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最喜欢的远古陶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人面鱼纹彩陶盆
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前期 仰韶文化
葬具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
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
此彩陶盆呈红色，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
       此盆是新石器时代陶器珍品。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
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有大量的动物形纹饰，如鱼、鹿、蛙等，以鱼纹最为典型。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公认的彩陶艺术精品。类似内容的彩陶盆在遗址中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很像一种特制的葬具。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可能大家都会奇怪，怎么在陶瓷器中我最喜欢的不是康雍乾的瓷器，反而是这些貌似在古董文物中不怎么值钱的远古陶器，特别是红陶器。其实也很简单，这些远古陶器中绘制的图画，就如那些远古的壁画，如贺兰山壁画一样，图案虽然简单却直指人心，它们是人类最原始的心灵体现 ，因为没遮蔽，没现代人的心机，所以是最自由的心灵绘画，而这，却是我们现代人最向往而又不可及的，我真的好厌烦职场中的勾心斗角。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船形彩陶壶
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前期 仰韶文化
水器
1958年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出土
长24.8厘米、高15.6厘米
此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属于随身携带的水壶类物品。壶身形似菱角，顶部有杯状壶口，两个圆环形器耳分列于两侧肩部。在壶口下方、器耳之间的壶体侧面以黑彩绘制网格纹，网格的两侧还有鱼鳍状的三角形纹饰等。陶壶造型由仰韶文化常见的小口尖底瓶转化而来，基本是将纵向的瓶身横置并稍加变形，将瓶口移到壶身的中央，再将本位于瓶身两侧的对称双耳移到壶身的肩部而成。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尤其是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者捕鱼结束将网搭在船边晾晒的情景，从造型设计到装饰纹样，都让人联想到渔船、渔网、捕鱼活动等水上生活场面。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捕鱼的能力已经显著增强，大量鱼镖、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些地区还修造了存储鱼类的窖穴等。从事这些复杂的活动离不开舟船的协助。远古时期舟船均为木质材料，容易腐烂，很难看到完好的实物。长江下游地区出土过独木舟及少量船桨等，资料多不完整。船形彩陶壶是一个独木舟的模型，是人们制造原始舟船、网具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
       这件陶壶的壶身两侧均画有渔网纹，学者认为当时原始人已有划船撒网捕鱼的能力。仰韶文化中有大量的石制网坠，这也证明了当时确已使用渔网捕鱼。根据出土的鱼骨鉴定，仰韶文化的居民所捕的鱼，主要属鲤科类。

 

 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汶口文化 彩陶盉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彩陶盆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彩陶碗

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溪文化 筒形彩陶瓶 

中国国家博物馆 客省庄文化 陶斝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小口尖底陶瓶
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前期 距今约6000年，仰韶文化
1958年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出土
高46.2厘米，口径5.7厘米
此小口尖底瓶呈纺锤状。顶部为一圆形杯状小口，颈部略细于口部。圆肩鼓腹，尖锥形底部，器身中部有对称的双环形耳。颈部以下饰黑彩，上腹部饰细密的斜线纹，其余器表素面磨光。在其腹部两侧的环耳处系绳，汲水时手提绳子将瓶置于水中，因瓶腹是空的，重心在瓶的中上部，瓶就倒置于水中；注满水后，重心移到瓶的中下部，瓶口就朝上直立起来。
       小口尖底瓶器身大多带环状耳，可以穿缀绳索，便于携带或搬动。在不同的地域或不同时期，瓶体会呈现地域区别和分期演变的特征，尤其是瓶口、腹部、底部的形态变化最为显著。从仰韶文化早期至晚期，尖底瓶的口部历经杯形口、双唇口、喇叭口等形状变化，腹部也呈现流线形、球形、折肩等不同形式，时代特征非常突出。
       小口尖底陶瓶的用途说法较多。一般认为它是一种汲水器，利用重心转换原理来调节平衡，可以方便地从河流中取水。也有看法认为可能与原始宗教和礼仪有关，是仰韶文化时期神职人员使用的祭器等。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鹤鱼石斧图彩绘陶缸
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前期 仰韶文化
葬具
1980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
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
此彩绘陶缸外表呈红色，作直壁平底圆筒状。陶缸外壁有彩绘一幅。画面左侧为一只站立的白鹳，通身洁白，圆眼、长嘴、昂首挺立。鹳嘴上衔着一条大鱼，也全身涂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画面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等。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鹳身微微后仰，头颈高扬。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
       陶缸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左绘有鹳鸟一只，昂首挺立，六趾抓地，二目圆睁，口含一条大鱼；右绘一把石斧，斧头捆绑在竖立的木棒上端。
作者为表现鹤的轻柔白羽，把鹳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后代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石斧和鱼的外形则采用“勾线”画法，用简练、流畅的粗线勾勒出轮廓；斧、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后代中国画的“填色”画法。由于这幅画具备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画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中国画的雏形。
彩绘陶缸属于仰韶文化瓮棺葬具，因在河南伊川附近出土较多，故又被称为“伊川缸”。它主要作为成人葬具来使用。普通伊川缸大多造型简单，素朴无彩。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不但施彩，而且构图复杂，在题材选择与画面构思上都强调了图案自身的独立性。一般认为此陶缸应该是氏族首领的葬具。白鹳应是首领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鱼则是敌对氏族的图腾。石斧是权力的标志，是首领所用实物的写真。首领生前曾经率领白鹳氏族同鱼氏族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们将这些事迹寓于图画当中，记录在首领本人的瓮棺上，通过图腾形象与御用武器的顶级组合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以纪念首领的英雄业绩。

