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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文化的特殊背景 1.乡土文化 中国自古便是农立国，现在还有八成左右的人口以务农为业。对于农人，土地是命根子，是使他们累世居于同一地方的重要因素。乡土的社会是一个彼此熟悉的社会，不单人与人之间十分相熟，就是一切风俗和习惯，甚至地面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和在这地上长大起来的人结下不解之缘。这些人是一群靠「礼俗」而团结起来的有机体，一切规矩都是靠亲身生活 体验而熟习过来的。在乡土社会中没有，也毋需有「次级团体」。次级团体是由一群按着相同的目标而组成，例如工会、教师联会、护士协会等等，乡村里又怎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人呢？没有次级团体，也就不需要有人为的规章或法制；这是乡土社会没有法治观念和守法精神的重要原因。再说，乡下人什么都讲信用，他们不需要立约、签字、画押这一套。他们会认为在一个礼俗和相熟的社会中，要动用法律去保障人与人的交往，实在是「太见外了」！ 乡土社会的人最能直接经验到的当然是「家」；当一个家在同一地方发展了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后，也就成了「家族」。中国人重视家族，而且这个家族并没有什么范围，大的可以达到「一表三千里」以外。由于家族没有什么法定的范围，所以有钱的人自然便有很多亲戚，而贫穷人就是在自己的斗室中，也会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伤感。这是中国人容易感受到世态炎凉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的家族也是一个事业组织。规模小的事业只靠两夫妇便可应付了；大一点的，便非靠兄弟叔伯等一起去合作不可。这样的大家庭，实际上承担了经济、宗教、教育，和一个小小社会的功能。由于家庭也可以很复杂，所以渐渐便产生了类似法律的「家法」，家内的人都要按着自己的辈份和身份去生活，例如夫妇要相敬如宾，女子有三从四德的标准等等。「家法」排斥感情，所以在传统的中国人家里，情感的发泄和疏导，几乎占不上什么位置。 农业社会是一个千百年来都不变的社会，一切的经验都可以世世代代地相传下去，而且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上的一切问题。一个农夫所遇到的只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的季节循环，而不是时代的变更或社会制度的突变。前人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案，尽可作为后代任何人的生活指南，而且愈古的经验，如能证明有效，也愈值得保守。所以「言必尧舜」也就成了乡土社会的最高智能和最佳保障。 乡土社会的家是一种「差序」的结构，是由个人到家，由家到家族、国家和天下。在这差序之中，有一个中心，就是「自我」，即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从自我向外推演出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国社会原没有个人主义（指个人的独立性、权利和尊严），因为他的最基本存在是「家的一分子」。但中国人也可以十分自私，他可以为家而牺牲族，为族而牺牲国。因为中国人认为个人和家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和起点；而实际上，国家对一个乡下人来说，也实在是一个很遥远的实体。他们对国家的义务，除了战时的服兵役外，便只有年年的纳粮罢了。所谓「交了粮，自在王」，乡下人最理想的生活，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忘时」生活。 孙中山说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团体观念，这与中国人的乡土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2.大陆特性 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大陆文化，在整部诗经和楚辞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海」的记载。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我们也可以说：海洋的文化（例如欧西文化）好象智者，大陆的文化好象仁者；前者的特点是智，后者的特点是仁。智者的海洋文化动，而仁者的大陆文化静。 海洋波澜壮阔，变幻莫测，遇上风暴，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透过海洋去发现的新大陆、新人种和新文化，可以把人的智能、潜能和想象力，尽量地引发出来。而大陆的变化却是缓慢的、不知不觉的，即使暴风雨的来临，也可以成为诗人袁牧笔下清新可爱的小诗：「雨过山洗容，云来山入梦；云雨自往来，青山原不动。」中国文化就是一个这样平淡舒徐，屹立如山的文化。一种清新、落实、中庸、不极端、不激进的文化。中国文化成长于不知不觉之中，变换于无人能察觉之下，正如四时的代序、草木的发荣，「不见其生，日有所长」。