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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城市群升级的主要矛盾及战略路径

 决策咨询 2014-09-29

     摘要:制约中原城市群转型升级的主要矛盾是“郑州中心城市规模小、实力弱、层次低”,根源在于“多中心”大都市区和“多核心”大都市圈没有构建起来,中心城市缺乏空间和经济支撑。应坚持做大中心、强化核心、放活外围的战略取向,优化中原城市群内部结构,加快中原城市群转型升级,突破郑州中心城市弱小的主要矛盾,率先将郑州目标定位提升为国家中心城市,构建“多中心”大郑州都市区、“多核心”大郑州都市圈、中原城市群外围副中心城市圈,加快中原城市群一体化,积极构建“郑汴港金三角”都市区。

  关键词:城市群,中心城市,都市区,多中心

  长久以来,复兴大中原一直是我们特有的“河南梦”,或叫“中原之梦”,其主要内涵是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奋斗目标。中原经济区成为国家级经济区、中原城市群成为国家级城市群、郑州市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是“河南梦”的三大支柱。中原经济区是实现河南梦的空间载体,中原城市群是中原经济区的主体,郑州中心城市是中原城市群的龙头。中原城市群具备成长为国家级城市群的基础优势和历史机遇,但是也有诸多劣势,也面临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尤其是通过横向对比可以看出存在明显缺陷,有些缺陷不是一般的缺点,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不尽快化解的话,成为国家级经济区和城市群的梦想就可能化为泡影。

  一、制约中原城市群转型升级的主要矛盾

  从全国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何能够成为国家级经济区或城市群?首先是因为他们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经济总量大,位居全国前列;第二是中心城市大,为国家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我国城镇化的规模、速度、强度在世界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可惜的是我国许多中心城市再次重演西方国家早期“摊大饼”城市病,原因在于发展和规划理念滞后、割据体制障碍。

  横向对比来看,中原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仅次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沿海三大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成渝、中原、武汉三大城市群中是最大的,具有明显的总量规模优势。那么为何中原城市群不能成为国家级城市群呢?其主要缺陷或主要矛盾是什么?很明显,其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称得上国家级,但是其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距离国家级相去甚远,并由此造成整个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不紧密,缺乏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产业集群。

  所以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河南省要想使中原城市群和经济区进入国家级,其郑州中心城市必须首先进入国家级,我们应紧密联系河南实际创新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特色发展模式,围绕郑州中心城市重构中原城市群。

  (一)郑州中心城市处于弱势地位

  当前中原城市群弱小的根本原因是郑州中心城市总量规模综合实力较弱。横向对比,郑州处于明显劣势。郑州中心城市规模小、实力弱、层次低,与重庆、成都、武汉相比明显处于劣势。从经济总量来讲,2013年重庆列全国第7位,成都列全国第8位,武汉列全国第9位,而郑州仅列全国第19位;从功能定位来讲,重庆已经是国家中心城市,湖北省已将武汉目标定位提升到“国家中心城市”,而郑州的定位还停留在“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近几年郑州与武汉的差距不断拉大。2005年郑州GDP占武汉GDP的比例为73.4%,2010年下降为72.6%、2013年下降为68.5%。2005年、2010年、2013年武汉在全国位次分别为17、12、9,郑州的位次分别为23、22、19,近8年武汉在全国上升了8个位次,郑州上升了4个位次。郑州与武汉的差距连年拉大,目前相差10个位次。“郑州中心城市规模小、实力弱、层次低”就是制约中原城市群和中原经济区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二)郑州中心城市近年来发展迟缓的根源

  郑州与武汉同处于我国中部地区,武汉处于京广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郑州处于京广经济带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最大的交汇处,两市的区位优势和外部环境基本相当,郑州发展相对迟缓的根源在于:其多中心的大都市区的框架结构没有建立起来,大都市区发展缺乏空间支撑;以郑州为核心的“1+8”大郑州都市圈没有建立起来,中心城市缺乏联系紧密的大都市圈经济支撑。

  从战略趋势上来讲,我国沿海地区的三大国家级城市群或经济区正在向世界级转型,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四大国家中心城市正在向世界城市升级;随着国际国内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我国的经济重心正在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未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必然会出现多个国家级的经济区、城市群、中心城市,未来最有希望成为国家级城市群的是成渝、武汉、中原,最有希望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是成都、武汉、郑州。

  二、武汉都市区和城市圈的发展经验

  在快速城镇化的中期阶段,中心城市的集聚速度明显快于中小城市,一部分中心城市演变为超级城市或巨型城市,当中心城市规模集聚到一定程度时,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城市病,生活生产成本上升,使“集聚规模效益递减”,于是人口和生产要素又开始逃离城市中心区,向近郊小城镇和远郊卫星城集聚,中心城市布局从“摊大饼、单中心”模式走向“郊区化、多中心”模式。由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周边卫星城市纷纷崛起,“城市圈卫星城多核心一体化”格局逐步形成,城市群呈现良性发展,在这方面,武汉都市区和城市圈的发展经验很值得借鉴。

