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太宰治 《人间失格》
1 回到家后，我连外衣都没有换，就直接躺在了房间的床上。 我直直地看着天花板。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床头的小台灯，昏黄的光线让房间里仿佛浮着一层雾，好像秋冬时节里女人们深色的亚光唇膏，又好像沙哑的声线，伴随着每一秒空气的流动，发出沙沙的摩擦声。 昏黄的光线令人昏昏欲睡，我索性闭上了眼睛。 在一片黑暗里，关于何汐的大小事件纷至沓来。 我们躲在阴凉的教学楼里吃冰激凌的情景；她在分开的路口笑着向我挥手的样子；她的目光越过众人的羞辱平静地向我望过来；她在刚才留给我的，裹在Miu Miu裙子里单薄如纸的背影。 回忆如同一只只碎片，好像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从被刻意封锁的记忆深处海潮一般蜂拥而至。它们锋利的边缘，一寸寸穿透我道貌岸然的皮囊。
2 初中二年级的某个下午，何汐被班主任带到教室。 教数学的班主任稍微推了推何汐，她便走上讲台，作自我介绍。 我记得她的声音很甜蜜，但也很小，我坐在教室后排，没有听清。 春天下午的阳光很慵懒，金黄色的，教室的墙面被切割成一片一片的奶酪，带着奶香的颜色充满整个教室，黏答答地，覆盖在每个人昏昏欲睡的脸上,也覆盖在她红色的书包上。
初中生不像幼儿园小孩或者小学生，看到新同学就都巴巴地围上去，秉着“团结友爱”的精神乐呵呵地带着人家一起玩。明明都只是刚刚脱离少先队没多久的小鬼，却似乎一下子都生出了奇怪的自尊心，像大人一样矜持起来。 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何汐总是一个人。 某次的体育课上，我坐在长椅上和同学聊天。我抬起眼睛望向操场的时候，看见何樨走过，对方正好是何汐的同桌，我便问:“新来的那个怎么样？” “何汐么。上课没见她听过讲，感觉好像一直在写什么……” “欸？”我配合地做出吃惊的样子。 “还有她好像还喜欢自残欸，胳膊上各种奇怪的疤痕。” 我听到这儿，感觉可以猜出何汐是怎样的人了。非主流，喜欢听气若游丝的男歌手叽叽歪歪，和咬着舌头的“港台腔”女歌手哼哼唧唧，和当时其他的非主流们一样，喜欢自残和在小本子上不厌其烦地写火星文。 我看着一个人走在操场边缘的何汐，带着些鄙夷的，对她失去了兴趣。没再关注过她。
后来何汐开始跟梁羽和搭伴。开始我还觉得她们还挺搭，都是非主流，都认识一帮“混社会”的人，都有一打又一打的男朋友。 但是几个月以后，何汐就没再跟梁羽一起出现过。有好事者问过池羽，梁羽[到底叫什么？]的反应是一个大大的白眼，“谁和她是朋友。”于是好事者就非常配合地问下去，梁羽便开始一件一件地说起何汐的种种不是。比如借钱不还，爱说大话，虚荣，等等等等。 “骚货。”梁羽在最后的总评。 按理说，看人家不顺眼就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梁羽明显不这么想。她对每一个问起何樨的人大肆渲染何汐有多么地恶劣，以至何樨在班里渐渐声名狼藉。 大概是受不了被欺负，何汐和梁羽终于在教室内里爆发了一次正面冲突。结局是梁羽只是被班主任叫去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而何汐被请了家长，和爸爸一起站在班主任面前孙子一样地被说教了一顿。 也许是发觉老师在处理这件事时本质性的偏心，之后梁羽更加肆无忌惮，何汐却愈加隐忍，常常面对当面的羞辱一言不发。
后来我向何汐问起这件事，她只是撩了撩刘海，眼睛不知道在看向哪里，不经意地说：“没什么好奇怪的，我是借读生，和你们这些正式生怎么能一样呢。如果我再和她们冲突的话，倒霉的人是我。” 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抽烟。她问我：“我抽根儿烟？”我点头。她取出一根细细长长的“南京”，最后一根了，她一只胳膊抱在胸前，另一只胳膊伸展着搭在这只胳膊上，烟雾从她的指尖弥漫。她慢慢地吸，慢慢地吐气。 我似乎在淡淡的烟幕里闻见了她的无奈和绝望，而我讨厌分享别人的痛苦，这让我感到尴尬，我于是故作轻松地抽出她手中空了的烟盒，“烟盒好看，给我了！” 她不说话。