中国连教育也要达到如「春风化雨」一般的地步，所谓「礼之教化也微……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也。」（礼记．经解） 大陆人的智能是深沉的，不露形迹的，他们对生命的体会十分深刻，因为那是千百年来，面对着同样的环境和同样的事物所萌发出来的自觉和领悟。 中国人对于由经年累月所培养出来的智能，也因此表现得十分执着，因为那不是学来，或由外面拾来，而是经过无穷的日子累积起来的。中国人的智能就是中国人生命的一部分，因为它是和整个民族一起长成的。 3.月亮的民族 中国的历法虽然是阴阳合历（例如中国的春分和秋分等日期，便与阳历相同），但主要还是按月亮的变化而计算日子。月亮的民族与太阳的民族，在性格上有相当大的差异。太阳是一条线地东升西落，永远向前的；月亮却有「阴晴圆缺」，有一种周而复始的变化；它每晚的样子都不相同，但在不同之中，它的变化程序却是每个月都相同的。这是一种既「变动」又「常恒」的循环，代表创造性和规律性的结合。太阳的民族不强调循环，他们喜欢义无反顾地往前直冲，这是一种进取性和征服性的表现。月亮的民族则强调在创造和生生不息中的循环、规律和限制。月亮民族不强调一往直前的创发，而强调和谐与顺天应人。他们认为生命的最高智能，在乎能接受限制（孔子称之为「天命」），而又能稳步地成长；在人生成败得失的循环中，能保持着「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的乐天知命的安详态度。月亮民族在参透生命之后，内心所享的安宁，就像秋天的夜空那样澄朗、悠久而宁静。 4.感受大自然的脉搏 大陆和月亮两者使中国人对大自然产生了感情，也使中国人愿意追随大自然的节奏，成为一个能感受大自然脉搏的民族。中国人的这种性格很清楚的反映在他们的节日上。农历中的廿四节气，是大自然变化和跳动的脉搏，告诉人们大自然在循环和运转到了那一个阶段。中国人的节日，也多与大自然有关。例如：清明与重阳是正当春夏之交、秋冬之际，适宜登高远足，并藉此机会而追怀先人；端午是在初夏之时，最宜在绿波中畅泳，连带缅怀民族中一位代表忠勇与节烈的豪杰之士──屈原；而夏夜与中秋，天朗气清、星月皎洁，最宜在庭园或田野中仰观天象，欣赏宇宙的玄奥与造化的神奇，于是七月七日的乞巧节和八月十五的中秋节也就应运而生了。中国人最看重的农历新年，也是与大自然和月亮有关的。除夕是过去一年的终结，以残月来代表；初一则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开始，以新月亮来象征，直至十五的元宵佳节，月亮变化到最圆满的时候，新年才正式结束，代表新年的意义，正是一个由月缺到月圆，由旧到新的过程和创造。生命于是充满生机，新年于是充满希望。 多少年来，中国的节日把人带到大自然的怀抱里，让人能欣赏天地的辽阔、历史的悠长，和人生的奥妙。中国的节日把人与自然和历史联系在一起，使人对大自然和对过去产生一份亲和的感情，对自然产生敏锐的观察力，对历史产生抚今追昔，和承先启后的责任感。当然，在这些优点的背后，仍是有它的特殊缺点的：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使人不能产生征服自然的意愿；而对历史的承担感，则会使人失去全面地批判历史的勇气。所以中国很少像张衡和徐光启那样的科学家，也很少有王船山和黄宗羲那类能反省历史错误的史学家。这是我们今后当努力的方向。 5.匮乏经济 匮乏经济也许是科技发展前的一种世界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但中国却发展了自己独有的应付这种困境的「人生哲学」，那便是中国人的安贫乐道和知足常乐的思想。中国人在面对饥饿、贫困的逆境时，所强调的是修己顺天，而不是修天顺己。贫穷在许多中国先哲的口中，在许多圣贤豪杰和隐逸之士的生活里，并不见得是一种缺憾，反而能显出一个有道之士的高尚品格。三餐不继的颜回、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捉襟见肘的曾参，都是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好表样。庄子也形容自己是「贫也，非惫也」（庄子．山木篇），显出一个人可以贫穷，但并不代表精神上的疲乏和委靡。庄子内心充满活泼的生机，他所缺的不过是物质条件。 匮乏的经济加上知足的信念，是中国不能发展科学以「厚生」的其中一个因素。 （二）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 1.独创而不断 中国文化是一个独自创发、独自发展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耕耘和创造的成果。无论中国文化是好是坏，它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它具有这个民族祖先明显的烙印。反观希腊文化，它在发展的初期，已有机会接触像埃及文化那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中国文化又是连绵不断、发展至今的文化，它的成就也许不能令世界震惊，但它的生命力确已证明能经得起四千多年的挑战和考验。 2.自具特征 中国文化中有些现象是十分独特的，例如方块字、绘画和音乐都是。中国人各地口音不同，而能应用同一的文字，这是其它文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中国人自己不去好好地发展自己的文化，中国文化将逐渐枯萎，甚至消失；因为并没有其它的民族可以代替中国人去发展中国文化，其它文化也不可能代替中国的文化。 3.