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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文人最深刻的悲伤，这种悲伤被屈原一语道破。 屈原这震撼人心的诗句，曾使历代无数文人为之感伤，为之辛酸，为之解脱，为之欣慰。它凝聚的，是中国文人的个性精神和人格魅力。这个精神，就是对自我与环境之间难以协调的对立关系的清醒认识；这个魅力，就是虽然以孤芳自赏为荣，却又清醒意识到这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勉力为之的悲剧历程。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这种个性精神和人格魅力的文人不仅在绝对的数量上是凤毛麟角，而且从作为一种社会精神演变的趋势上来看，也是从强到弱，从多到少。作为中国文人心灵轨迹具象之再现的两部小说－－《世说新语》和《儒林外史》，正是这种演变趋势的形象说明。  屈原（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作为社会阶层的文人，其个性与人格的选择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尤其是统治政权的政策的限制。或者说，作为历代文人以真理化身自居的“道统观念”和对其限制的封建统治政权的“势统”之间关系的天平摇摆，是历代文人个性与人格选择走向的根源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不仅结束了西周政权的统治，也彻底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构架。“士”作为普通的自由人，承担了以前的王官之学，并以“道”的承载者自居，张扬一种以道自任的精神。孔子反复宣扬士要“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而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从世界文明发展来看，它与古希腊、古印度、古阿拉伯文化的发展有相似之处，都是一次充分体现人类理性精神的“哲学的突破”。 所不同的是，西方经过这场变革，政府和教会成为两个各司其职的社会机构，而教会代表了与俗世王权分庭抗礼甚至凌驾其上的精神权威，并具有绝对独立自主的力量。教会作为宗教性的“道”的正式组织，自有其庄严的真实意义，不只是一种政治上的点缀和缘饰。而中国的“道”从开始就是一个悬虚之物，没有组织的形态，它的庄严性只有通过知识分子的言论和行动及其所体现的人格本身来显示。这种人格形象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对外，要“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内，要实现人格的自省与完成。合在一起，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内虽非易事，但毕竟可以自己把握。而对外，就并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因为中国古代的“势”对“道”的态度与西方政府服从教会的态度截然不同。尽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道自尊，并设计了许多道优于势的具体方式与途径，如“为王者师”。至少是成为王者的朋友和臣民。与之对应的是，作为王者的“势”也的确需要“道”的支持，即从意识形态方面使其政权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得到说明。这种合作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养士之君那里显示了一定的成功。不过，中国的王者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提，即要想与我合作，就必须承认和服从我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否则，不仅当不了师友臣，反而会成为刀下之鬼。因为中国的王者最懂得用杀人的办法来维护“势”的尊严，秦始皇的屠刀永远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心有余悸。所以，中国古代文人只能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去实现自己“道”的梦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常常因为与王者意见的抵牾而不能实现。剩下来的，便只有以完善的人格去证明“道”的存在了。 不过，秦始皇本人并没有来得及充分享用自己“焚书坑儒”所造成的“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安定局面。这一成果倒是让汉代的统治者着实受用了一番。在秦始皇的暴政阴影笼罩下，在大汉帝国大一统的权威震摄下，汉代文人或者像郑玄和服虔那样皓首穷经，在章句之学中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或者像司马相如、东方朔那样，以为皇帝君王写点歌功颂德的辞赋和以倡优之戏取乐，去换来社会，尤其是统治者的青睐和承认。统治者也为有如此驯服的工具和臣民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庆幸。尽管汉代的“道”与“势”的关系因此而显得和谐，但文人们微弱的自我意识却被其廉价的社会承认所覆盖，痕迹很不清晰。 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的乡下孩子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 这里既可见到卓尔不群、自葆高洁的屈子形象，更可见到魏晋士人宽衣大袖、挥麈谈玄和行路山阴、陶醉于千岩万壑之美的潇洒风采。然而更为深刻的是，作者还借助王冕和危素的关系，写出了在“道统”与“势统”关系上，自己崇仰“道统”独立，追求文人自主意识的清醒意识。历史上的危素是江西金溪人，与王冕有过一面之识。吴敬梓把二人改为同县人，却未曾谋面，并以王冕对危素的鄙薄，表达作者以为“道优于势”的深刻见解。此外，书中所写季遐年不慕权势，怒骂他人、荆元“诸事都由得我”的自主意识、杜少卿一手携夫人，一手持酒杯游清凉山等精采之笔，均可见到魏晋士人的身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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