期中考试之后，为了帮助提高班级成绩，班主任将倒数十名的学生分两组分配给两个数学课代表，负责监督他们的公式背诵、作业完成还有日常的数学学习情况以供老师定期检查。 我非常不情愿，不仅仅是因为我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操心别人，也是因为何汐被分到了我负责的一组。 我和她熟悉起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3 之前我从不认为自己会和何汐这样的人接近，甚至是成为朋友。 但就像那句电影台词说的那样：“People move on” 何汐总给人一种容易接近的，适应性强的，温和的感觉。对于他人，她能够不经意地表露出一种自然的熟悉感，即使她和对方并不相熟。 这是我和何汐第一次接触后，她给我的感觉。当然，我无法确定，这种“不经意”是否是她故意表现给我的。 我们开始频繁地接触。她不仅是在不会做数学题时才来找我了，渐渐地，我们开始一起去操场，一起去接水，一起去小卖店。像是朋友。
我和她熟悉起来的时候是夏天。体育课上我们常常买两支冰激凌躲进阴凉的教学楼里，靠在墙上，一边吃冰激凌一边聊天。何汐告诉我很多事，她曾经的学校，那里的朋友，她的男朋友和纠缠不休的前任，帮朋友教训人的经历。 暴力，烟草，酒精，关系复杂的“恋爱”，这些往往由于主观或客观上的添油加醋，让不明世事、缺乏是非观念的小孩子被蛊惑，对这些产生“好厉害啊”的错觉，就是后来大家说的“不明觉厉”。毕竟这些就是他们对校园之外的所有了解。加上青春期的叛逆，他们拒绝承认自己还是孩子这一事实，将中规中矩视为愚蠢，把离经叛道当作是成熟的标志。 我家里管我很严格，出去玩也要被像查户口一样被翻里反面问个遍。何汐讲的这些对我而言太过遥远。而正是因为遥远，才觉得好奇。我觉得新鲜，很愿意听。我以为这就是学校围墙那边的世界，却不知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个社会最边缘的一部分。
大部分时候，我都是一个倾听者，吃着冰激凌听何汐甜甜的冰激凌一般的声线讲那些琐事，细微的回声回荡在一楼阴暗的走廊里。 我们有时会听歌，她偷偷地将手机藏在口袋里，在教学楼里拿出来，将左耳耳机插进我的右耳。我们常听的一首歌叫作《热气球》。黄淑惠的声音清亮，在夏天里，仿佛在天际轻飘飘的云。那时听的歌曲都是声音清和细腻的小情小调，仿佛曾经想象中的，和所有初中生一样，喧哗浮夸而安逸简单的生活。 如果非要用一个季节来形容青春的话，那一定是夏天。和青春一样，聒噪而安稳、时而燥热难耐时而阴雨绵绵、缠绵不绝的夏天。
很多年后，我再想起那个夏天，都会想起那种阳光透过树叶的绿色，影影绰绰；那年强烈的阳光似乎照在我已经不再透着幼稚的脸上；一缕薄荷一样清透的味道，透过漫长的时光，从那个阴暗的走廊里，飘到身处滚滚尘埃的我身边。
那天何汐像往常一样，在课间的时候跑到我桌前用一如既往的轻松语调对我说：“迟琳，一起去灌水吧。” 我们灌好水，又一人买了一包小零食塞在袖子里，拿着水杯走回教室。刚刚走到大厅的时候，就看见梁羽和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在用一种戏谑的眼神看着我们。 那眼神让我有一种不安感，于是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但是梁羽把我叫住了。 我让何汐留在原地，自己拿着水杯走过去的时候，感觉像是朝着一个阴谋走去似的。我隐隐猜到她想要说什么。 “迟琳，你和何汐走那么近，不怕得瘟疫吗？”我刚刚在梁羽面前站定，她就戏谑地问我。梁羽故意说得很大声，我知道，就是为了让何汐听见。站在我旁边陌生的女生，在此时夸张地笑出了声。 回到教室以后，我和何汐沉默着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上。 在接下来的那节语文课上，我依然没有从梁羽那句夸张的“迟琳你不怕得瘟疫么？”中恢复过来。 梁羽那么说，其实是在侮辱何樨，那么作为何汐的朋友，我就应该抡圆了巴掌扇过去，而不是这样灰头土脸如败将般离开。那我究竟是在顾忌什么呢，我站在朋友的角度上，为什么无动于衷。 ——很多年后，我渐渐明白，我当时之所以没有反击，原因很简单。 ——因为那时，我从未在心底真正地将何汐当作朋友。为了何汐变成别人新的攻击对象，我觉得不值得。 只是那时的我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冷漠和怯懦。不像现在，对于自己所有的阴暗面，长大了的我已能面不改色地照单全收。因为我明白，这就是我。