同化力强，影响深远 中国文化也许发展得很早，而且本身有很多优点，所以虽然多次被外族入侵和统治，都能一一使这些外族人同化（即汉化）。中国文化的「势力范围」也是很广远和很深刻的。中国内陆虽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现象，但在中国国内，几乎凡是有人烟的地方，就有中国文化的痕迹，即如所有家庭都是儒家式的讲伦常秩序的家庭，便是例子。中国的邻邦如越南、韩国、日本和南洋一带，多少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散居在世界各国的华侨，即使是过了好几代，还不失他们身为中国人的本色。许多老华侨都希望能在中国的故乡安享晚年，或至少在死后能安葬于他们祖先所生活过的土地。可见落叶归根的中国文化思想，仍牢牢地抓着许多炎黄子孙的心灵。 4.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大的一个民族。单以汉族人来计算便有九亿四千多万人，连同中国境内的五十六个少数民族的六千万人在内，共有超过十亿的人口。换句话说，世界上每四个人中，便有一个是中国人，有一个以方块字作为他们的沟通工具的人。中国能成为一个大族，有同一的文化，除了靠方块字的联系力之外，也许还应归功于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的天下一家的理想，怀远人的国策，和同姓不婚（以便向外通婚）的习俗。此外，中国汉唐时代的军威与声望的远播，或甚至在中国贫弱时所遭遇的武力上的失败，都是使汉族扩大或与其它民族融合的直接原因。 中国的广土众民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是使中国不易亡，二是使中国不易兴。中国宛如一条巨大而笨重的潜龙，要杀掉牠并不容易。要牠腾跃高飞，更是不易。 5.好古、崇古与历久不变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历史癖」的民族，它的历史典籍若以数量来计算，到现在为止仍稳占世界第一位。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国人就以编年史的方式写历史。孔子所着的春秋便是一部由公元前722 年至公元前481 年之间的历史书。公元前91年，司马迁完成了史学上最杰出的著作──史记。据美国达巴斯（Homer H.Dubs）的计算，如果把中国的廿五史译为英文，便足够印行每册五百页的书共四百五十大册；这么多的字，还只是译到公元1644年明朝末年而已！ 数千年来的中国名人，到现在还活在老百姓的心中，许多圣贤豪杰，如万世师表的孔子、义薄云天的关云长等，更成了老百姓心中的神明。中国的姓氏也是世界少有的，许多姓差不多都可以上溯到两三千年之前。这种深厚的历史意识，使中国人深深地植根在中国的土壤里，成为一个记忆力特强的民族。至于保守力强、言必尧舜、在诗文中好用典故、在灯谜中喜欢用大量的古代知识和故事、许多文学名著都要假托古人的名字等等，不过是中国人爱好历史和好古的一些具体表现。至于孔子的名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更成了中国人好古、慕古的典范，而且从此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传统指导型」的社会。 崇古性格在社会或经济上的结果，就是中国人有一个历久不变的社会，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事实上，中国文化是太好和太成熟了，以致近代人梁漱溟称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的早熟」。它本来不该在两三千年以前，便已经能触到人类生命的各种现实。由于它太成熟，所以令后来的人只知刻意保存、钻研，和在这些「文化遗产」中去发掘；因而在社会情况发生了突变之后（如西风东渐、工业革命、民主浪潮等等），中国人反而不能创造新的文化，去适应新的社会。 6.没有真正阶级的社会 近代许多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便没有真正的、狭义的阶级；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而持久的对立。贫穷人在中国的旧社会中也许受 中国原是个散漫的社会，甚至国家也不像我们现在所称的国家。没有阶级间有系统而长久的对抗，也就很难孕育出求解放、求平等，或讲权利、讲义务的思想来，而且也不会讲究权力间的制衡，或阶级间的和平相处，更制订不出保障人权，使人免受剥削的法律。这也是中国不能产生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 以伦理为本位，或以伦理为整个生活的中心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中国文化中，伦理笼罩着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它成了社会和国家的基础也几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和作用。 1.以安定和谐为鹄的 中国人爱说「平安是福」或说「平安二字值千金」。他们最希望的是家庭「上和下睦」、「老少平安」。他们并不懂或不热中于心理学和人际关系的技巧，他们只知持家待人有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和」，所谓「家和万事兴」，和气才会致祥；总之是万事以「和」为贵。