 中国国家博物馆 龙山文化 白陶鬹
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后期 大汶口文化
水器或酒器
1959年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出土
高14.8厘米
 此陶鬶呈灰白色。颈部粗短似漏斗状，顶部有斜向的流伸向器身前部。圆环形提梁，上联颈部，下接器身，表面按压成绞索状。腹部略呈球状，腰部有一周横向附加堆纹，表面压印成花边形的装饰。三个肥大的空袋足，呈鼎立形式均匀分布于腹部下方。
       陶鬶是远古时期人们用来烧水或温酒的容器，白陶鬶则是这类器形中的稀有物种。它们以高岭土制作，经1200℃左右的窑温烧造而成，胎壁轻薄，质地坚硬。白陶鬶并非实用器，它可能被置于比较重要的场合，具有礼器的功能。
       中国古代把中原以东的众部族统称为东夷，其活动范围大体在今天的山东、江苏一带。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开始，这里的地域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东夷族以鸟为图腾，其文化中有不少鸟的形象。陶鬶被公认是由各种各样的禽鸟形象演化而来，尤其是鬶颈、鬶口完全模仿鸟首的形神，灵活伸展、昂首向上，融写实与抽象于一体，艺术地彰显出理想中图腾的形象，从而将尚鸟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泰山周围地区，东达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西到鲁西平原东部边缘，南及江苏省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零星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测定其年代约始自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2500年左右发展为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特征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并有少量硬质白陶。这件白陶鬶是由高岭土经1200℃左右的窑温烧制而成的，胎壁较薄，质地却很坚硬，它的出现表现了制陶技术的又一新进步。

中国国家博物馆 马家窑文化 涡纹四系彩陶罐
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后期 马家窑文化
水器或酒器
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征集
高50厘米，口径18.4厘米，底径15.9厘米
此彩陶罐呈敛口鼓腹的瓮状。口沿外侧有四个钩状泥突形成四系，腹部两侧有对称的环状耳。器表饰黑彩，上腹部有旋涡纹绕器一周，在2个大旋涡纹之间各再绘出2个小旋涡纹，旋涡纹带以下有一周水波纹带和弦纹带加以承托。整个画面既像水面被雨滴击起的层层涟漪，又仿佛是湍急的河水激流涌动而形成的一个个大小旋涡。此陶罐以其纹饰精美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彩陶之王”。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形式非常繁缛，多用黑色等粗的线条，采取平行、弯曲或交叉等组合方式绘制。比较经典的图案为几何形的同心圆和旋涡纹等，并有大量鸟纹、鱼纹、蛙纹和蝌蚪纹等动物纹样。人们将自然写实的景象逐渐转化为抽象化的符号图形，再以行云流水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其可观赏程度妙不可言。此时的彩陶制作早已专业化，有专门的制陶工匠，在很多遗址中都发现密集的窑场以及研磨颜料用的石板、分格的调色陶碟和颜料等绘画工具。马家窑文化的先民们既继承又创新地发展了仰韶文化的彩陶技艺，从而把中国远古时期彩陶艺术再次推向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盛世。