就是在那节语文课上，我收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对不起。连累你了。” “没事的。我不介意。”我简单地写道。传回去之前，我犹豫了一下，又想了一会儿，提笔在旁边画了一个笑脸。 “没事的。我不介意。^-^ ” 于是我就从那时起开始疏远何汐了。
People move on. 走廊里的私语、冰激凌的香气、黄淑惠清甜的声线、告别的温暖，被我一一从心里取出，毫不留恋地丢掉了，仿佛根本就是不属于我的一样。
夏天刚刚结束。秋意渐浓。
4 被我疏远的何汐在班级里日益孤立，梁羽也将一贯的风格“发扬光大”，班级里讨厌何汐的人越来越多，几乎结成了一个联盟。班级里最会来事儿最聒噪的几个，都是联盟的一员。 就连老师，我也怀疑和他们心有灵犀。 某次数学课结束的时候，班主任说要占用一点时间讲一讲纪律。老生常谈几句后，在年级里素以毒舌著称的班主任说：“上周会考，某些女生以为考试就不用穿校服，抓住机会花枝招展。穿别的也行，但能正常点儿么？何汐，你衣服上扎了那么大一根丝带，你觉得好看吗？你想过大家面对你时的感受吗？我的大学哲学课老师说过一句话，‘你不美，因为你还没有丑到极致。’” 我记得当时包括我在内，全班人都笑得垮在课桌上。没有人质疑，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全班面前，一个老师是否有权利，如此折辱学生的尊严。
而那时我和何汐已经不再亲近。 好几次，何汐被折辱被排挤，而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岿然不动，整个人，从内到外地寂静无声。 她搜索我的目光时，我没有躲，而是迎上去，用一种空洞的眼神和她彼此对望，我们好像站在黄昏的旷野，目光交接，漆黑的瞳孔像两片静默的湖，耳边都是风声。 最终她垂下眼帘，拢了拢目光走回自己的座位。 我则不动声色地松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个时候，梁羽他们都会在教室的另一角看着我。
后来我和梁羽成为了同桌，我从开始的不解，到后来在梁羽的引导下渐渐“发现”了何汐的缺点。爱说谎，虚荣，和男生在一起时没分寸，等等等等。 我无意为自己开脱，但这些确确实实存在在何汐身上的特点，我在此前并没有发觉。也可能是，它们的确显现出来了，却被我忽视了。 总之，在发现了何汐的种种缺点之后，我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在他们嘲笑讽刺何汐的时候，笑得和他们一样开心，欢天喜地。 我已经记不太清自己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态了，我只知道那个时候，我是麻木的。 由班主任贡献的那句话，变成了攻击何樨时可以无限次使用的大招。只要何汐在教室，时不时的就能够听见这句话。 有人盗了何汐的QQ号，在她的空间里乱发东西。 当然，我们作践何樨的手段，远不止这些。还有更多更龌龊的，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不想大肆渲染。 我们认为自己在制造乐子。 我们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权利，在每一天里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我们不在乎。 人类天生是极其卑鄙的生物，擅长将自己收拾得道貌岸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人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为它安上一个理由。 ——谁让何汐是个贱人呢。 ——大家都这么说，她就是呗。