他们希望邻舍之间能「相安无事」，社会是一个令人「安居乐业」的社会，国家则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中国人甚至希望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同的世界，在那里「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礼记．大同篇），是一片充满仁爱与和平的乐土。 除此之外，中国人还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希望进一步做到「赞天地之化育」和「与天地参」的地步，那是一种人我一体、民胞物与和天人交融的无上境界。 在求和谐、求安定的强烈愿望推动下，中国人较倾向于和平，国家通常也有「怀远人」的政策，而治理人民的最高准则是为政以德和无为而治，不用压迫和暴力。 中国人深懂「息事宁人」的可贵，因此便形成了一个无讼的社会，打官司变成一种近乎羞耻的事。所以相传在某衙门曾有一副这样的对联：「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其实，中国人即使在有事时，也有「生不入公门，死不入地狱」的想法，他们宁愿在庭外「和解」，也不愿对簿公堂。当两个人发生争执时，如果一方首先动手打人，无论他的理由多么充分，也会被认为蛮不讲理。因为在中国人的眼中，理由归理由，打人、动武却总是不对的。在这种思想下，中国人也变成了一个不喜欢斗争的民族，一群有惊人的忍辱负重能力的人。中国人的这种顺民性格，使他们的处世智能变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他们的怕事心理，有时也会使他们在面对不义和压迫时，不敢挺身而出。 怎样才可以达到安定与和谐呢？儒家的答案是「建立一个伦理的社会」，一个讲名分、礼法、秩序和义务（很少提权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人都有自己的身份，都要按照一定的伦理或道德规范去生活。这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社会。更具体一点说，在这个社会中，应该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或者是如大学所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儒家认为，如果人人能按自己的身份去生活，社会一定会达致和谐安定，正如孔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在强调和谐时，中国文化并未指出和谐的根基是公平和正义。又因为中国文化强调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不讲权利，也就无公平和正义可言。 2.以修齐治平为次序 修齐治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认为安定和谐的社会绝不能一蹴而至，而应由自己做起，并由近及远，即按着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个方向去努力。在这修齐治平的次序中，「家」可说是整个过程的中心和「总站」；因为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只能做到「齐家」的地步，而少有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齐家的重要工具是孝，所以钱穆及谢幼伟称中国文化实质上是一个「孝的文化」。 中国人对孝十分重视，中国的圣人、贤人、哲学和文学家等，虽然曾提出过许多道德的项目，如礼义廉耻或智仁勇等，但最能深入民间，落实于广大的中国人生活中的，大概首先要数「孝」字了。中国的四书五经有许多关于孝的叙述，全本孝经都是关于孝的阐释，至于廿四孝更是一些广泛地流传于民间中教人尽孝的故事。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关于孝道的通俗小说和关于孝行的因果报应的故事。 中国人认为「百行孝为先」，孔子也说孝弟是仁之本，是做人的根本起点；孝子对父母不单生前要孝敬，死后也要怀念，达到「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或「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的要求。孟子以为「大孝终身慕父母」（孟子．万章上），而「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万章上）。孝经以为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而「人之行，莫大于孝」。曾子则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曾子几乎把人的一切社会义务都包括在孝的范围内，例如他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曾子大孝）因为曾子以为一个人要做到「国人皆称愿（即称誉）焉」，才算尊亲，才算孝。他还以为孝的推广可以「塞于天地，衡于四海，施诸后世，放诸四海而皆准」（曾子大孝），这样的孝是个人修养、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世界太平的基础。 儒家虽然主张「孝顺」、「无违」、「三年无改于父道」，但并不教人一味盲从父母。