中国国家博物馆 马家窑文化 裸体浮雕彩陶壶正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 马家窑文化 裸体浮雕彩陶壶背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 马家窑文化 裸体浮雕彩陶壶

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后期 马家窑文化
酒器
1974年青海省乐都县柳湾出土
高33.4厘米，口径9.2厘米
此彩陶壶呈小口鼓腹造型，腹部两侧有对称的双环形耳。上腹部装饰黑彩图案纹饰，特征和同时期常见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壶装饰差别不大。与众不同的是它的颈部略高，口沿外侈，在壶身彩绘之间还捏塑出一个裸体人像。人像站立，头位于壶的颈部，五官俱备，身躯和四肢位于壶的腹部。双手置腹前，乳头用黑彩加以点绘，在人像下腹处夸张地塑造出生殖器的形象。此外，在壶的颈部背面绘有长发，长发下绘出一只大蛙，在人像两腿的外侧也绘着蛙纹。
裸体浮雕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在数以万计的彩陶器皿中脱颖而出，被誉为稀世艺术珍品。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一般认为这是一个集男、女为一体的两性人，是一种男女同体的崇拜物，与远古时期的萨满有关。在萨满教信仰中，两性人往往是天和地、神与人的中介，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可以将人的祈求、愿望转达给神，也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此外，关于人像也有单一女性或男性的不同说法，分别寓意女性崇拜、生殖崇拜或父权制度下男性崇拜的象征。

中国国家博物馆 辛店文化 陶罐

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汶口文化 彩陶背壶
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后期 大汶口文化
盛水器
1959年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墓地第10号墓出土
高16.9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6厘米
此彩陶背壶呈红色，高领、圆腹、平底。壶的腹部很有特色，一面鼓腹，另一面扁平，两侧各有一个对称的环状耳，鼓腹中部与扁平面相对的部位还有一个带横向穿孔的鼻形小钮。壶面施彩，图案绚丽。先以黑彩描绘出基本的图案花纹，再用白彩在黑彩上勾勒轮廓或以圆点纹饰等进行点缀。图案由上至下分为几个部分，分别形成不同的纹饰带。最顶部位于口沿外侧，绘三个等距离的黑白彩同心圆。肩部由两条平行线构成一个图框，内填多个黑地白彩涡纹。腹部饰大块的三角纹，一正一反交错排列，构成连续的纹饰带。底部绘两道横向平行排列的联珠纹，均为在黑地上添加的白色亮点，对比非常鲜明。
       背壶是大汶口文化特有的水器，可以盛水或用来汲水，固定在背上，行走时不用担心壶内的水溅出或倾覆。背壶腹部的一侧面加工成扁平造型，扩大了壶身与人体接触的面积，既增加了稳定性，又避免了鼓腹对人体的压迫，在实用性与舒适度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大汶口文化的背壶多为红陶，一般素面不加修饰。这件彩陶背壶被发现于墓中，体积小巧，外观华丽，显然非实用器，可能是一件专门制作的明器。
       壶的腹壁一面扁平，两侧各有一环耳，另一面中部有一竖鼻与扁平腹部的一面相对，3个附耳系绳之后便于背在肩后携带。背壶为细泥红陶，近口沿处绘有3个等距离的黑白彩同心圆，肩部有黑地白彩涡纹，底部绘有白色圆点，具有大汶口文化彩陶图案的特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鹰形陶鼎正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鹰形陶鼎侧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鹰形陶鼎
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后期 仰韶文化
1958年陕西省华县太平庄出土
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
此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结构简洁，威武雄壮，彰显出一种强大的张力。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鹰形陶鼎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该鼎周身光洁不加纹饰，粗大鹰腿与尾羽巧妙地分为三个支点，成鼎足之势。既强化了雄鹰固有的形神特征，又与陶器的工艺造型取得了和谐统一。仰韶文化以精美彩陶而著称，鹰形陶鼎的问世表明此时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的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鹰形陶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十多件骨匕、数件石圭、石斧及一批生活器皿等。石圭、骨匕等物品通常作为礼器来使用。鹰鼎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式与众不同，可能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
       陶鹰鼎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
中国最早的陶塑艺术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和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至6000年。早期的陶塑制品题材广泛，有猪、猪头、羊和人像等，但一般均小而简单，制作也较粗糙，有些还可能是儿童的玩具，有些则或与祭祀活动有关。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如仰韶文化的这件陶鹰鼎、大汶口文化的陶鬶、梅堰遗址出土的海兽壶等，器形大，注重造型与实用相结合。
仰韶文化以精美彩陶而著称，陶鹰鼎的问世表明此时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的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陶鹰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十多件骨匕、数件石圭、石斧及一批生活器皿等。石圭、骨匕等物品通常作为礼器来使用。鹰鼎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式与众不同，可能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