5 后来，班级里又发生了一件爆炸性的事，在这之后，何汐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而微妙。而对于我们，或者把范围缩小一点，对于我，日后我回忆起它的时候，会感到转瞬即逝的羞耻。
那天早上我到学校的时候，就觉得气氛不太对。我的意思是，整个班级看起来，特别热闹。 他们说，何汐失踪了。 我在座位上坐下，迫不及待地问梁羽：“他们说何汐失踪了？” “嗯。那贱人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现在老师和她家长正满世界找呢。” “是为什么。” “雷博他们干的。” “……他们把她怎么了。”我小心翼翼地问。 “……”梁羽一时有点儿语塞，“你说呢？” “不会是……” “没那么夸张。昨天放学后，他们几个搞卫生，你也知道何汐和男生在一起没分寸也不太自重，就被雷博他们几个围在墙角里了。摸摸捏捏什么的。” “他们胆子太大了吧！” “我早就说何汐不是什么好东西。”梁羽像是英剧里坐在高背椅上的夫人一样，得意地往后边的桌子上一靠“我看她完全是活该，平时不自重，活该她倒霉。这种事不发生在她身上才怪了……” 我赞同地点头。 “苍蝇还不叮无缝的蛋呢。”记得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那天班里像是周一的菜市场，处于青春妙龄的各位此刻都是一副中年家庭妇女的嘴脸。我们抓住每一个短暂的课间，不知疲倦地八卦这件事，狂热地向当事人打听这件事的所有细节。由于一些不必多说的原因，男生们此时也显得格外热情。一时间，教室里大家分成一撮撮的小圈子，谈论着相同的话题。而雷博和王甲荣也像是刚刚离婚时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的王菲李亚鹏一样，被娱记一样的大家团团围了起来。 我们一帮人坐在教室靠墙的一角，把梁羽和雷博围在中间，大声谈论这件事。 “何汐最好别再回来了，有多远滚多远。” 梁羽说话向来口无遮拦，她当时这么问雷博：“喂，感觉怎么样。” 旁边一个男生问：“你摸人家哪儿了？” “摸个P，平平的。”雷博翻了个白眼，我看不出他的态度，隐约觉得他似乎有些不满。 然后我们全都笑起来。
那时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关于同情何汐的论调。她应该被同情。只是那个时候，大家的反应好像是她是失足妇女一样。 我对何汐，不是没有同情。我确实同情她，只是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的、冷漠的、近乎狂热的情感，将我的恻隐堙没了。我很难形容这种感觉。 这种感情有蛇类的触感，滑腻、冰冷、潮湿、令人不寒而栗。 我猜它是懦弱和冷漠。 后来我知道，人们把类似的东西，叫作“恶”。
一周后，他们说，她回来了。 失踪的那几天，她跑去了K城的姑姑家小住。 她应该不会再回这里，出了这样的事，怎么好意思回学校。我们都这么想。 但是她回来了。
那天下午到学校，不到上课时间，班级的门却紧闭着。我有些心惊胆战地推开门，发现全班都一反常态，整整齐齐地坐着。六十几双眼睛，似乎带着热切，齐刷刷向我看过来，看到我的那一瞬间，又仿佛大失所望一样，不感兴趣地移开目光。 我紧张地在座位上坐下，问梁羽：“这什么情况。” “何汐回来了，过一会儿就进教室。”她看了一眼满脸震惊的我，我刚打算开口就被梁羽打断，“我知道，所以说她不要脸啊。她失踪这么久，我们搞了个欢迎仪式呢。” 几分钟后，何汐背着书包进来了。 “何汐你还要不要脸啊。”梁羽尖利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极其突兀。 其他的人好像收到了信号一样，接着，尖酸刻薄的，含沙射影的，还有不加掩饰的脏话，各种各样的骂声在教室里此起彼伏。每一个人都带着十足的恶意。你可以把这个场景想象得夸张一点，因为最Drama的电视剧，也不过如此。 何汐狼狈地穿过教室，一路走到教室后排她的座位上，低着头，看不见表情。身前身后，都是骂声和鄙夷的眼神。 那天下午，秋日的阳光正好，温暖清和的阳光笼罩在每一个人年轻的脸上，好像何汐刚刚转来时，在讲台上自我介绍的那一天。每当我回忆起那天的场景，脑海里便是一连串的蒙太奇，匆匆而过。 后来我看了《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意大利战败后，西西里小镇也获得了解放，莫妮卡贝鲁奇被痛恨她的家庭妇女们托着头发拉到地上，莫妮卡贝鲁奇满脸是血、踉踉跄跄地离开的那一瞬间，她狼狈不堪的背影，让我想起那天下午的何汐。
