（三月初八），阴晴。 午前一早就起来了，早晨就在家积极整理创造社出版部的事情。十点前去银行邮局取钱，付了许多印刷所的帐。 午饭后去设法保释几位政治部被拘的朋友，又不行。 上太平洋印刷所去付钱。更去城隍庙买书，顺便去访之音，在她那里吃点心，发了一封给映霞的快信。回来在北四川路上又遇见了徐葆炎兄妹，为他写两封介绍信后，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托徐葆炎的妹妹亲自带往杭州。 晚上办理创造社公务，至十一点半就寝。 十日，星期日（三月初九），雨。 早晨一早，又积极地整理创造社的事务，一直到午饭后止，总算把一切琐事告了一个段落。中饭前接映霞来电一通，系问我的安危的。 午后出去打回电给映霞，并洗澡。 晚上发仿吾、资平，及映霞三封快信，办公务至十二点后就寝。雨声颇大，从邮局回来，淋满了全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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