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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叛逆， 五六岁坚拒缠脚，13岁自己写信退婚 清朝末年，随着许多西方社会理念的流入，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传统中国妇女的地位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很多接受新思想的女性开始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郑毓秀正是其中的代表。 郑毓秀1891年出生于广东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是户部的官吏，家庭礼教观念很浓。她的母亲常常教她诵读经文。然而郑毓秀天性叛逆，对“三从四德”的规训置之脑后。当时裹脚的风俗依然盛行，但是任凭家人软硬兼施，年仅五六岁的郑毓秀坚决不让缠脚，家人无可奈何，从此她逃离了裹脚的命运。 郑毓秀13岁的时候，祖母为她订了一门亲事，婚约对象是当时两广总督的儿子。郑毓秀对此颇为不满，甚至还自己写信给自己的未婚夫，申明解除婚约。此举一出，一片哗然。此后郑毓秀迫不得已离家出走。 1907年的时候，她与姐姐去日本留学，接触到当时在日本活动的同盟会，十分认同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思想，认定只有彻底打破腐朽的秩序，才能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过了一年，经廖仲恺介绍，她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不久，郑毓秀回国从事革命活动。
革命女侠， 第一个刺杀目标就是袁世凯 清末革命党人开始的时候由于资源有限，斗争的手段主要以局部地区武装起义为主，暗杀政府要员为辅，通过这样的方式打击清政府的力量。作为同盟会的精英，郑毓秀多次参与了革命党人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其使用的炸弹正是由郑毓秀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运用各种关系躲过了层层审查，才送到汪精卫的手中的。辛亥革命期间，郑毓秀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也曾亲自执行对当局政府要员的刺杀。 郑毓秀第一个刺杀的目标，就是后来成为民国总统又复辟为皇帝的袁世凯。当时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反清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镇压革命党人活动。于是，袁世凯就成为革命党人首要的刺杀目标。 为了能够成功杀死袁世凯，郑毓秀等革命党人事先安排志士分成几组，准备在预定地点向袁世凯投掷炸弹。1912年1月15日，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郑毓秀突然接到同盟会驻北京支部的紧急命令，放弃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因为最新情况表明，真正阻碍南北议和的是良弼为首的宗社党，而不是袁世凯。郑毓秀连夜行动通知战友，但部分未接到通知的战友已经开始按原计划实施刺杀行动，郑毓秀无奈之下也只好赶去现场。 由于计划有变，刺杀以失败告终，参与行动的有十余人被捕。郑毓秀凭借自己的才智，巧妙躲过了追捕。后来去找当记者的外国友人，以他们的名义将其中7名战友保释出狱。后来在制定行刺良弼的计划时，郑毓秀吸取了此次教训。由于事先准备充足，这次行动终于成功。
“以玫瑰为枪”, 反对在巴黎和会的条约上签字 郑毓秀的刺杀行为激怒了袁世凯。1914年，袁世凯决定要暗杀郑毓秀，在这种情况下，郑毓秀被迫出国。 从事革命事业已经有不少年头了，郑毓秀忽然发觉，一个人光有热情还不够，必须要具备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才能有真正的用武之地，于是，她选择了去法国留学。郑毓秀进入法国巴黎大学的前身索邦Sorbonne大学学习，1917年获得硕士学位。1924年，她在巴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法学女博士。郑毓秀在法国的留学生涯可谓多姿多彩，特别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她的义举成为她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巴黎和会上，本以战胜国身份与会的中国，最后却落了一个战败国的待遇，特别是将原本被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划归日本所有的消息传开后，在法华人一片哗然，此时正在法国留学的郑毓秀被人们推举为代表，前去与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谈判。6月27日晚，300多名留法学生和华工包围了陆征祥的下榻地，要求他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然而此时，陆征祥已接到北京政府示意，准备在和约上签字。郑毓秀急中生智，在花园里折了一根玫瑰枝，藏在衣袖里，顶住陆征祥，声色俱厉地说：“你要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最终，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保留了中国政府收回山东的权利。 后来，郑毓秀还将这根玫瑰枝带回中国，在客厅里悬挂多年。 涉足禁区， 成为第一位中国女律师 灿如夏花的留学岁月，不只有革命的激情与热血，更有花季少女的柔情似水。在法兰西，郑毓秀也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也是后来的丈夫——魏道明。魏道明于1930年出任民国南京特别市市长。 魏道明小郑毓秀近10岁。他在江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随父亲到北京，就读于法文学堂。1919年赴法国留学，经同乡介绍认识郑毓秀。起初郑毓秀并未对他多加留意，只将他视为小字辈，后来魏道明也进入巴黎大学法科，成为郑毓秀的学弟，两人经常一起讨论功课，魏道明言谈中肯，有独到之处，得以折服自视甚高的郑毓秀，使她一改原先对他的态度，视魏道明为知己。 1926年，魏道明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不久郑毓秀也返国，年底他们的联合律师事务所就开业了。当时在上海，由于洋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华人与洋人打起官司来十有八九要吃亏，一般律师都不愿意接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案子，但是郑毓秀和魏道明二人不信这个邪，不惜与英法等国领事力争，几番为华人争得权利，于是魏郑律师事务所名声大噪。1927年，郑毓秀与魏道明在杭州结婚。 在当时，虽然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已有所提高，可以从事各种自由职业，但律师这个职业，一直是女性的禁区，比如1915年司法部颁布的章程，其中明确规定律师应为“中华民国之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从法律专业的角度讲，法律规定中的“应该”其实就是必须的意思，如此明文规定的“性别歧视”，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传统。 虽然规定如此，但总有办法。在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后，郑毓秀发现，作为一名取得法国律师牌照的中国人，她可以在法国租界的法庭出现。于是，郑毓秀成为涉足这一禁区的第一个中国女性。 随着经手的案件越来越多，郑毓秀逐渐成为当时数得着的大律师。比如当时名噪一时的梅兰芳孟小冬离婚案，郑毓秀作为孟小冬的代理人出面调解双方，案子最终以梅兰芳支付孟小冬4万元告终。 郑毓秀不畏政府权威。1926年，知名民主人士杨杏佛被捕，郑毓秀出面担任杨的辩护律师，她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政府不断施压，法庭上慷慨陈词，影响甚大。经过郑毓秀等人的努力，杨杏佛成功脱险。 在律师生涯之余，郑毓秀还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里担任过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1927年，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发行院院长，其中上海法政大学校长一职担任了7年之久。教学之外，她还出版了两部对中国法律界卓有贡献的著作。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于1928年成立，郑毓秀被任命为国民党立法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次年1月指定郑毓秀和傅秉常、焦易堂、史尚宽、林彬5人组成民法起草委员会，负责民法的起草工作。 郑毓秀1959年12月16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68岁。夫妇俩晚年漂泊异乡，无论走到哪里，郑毓秀都随身携带着那根法国的玫瑰枝。早已干枯的枝干，被她镶进画框里，悬挂在客厅的墙上，一直到她逝世。有人说，这个在上流社会浮浮沉沉的民国女子，仍然在怀念那个“以玫瑰为枪”的历史瞬间，和那些早已逝去的快意恩仇的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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