我们对于何汐愈加厌恶，何樨本人的态度也更明朗。 那天有人抽了何汐的凳子，她没有去找，她明白，除非我们想让她坐，她才能坐。 于是她干脆坐在桌子上，在最后一排，背对着大家，不顾在讲台上声嘶力竭的政治老师，自顾自地玩起了手机。 这个梦境一般诡异的场景，我一直都记得。 何汐坐在课桌上，背对着全班的样子，腰杆挺直的背影，看上去，像是对身后整个世界的轻蔑和拒绝。
之后也不知何汐是怎么了，之前的事对她而言仿佛不存在一样，对人和气而友好，而面对雷博，她居然能够笑出来。 何汐这一招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拿不准她这是怎么了，于是我们说她根本就不知廉耻，毕竟这是我们唯一能想到的解释了。
到了初三，我们在中考的路上挣扎，都没有心情去想怎么整何汐，于是大家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走完了整个初三。
6 说实话，要不是刚才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何汐，我也不会将这些事回忆一遍。
那会儿我刚刚参加完一个同学聚会，被灌了不少酒之后，迷迷瞪瞪地往家走。 走到一家会所门口时，我看见前面的人影，惊得揉了揉眼睛。 是她。她穿着一件刚刚在时尚杂志上出现的一款Miu Miu裙子，似乎喝了酒，走得摇摇晃晃。 她没有看见我，由穿着侍者马甲的男人扶着走出大门，走向一辆停在不远处的黑色保时捷。她坐上去，侍者为她关上了车门。 我突然想起在几天前，初中同学聚会的饭局上，大家说起何汐的近况，我看见何汐在朋友圈里发的图片，各色各样名字复杂的奢侈品。所有图片都没有文字描述，但logo都清晰地显示在照片上。她的朋友圈照片，看起来像是奢侈品展览。很久不见的梁羽说，何汐不是被包养了，就是当了妈妈桑。她亲眼看见的，何汐和一个老头子在一起。 有些人笑着说，她还真是这块料。 我也笑了笑，没说话。 别人说的我可能会相信，梁羽说的，就算了吧。
想到这些让我浑身冰凉。 我安慰自己，何汐只是找了一个富二代的男朋友。 保时捷开走了，我灰头土脸地站在保时捷的尾气里，看着保时捷高傲的背影绝尘而去。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的小沙发上坐下。 我脑海里反反复复地回放那个会员费20万的会所，照片里金光灿灿的奢侈品，锃亮的黑色保时捷，何汐的巴掌小脸在俱乐部的灯光下，一片惨白。 所有的景象在脑海里“突突”地闪烁，不肯善罢甘休似的一遍遍触撞我已经不堪一击的矜持。我把头埋进臂弯。我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到无动于衷的地步，我的矜持也绝不允许我为此失声恸哭。 外面开始下雨了，几滴细碎的雨滴打在窗户上。 我无法判定她变成这样，和我们有没有关系，我只是在一瞬间，将几年前就该付出的愧悔，在此刻集中爆发。 长大的我早已能够坦然面对自己曾经做的一切。 究其原因，我只是不想成为异类。我不想在大家的矛头全部指向何汐的时候，作唯一一个挡在她身前的人。我没有那个胆量。我的狂热，也只是我的自我催眠。 我在想，也许当时和我一样的人，在班里不在少数。 而我们从一开始，是这样的么。
刚上小学的时候，在英语辅导班的一次圣诞联欢会上，两个外教拿了一盒进口巧克力来发，孩子们围成一个圆圈，他们把巧克力抛洒撒在圆圈中间。 孩子们蜂拥而上，互相推搡着去抢。 我看着这场景，觉得那些挤成一团的小孩蠢得不可救药，于是端坐在自己的小椅子上，冷眼看着即将失控的场面。 一把把小椅子围成的圆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端坐在圆边上。 到了高中，一次历史课上，全班组织看一部访谈纪录片。 受访的老兵在镜头前谈起自己的过去。苍颜白发的老人说起亡妻时老泪纵横，他站在亡妻土坟前的背影，令人想起苏轼的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我虽然感动，却没有哭。但当我左右看看，发现前后左右都已泪眼蒙眬，我陡然不安甚至是惊慌起来，我下意识低下头，仿佛是怕被别人发现我没有哭一样，又抬头看了一眼老人佝偻的背影，不停暗示自己这多么令人感动，我甚至将《江城子》配着画面，默默吟了一遍，在眼底感到灼热的温度时，迅速眨了眨眼睛。 一滴眼泪流出来时，我终于松了口气。 我有些心虚地接过同桌递来的纸巾，装模作样地擦了擦早已干涸的眼角。