孝经主张要有能谏诤父母的「争子」，曾子更教人要「以正致谏」，即以正道去劝谏父母，因为「从而不谏，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后来中国旧家庭所发展出来的「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及其它不合理的「愚孝」，都不是孝的精神，而是中国人对孝道的阐释太过极端所衍生出的流弊。 中国人一方面说要经由齐家而至治国平天下，但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却由于在治平的功夫上力有不逮，所以事实上只能以齐家为重点（甚至终点），所以一旦家的利益与国的利益产生冲突时，许多人都宁可以家为重，舜本身便是个例子。根据孟子的理论，如果「舜为天子……瞽瞍（舜的父亲）杀人」则国家自然应该逮捕这杀人者，并将他绳之于法。但作为孝子的舜，怎可杀父亲？所以舜便只好采取拋弃江山，而拯救父亲的途径，「窃负（瞽瞍）而逃，遵海滨而居，终身欣然，乐以忘天下。」（孟子．尽心上）忠孝不能两全而取孝，这是许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使不少中国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成为中国不能强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3.以修身为本 在中国的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关于修身的言论；事实上，整部论语，差不多都是一些直接或间接教人修身的话。 孔子认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这个「本」就是修身，是按「孝弟」的标准而实践的生活。修身是所有人的责任，没有人可以例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人能修身，便可以登上人格的高峰，因为「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因为人人都有「仁、义、礼、智」的善端（孟子．公孙丑上），而且「为仁由己」（论语．颜渊），问题只是人能不能下定决心和愿不愿意努力。 修身的功夫在「克己」。克己是达到人格最高境界──仁──的途径，这便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此外还要不断地学。但这个「学」不单是指知识的增加」而更是指道德生活的充实。中国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伦理道德的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自始即把伦理道德放在知识之上。知识不是为自己存在，而是为生活存在，为道德服务。中国文化追求的不单是真，而更是善，这便是伦理。举例来说，中个人如果能「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便说他「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他谆谆训诲弟子的，是先生活、后学问，所以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他还认为「好学」的人应该具备「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的高尚品格。如果我们在道德上没有长进，在与人交往碰壁，孔子便要求我们最好先「自省」，即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子自己便常常省察自己的行为和生活，他说：「吾日三省吾身」（学而）。孔子提醒人：「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他曾明言自己最大的忧虑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 修身的后果，在个人方面要做到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去人欲，存天理」；在待人方面要做到忠恕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社会方面则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修身的方法更简单，只要采取和他人易地而处的絜矩之道便可以了。絜矩之道就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大学） 4.向里用力的人生观 中国人在修养功夫上很强调「自我要求」和「自我努力」，形成一种很强烈的「向里用力」的人生观。 在一个以伦理为本的社会中，人几乎要负起无穷的责任。中国文化讲义务而不讲权利，认为人在彼此相处时，大家必须以对方的利益为依归。中庸引述孔子的话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意思就是：人应该把他所要求儿子的，先拿出来对待自己的父亲；把所要求朋友的，先拿出来对待自己的朋友。中国人的这种「自我要求」的精神，也是有它的必要的，因为中国人的生活中心就是家庭，他既不能离开家庭，也不忍离开家庭，如果家庭的人际关系弄得不好，家便变成了人间的地狱，社会也将谴责这样的家庭。