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为和中兴相似层次的员工相比较，华为员工的工资待遇要高于中兴员工很多，业界笑谈那是任教主要比侯老板要“大方”，那么到底为什么任正非比侯为贵要“大方”呢？ 第一种解释就是业绩有差别，华为更赚钱，所以对员工更大方。但这种解释缺乏因果的逻辑，因为反过来同样可以说，华为对员工更大方，所以员工在效率工资的激励下绩效更好，进而华为更赚钱。更何况20年来，华为也不是总是比中兴更赚钱的，而任正非似乎没有比侯为贵更“小气”过。 第二种解释就是企业家的性格，任正非军人出身，侯为贵国企技术干部出身，从性格的“大方”解释行为的“大方”似乎有一定解释力。但是，一个人是什么性格本来就是要从行为知晓的，说任正非“大方”其实在说任正非体现出来的行为“大方”，所以用性格来解释人的行为等于没有解释。更何况，即使企业家平日的待人风格确有差异，但在做企业时是要受到多方面约束的，当员工都准备投奔更大方的对手了，再小气的企业家也会大方起来的。 事实上，任正非和侯为贵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两人都是理性的人。所谓理性人，就是他们的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约束下最优化的。之所以任正非比侯为贵要“大方”，一定是有不同的约束条件在激励着不同的表现，那么任正非和侯为贵所面对的约束条件有何不同？ 一个约束是相同的。任正非和侯为贵都是各自企业的主要所有者，任正非的华为股份是远远多于所谓“1.42%”的，侯为贵对公司的控制力也要远远超过中兴的国有控股股东，任和侯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基本都是一致的。 其余的约束就不同了。企业所有者要决定企业的剩余利益如何在自己、高管团体和员工团体之间分配，分配的权重取决于这三方对企业的价值。虽然华为和中兴的经营都有依靠政府的一面，但程度上大不一样。华为的经营主要得靠自己，华为的预算是硬的，该破产就得破产；中兴的经营更多地需要靠政府，中兴的预算是软的，国有的性质使得中兴始终会得到政府各个层面的帮忙。对任正非，自己的决策、高管的辅助和员工的执行三者合起来就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华为企业运作的高风险使得任正非需要让所有华为人共同承担风险，而唯有给予足够的利益才能让员工承担足够风险。对侯为贵来说，正确理解政府意图、在关键时点上得到政府的帮助是最重要的，企业没有存亡的问题，只有收益的问题，企业前途系于自己和高管，员工层面并不需要承担什么企业风险，所以对员工的利益分配可以保持在较低限度。所以华为的分配需要让全体得益，而中兴的分配只需重点保证最高层面的那些高管，约束的不同使得任和侯在对待员工时都各自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从外看起来，一个“大方”，一个“小气”。 适者提拔，不适者离开，企业家有什么样的作为，就会训练出什么样的员工，员工的差别可视为不同约束的实证。华为体系里鼓励进取者，业绩为纲，结果为重，不择手段，没有这种把风险强行均担的氛围，企业不足以获得安全感，而高的工资可以视为对员工承受的紧张的补贴；而中兴体系里不需要过于进取者，唯上为重，符合规则比业绩重要，业绩是由最高层面的那些高管们保证的，对于员工来说，规则是容易熟悉的，企业内部没有制度性的紧张可以看作对员工的补贴，以拉平货币工资的差距，使得“小气”和 “大方”可以继续竞争下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