中国国家博物馆 辛店文化 陶罐

中国国家博物馆 辛店文化 陶罐

中国国家博物馆 马家窑文化 舞蹈纹彩陶盆
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后期 马家窑文化
水器
1973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
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
此彩陶盆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图案上下均饰弦纹，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着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人物的头上都有发辫状饰物，身下也有飘动的斜向饰物，头饰与下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增添了舞蹈的动感。每一组中最外侧两人的外侧手臂均画出两根线条，好像是为了表现臂膀在不断频繁地摆动的样子。
       陶盆用细泥红陶制成。大口微敛，卷唇鼓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施黑彩。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图案上下均饰弦纹，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着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人物的头上都有发辫状饰物，身下也有飘动的斜向饰物，头饰与下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增添了舞蹈的动感。每一组中最外侧两人的外侧手臂均画出两根线条，好像是为了表现臂膀在不断频繁地摆动的样子。
舞蹈者形象以单色平涂手法绘成，造型简练明快。三组舞人绕盆一周形成圆圈，脚下的平行弦纹，像是荡漾的水波，小小陶盆宛如平静的池塘。欢乐的人群簇拥在池边载歌载舞，情绪欢快热烈，场面也很壮阔。关于舞蹈内容说法较多，有认为是远古时期氏族成员在举行狩猎归来的庆功会，跳着狩猎舞；也有认为是氏族成员装扮成氏族的图腾兽在进行图腾舞蹈，舞蹈者头上及身下的饰物，是人们为象征某种动物而戴的头饰和尾饰；更有认为是在进行祈求人口生殖繁盛和作物丰收的仪礼舞等。一般认为舞蹈图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群舞的热烈场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鱼纹彩陶盆
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前期 仰韶文化
水器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
口径28厘米
此盆的外壁画有比较写实的鱼纹。在以半坡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鱼纹是母题花纹，由这种母题花纹又演化出一系列的子题花纹，演变过程是由完整向局部演化，由写实向抽象演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鱼鸟纹彩陶壶
新石器
1958年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出土
高21.6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8.5厘米
壶细泥红陶，手工制成。蒜头形口，长颈，溜肩，腹有一折棱，下渐收，平底。主题纹饰为黑彩水鸟啄鱼纹，这条有细长身躯、呈弧形盘曲于陶壶肩部的鱼，头呈方形，圆睛，头两侧有暴鳃，头与背部均有斑点状花纹，腹部为U字形迭弧状花纹；背有两鳍，腹有一鳍，尾分三叉，可视为龙的原始形象之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 小河沿文化 鸟形陶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交错三角纹彩陶壶
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前期 仰韶文化
水器
1958年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出土
高10.7厘米
瓶身上部画有两圈三角纹，内圈三角纹与外圈三角纹相交叉，如俯视，则两圈三角纹犹如以瓶口为圆心的两重同心圆花瓣。当时，原始人一般把陶器置于住所的地上，因此多是以俯视的角度看陶器，而此件陶瓶恰以俯视才能得到最佳图案效果。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彩陶碗.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 彩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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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发现始末