所以人无论如何都要使这家庭好好地维持下去；而人唯一能作的，便是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别人。东汉的徐中干说得对：「防寒莫善于加衣，止谤莫如修身，防暑莫善于近水」（中论）。如果一个人不能向法官控告不慈的父母，他便只有走另外的，也是唯一的途径：尽孝，以博取父母的欢心。中国文化绝早便已发展出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容忍、吃亏等价值观念。「忍一时无忧自在，退一步海阔天空」、「吃亏长见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通俗格言，都成了中国人家传户晓的智能。 中国人相信只要努力、肯积德，人人都有出头之日。所以修身的最重要座右铭就是立志、自励和发奋。读书必须「寒窗苦读」，其它人也都需要脚踏实地，「咬紧牙关做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虽然有赌博的玩意，却无「搏杀」的风气，也很少有侥幸的成功机会。中国人相信成功的关键只有一个，就是勤俭，而勤俭也确实成了许多人兴家创业的法宝。这一切都是中国人的自我要求精神的实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向里用力的人生。 当中国人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大多只会怨命，怨「祖宗无阴功」，或怨「风水」和「八字」不好。这种自怨自艾的心态，也是一种「向里用力」的人生态度的反映。 中国人发明了孝、弟、勤、俭四个字，并把他们作为自己一生的修身的方向。「孝弟」用于人伦，「勤俭」用于职业，或作为持家之道。这都是一般的老百姓所易知、易明和易行的道理。所以他们一直都是中国人不离口的箴言。这四个字的基本精神，说到底，也无非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要求自己去过一种「向里用力」的生活。 5.以伦理辅宗教 中国人很有宗教感，但似乎已经把宗教「伦理化」了。中国文化既以伦理为本，所以也要使宗教为伦理道德而服务，使宗教能产生有益世道人心的作用。中国人并不斤斤计较于教义本身的问题，也没有正式负责阐释教义的中心权力，对宗教的解释也无所谓正统与不正统，只要能说得通，也可将就过去了。在中国，很少发生宗教战争，更少有为了宗教教义的问题而产生迫害「异端者」的现象。中国人甚至可以承认所有宗教都各具优点，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三教（儒、释、道）归一的主张。那些拜神、拜佛又同时祭祖祀孔的人，在中国为数不少，别人也绝不会以为他们的信仰不纯、不诚。 立地以上承天，承天道以隆人，是中国文化对宗教的基本态度，因为中国人相信伦理与宗教可以合一、对照、和互相增益。儒家尤其相信宗教可融于人文，因为天人之道都同是仁道，人德可同于天德，人性可通于天命而一同臻于至善。在人的仁心与善性之中，可以见到天心与神性的影子；当人达到至诚的境界时，也就达到如神如天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极富伦理味道的「人文宗教」。 中国人的敬礼对象有三，就是：尊天，敬祖，崇德报功。尊天敬祖，是中国文化返本复始精神的流露，因为中国人相信「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性），天和祖都是人生命的来源，是人活命之所系，人自然应当报答、景仰、爱慕甚至崇奉。这种返本复始的精神，使中国人对生命、对事物和对历史都很「有情」。他们舍不得拋下、或遗弃已有的一切，而独自迎向未来。中国人就是送行，也要送到十里长亭之外。这种依依不舍的心情，揭露了中国人对友情、对往昔、对所拥有的一切的无尽情意。返本复始的精神，使中国人要设法让「古者化为新，而新者通于古」。要把自己一刀从根源中切断下来，中国人是难于做到的。 除尊天敬祖外，中国人也「崇德报功」。中国人敬仰那些对人类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有功 的人，感念他们的功德，和他们为人类所付出过的辛劳。在中国人的「宗教感」中，伟大的人物并未死去，至少他们的精神仍在，而且将永留人间。苏轼在他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便表达过这种信念：「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其实便是生命永恒和精神不死的一种明确宣言。中国文化不提倡个人主义，中国人也就相信生命不单是一个人的问题。生命虽有个人的幅度，但更有家庭、民族、历史的幅度。人是整个人类的一份子，有永恒的价值和命运，因此中国人也格外重视「千古」、「天长地久」的观念，并认为能「流芳百世」，也就与上了永生的天堂无异。 中国文化要把宗教和伦理整合在一起的努力，也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器物」中看出来。中国古代的器物是一种祭器和文物的混合，例如殷周的鼎彝，既可用于祭祀，亦可用于饮酒、接待宾客，或作其它礼仪上的用途。它既有宗教价值，又有文化意义。这种鼎彝多以青铜合金制成，非常笨重，而且上面通常刻有「子孙万年用」或「子孙永保」等字眼，很能表现出中国人对民族生命的现在与未来的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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