我常常想。 人究竟是越活越像个人样，还是越活越不像人。究竟是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渐渐发现自己，还是在尘世的喧闹里失去本我。 每一个人，都死在长大的路上。 我们出于怯懦和卑劣，与多数派发出一样的声音，于是世上便有了【群体】，那么这个【群体】，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吗，还是人类的劣根性所创造的假象。如果真的这样，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是否还有意义。 人们在渐渐成熟的过程中，开始认同多数，或者说，【群体】的想法，【个体】却往往成为了媚俗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的【群体】，毫无疑问，是自我催眠的结果。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集体的催眠下，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是被催眠的。 但谁会思考这些问题呢，人们忙于在滚滚红尘中挣扎，无暇去质疑什么【群体】和【个体】。即便是我这样多愁善感的神经病，对于这样的问题也渐渐怠惰敷衍起来。这些神道虚无的问题，先哲们没有给出答案，那就留给未来的哲学家吧。
7 妈妈在外面敲门，我打开门，接过一盒抹茶冰激凌。 我盘腿坐在小沙发里，之前那种翻江倒海一样的愧悔，现在已不再那样强烈。 “说到底……路是她自己选的…其实和我们应该…不对，就是没有关系。” 果然负罪感这东西是有时效的，人一生做的错事太多，它是被悲伤还要廉价的情感。[？] 你不会一直愧悔。你想起那件事，你愧悔一下，你随后忘记那件事，愧悔亦随之淡去，仿佛不曾存在过。你忘记它如同拂去桌面上可有可无的尘埃。 有时人们需要一些让自己轻松的理由。人生已经很艰难了，在人生的种种艰难中，愧悔这种无用的感情，理应让位。 米兰·昆德拉总结出人们不再愧悔的理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 我大概只有在听见那首《热气球》时，才能够短暂地想起她，然后为她愧悔一首歌的时间吧。 我茫茫然坐在窗户边上，等待自己的负罪感平复、消失。
太宰治提到过“人间失格”的概念，叶藏逃避现实生活堕落便说是人间失格。其实我们这样的人，从某种角度而言，也算是“人间失格”吧。不过，我可不像叶藏那么没出息，只会胆怯地躲在老鼠洞一样的窝里，太愚蠢了。我知道人是可怕邪恶的生物，我也深深恐惧着世人，所以就更要为了自己，拿出勇气去战斗、抗争，不能受他们所困。形式，方法都无所谓，只不过是变得更加无耻而已，不对，“无耻”这个词也太尖锐了，不如说是厚脸皮吧。我觉得自己现在也算是带着标签的坏人了吧。说不定在他人眼里，我也是可怕的世人中的一员呢。 冰凉的抹茶冰激凌在口中化开变成馥郁的香气，窗外那一点点若有若无的雨汽在夏日的高温里迅速蒸发，玻璃窗上稀疏断续的雨线此刻变成一点点灰色的水渍，带着尘与泥，暴露在灯下。
房间里闷得慌，我于是放下冰激凌走到客厅。 哥哥在吃西瓜，我走过去说：“吃独食哪。”一边踢了一下他，哥哥笑着躲闪，递给我一片西瓜。 刚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西瓜还冒着冷气，我忘记了房间里正在慢慢融化的冰激凌，夏天这么闷热，我和哥哥一起在阳台上大口吃起西瓜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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