2011-10-09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珍贵的文物，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纸坊公社阎庄大队（今汝州市纸坊乡纸北村阎庄自然村），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考古价值傲然屹立于中华国宝之巅峰，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做为当年第一位发掘出“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李建安先生，至今鲜为人知。现在汝州计生委工作的谭国强与李建安交往有数年之缘。作为发现者的见证人，他将所知的发现鹳鱼石斧图陶缸有关往事叙说出来，以飨关注“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广大朋友。
李建安，1953年7月出生，为汝州市纸坊乡纸南村第十村民组人。1972-1974年在本大队做民办老师，1975年应征入伍。1978年4月，从云南腾冲退役回家没多久的李建安，被纸坊公社招收为合同制工人，分配到公社文化站当文化干事。由于工作需要，李建安曾被派往洛阳学习过《文物法》。同年10月，他随洛阳地区文物处参与到纸坊中山寨村大墓群考古发掘，对文物工作有一定经验。
1979年春节初八的早晨，李建安在集市买菜时，偶尔从纸坊乡纸北村一位60多岁的老汉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该村苹果地发现了不少红陶片。吃过早饭后，他便准备好工具，迅速赶往知情人描述的现场---纸北大队阎村东距黄涧河西岸60多米处一竹园附近。到达现场后，他从一个没挖好的苹果树坑中捡出一部分红陶片，经过20多分钟的拼凑，一个很不完整的尖底陶缸显现出来。这时，在中山寨考古大墓群时所学的一些知识得到应用，他初步把此物确定为二次瓮棺葬红陶尖底瓶。后来，发掘成果进一步扩大，他一个人在原苹果树坑的东西向拓展挖开了一个长560cm、宽80cm、深85cm的土坑。经过一天半时间的精心挖掘，共挖出红、青两种颜色大小直径、高低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13个，其中只有第12个陶缸上有鹳鱼石斧的图案，其余的均无任何图案。因为这个陶缸上有图案，李建安特意看了一眼，发现陶缸边沿有一个高约13公分分长呈三角形的口子（当时不在意，李建安分析是大队移土时车辆辗轧所致，此缺口至今没有找到）。当挖出第13个陶缸时他实在太累了，不得不停工回家休息。就这样他分3次把这13个陶器，运到自家的院落里，这便成了13个陶器出土后的第一个落脚点。休息几天后，他开始对这13个陶器进行清理。在清理中，他发现陶缸和尖底瓶里装的是土和人骨头。家人知道后，以放在家中晦气为由，极力反对他把这些陶器放在家中，要求他马上送走。无奈之下他用架子车把这13个陶器运到纸坊公社东院（韩家祠堂主房下东第一间平房内）他的办公室，这是13个陶器的第二个落脚点。由于当年谭国强也在纸坊公社上班，与李建安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谭国强闻讯后看到其中一个陶缸上有鸟、鱼、石斧图案时，当时他问：“你弄这些玩艺这么下功夫干啥哩，能值几个钱？”他激动地告诉谭国强：“这里的东西可是国家的宝贝，不是值几钱的问题！”当时人们普遍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批陶缸的珍贵性。后因人事调整，他和13个陶器也随之搬往公社大院的另一间办公室内，这是13个陶器的第三个落脚点。
在此期间，李建安曾多次与原临汝县文化馆联系，请求早日把这些文物妥善安置。由于当时临汝县考古工作比较滞后，工作人员对陶器的有关知识了解甚少，再加上重视程度不够，此事拖了又拖。时隔二年多后，即1980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建安的请求终于有了结果，他兴高采烈地用自己的自行车拖着架子车，沿着洛界公路，经过一个半小时行程到达原临汝县文化馆。时任文化馆馆长的张久益亲切接待了他，并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赠送其5双线手套以资鼓励，这是13个陶器的第四个落脚点。
时至1998年1月8日，谭国强和两位同事一起到北京出公差。他们三人在闲暇之余到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参观，步入历史博物馆没多久，离谭国强大约20多米处的那个带图案的陶缸进入谭国强的视线。当时谭国强和同去参观的同事开玩笑说：“前边那个陶缸是1978年在原临汝县纸坊公社纸北大队阎村出土的，不信你去看看。”同事还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假的？”当他跑到展柜前一看傻了眼，确实如谭国强所说。谭国强骄傲地告诉同事说：“为什么我了解这个陶缸呢？因为它出土后在我宿舍门前放置半个多月的时间。”参观过后，谭国强才感觉到此陶缸的非凡价值。后来，为更进一步了解“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有关情况，谭国强多方查找资料。“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是用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彩绘烧成，总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有一副高37厘米的、宽44厘米的《鹳鱼石斧》彩陶饰图。整幅图内容分为两组：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水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石斧。经专家用碳十四测定，它是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在鹳鱼石斧图被发现的30余年时间里，专家、学者关注有加，诸如“中国最早的彩陶画”、“中国最早的国画”、“中国画的开山鼻祖”等一个个显耀的光环，皆叠加于一身。它呈现着华夏文化的光辉，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在绘画史上，这幅《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它是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标志着中国史前绘画艺术由纹饰绘画向物象绘画的发展，展现了中国史前绘画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凭借珍贵的价值，2003年7月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国内外专家还在不断探讨深入研究。从民族艺术而言，它证明了我国先民很早就成功掌握了点、线、面的艺术表现方法和绘画法则，整个器皿和构图展示出一种较强的民族时代精神与艺术魅力。从科学角度而言，先民很早就能够利用黏土，经水湿润，塑成一形状，彩绘加工，干燥烧成，整个工艺流程掌握得既熟练又恰到好处，展示了先民开发大自然，利用化学变化创造发明的科技水平。《国宝大观》一书中认为“鹳鱼石斧彩陶缸”堪与印第安人的图腾柱相媲美。
后来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是如何来到北京，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当事人李建安和见证人谭国强均不得而知，经汝州市文史爱好者杨占营先生的考据和查找资料，终于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1980年灯节的前几天，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机，一个重要人物发现了他的价值，他就是时任郑州市文联主席的张绍文先生。灯节在即，回到家乡汝州（当时称临汝县）的张绍文先生与侄子张天庆一同到文化馆访友。进入文化馆大院，一眼就发现一件古陶器摆放在院中的乒乓球桌面上，他快步走上去，发现上面竟绘有鹳、鱼、石斧的图案。张绍文当即告诉文化馆工作人员说：“陶器上面的画太有价值了。”他当即找人进行了拍照，又命从小喜欢书画的侄子张天庆找来纸笔进行描摹，（张天庆因此获得了第一手资料，由他仿制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格外逼真，被国内多家博物馆争相收藏），并当场命名为“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到郑州后，张绍文分别向有关部门领导作了汇报，并撰写了一篇题目为《原始艺术的瑰宝------记仰韶文化彩陶〈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论文。文章中写道：“笔者今春灯节返故乡，在文化馆陈列的这批仰韶文化陶器中，发现了一件陶缸上绘有一幅罕见的原始绘画，非常惊奇，于是进行了临摹、拍照，定名为《鹳鱼石斧图》（简称《陶画》）。”并给予了很高评价，“这幅原始绘画，是一件稀有的杰作。”“那自然生动，无趣无穷的艺术形象，无疑应列入‘神器’中去了。”“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这幅《鹳鱼石斧图》是中国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幅绘画。”毫无疑问，张绍文是第一个发现“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巨大价值和进行研究的人。
　　1980年10月28日，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县，调查组的成员有省博物馆的汤文兴、县文化馆的张久益、县文化馆办公室主任晋明德等人。调查结束后，由汤文兴同志执笔，撰写了一份署名“临汝县文化馆”的《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阎村遗址面积约2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3米。1964年以来不断出土瓮棺葬、白衣彩陶、石斧、石铲、骨针和大量的砂红陶片。1978年11月间，当地社员挖出了十一座瓮棺葬，还有一些瓮棺葬出土后已被砸毁。加之调查时又发现的几件，共采集到完整陶器19件，其中的10件陶缸中有彩陶缸3件……一件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红砂陶质，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画有一幅高37、宽44厘米的彩陶画，画面约占缸体面积的二分之一，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它不仅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以及石斧的使用与安装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珍品。”
这两篇文章均刊登在《中原文物》1981年第一期上，正是这两篇文章奠定了“鹳鱼石斧图”的研究基础，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被紧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五个保管点，继而荣登中国历史博物馆之神圣殿堂。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六个保管点，至此也成为现在的最终存放点。目前，在首都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不断地接受着全世界人民的景仰。（通讯员 桂焱炜 杨占营 谭国强 闫学民 程晓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