  (一)武汉都市区由摊大饼转向“郊区多中心”

  为了拓展城市空间,武汉市先后把所辖县(市)全部区划调整为市辖区,建立以地铁和轻轨网络为主导的通勤圈,形成郊区化多中心的大都市区格局。武汉都市区现由13个市辖区组成,分别是:江岸、江汉、硚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7个中心城区以及蔡甸、江夏、黄陂、新洲、东西湖、汉南6个近郊城区。其中,1979年由汉阳县分设东西湖区,1984年撤销汉南农场设立汉南区,1992年撤销汉阳县设立蔡甸区,1995年撤销武昌县设立江夏区,1998年撤销新洲县设立新洲区、撤销黄陂县设立黄陂区。

  (二)武汉市由孤立发展转向“城市圈一体化”

  湖北省瞄准打造中国第四极战略目标,构建了“1+8”武汉城市圈,以武汉为中心,与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等周边8个城市组成城市圈,其中包括1个副省级城市、5个地级市、3个省直辖县级市。城市圈大尺度空间结构框架的建立为武汉市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武汉市厚积薄发、跨越发展、后来居上,在全国的地位持续提高,武汉市“国家中心城市”的新定位更是着眼长远、雄心勃勃。

  三、重构中原城市群的战略路径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中心城市在经历“摊大饼”城市病之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郊区化多中心、卫星城多核心”的发展模式。“大都市区多中心、大都市圈卫星城多核心”发展理论和经验都是成熟的,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遵循规律、顺势而为,紧密河南实际创新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中原城市群特色发展模式,坚持做大中心、强化核心、放活外围的战略取向,通过大郑州都市区、大郑州都市圈和外围副中心城市圈建设及推进郑汴同城化,打造“郑汴港金三角”都市区,优化中原城市群内部结构,加快中原城市群转型升级。

  (一)打造“多中心”的大郑州都市区

  在全国位居前列的中心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所辖县(市)行政区划调整为市辖区,都市区的发展取向由“单中心”“摊大饼”转向“郊区化多中心”,形成网络状的多中心大都市区格局。郑州市要想成为国家级中心城市,也必须遵循“多中心”发展规律。郑州市提出的“双核驱动、六城支撑、十组团集聚”是立足郑州实际的创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进入国家战略,在全国也是首创,郑州都市区“多中心”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无论是横向对比来看,还是按照国家级中心城市标准来看,当前郑州中心城区依然停留在延续“摊大饼”发展阶段,大都市区的框架结构始终没有形成,制约郑州都市区发展的矛盾显而易见:一是从体制来说,所辖6县(市)行政区划调整没有任何进展,“市区与郊县”双轨制的二元结构,割据分离,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没有形成合力和集群优势;二是从产业来说,并没有形成产业链紧密关联,中心城区的低端产业并没有向郊县(市)大规模转移扩散;三是从交通体系来说,中心城区与郊区县(市)之间的地铁或轻轨系统还是空白,同城化的通勤圈没有建立起来,中心城区与所辖郊县(市)没有形成实质意义上的一体化和同城化,郊区县(市)难以共享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

  应瞄准构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目标定位,创新理念、规划、体制,跳出郑州来谋划郑州,大胆借鉴国内外成熟经验,破除条条框框约束,勇于创新,探索国家中心城市特色发展的“郑州模式”,积极构建,“2核+6城+1副”大郑州都市区框架体系。强化双核带动。构建中心城市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两个核心增长极。推动6城多中心一体化。将中牟县、新郑市、新密市、登封市、荥阳市、巩义市的行政区划调整为“市辖区”,将6城与中心城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环境进行同城规划建设,使6城成为都市区真正意义的外围中心,形成“2核+6心”网络状多中心格局。推进郑汴同城化。将开封市纳入大郑州都市区,将开封市定位为大郑州都市区的副中心,构建“2核+6心+1副”大郑州都市区。

  (二)打造“多核心”的大郑州都市圈

  河南省2009年规划了“一极两圈三层”的中原城市群总体框架体系,这是我国城市群规划中的一个创举,但是这个规划落实得不够好,这几年的决策文件中很少再强调了,原因是:政策缺乏连续性,概念缺乏进一步深化,突破口缺乏有力抓手。选择中原城市群发展的突破口应体现三个原则:一是优先发展郑州中心城市和大郑州都市圈;二是放开搞活外围区域中心城市;三是积极推进一体化和同城化。“1+8武汉都市圈”与“1+8中原城市群紧密层”同为圈层结构,即一个中心城市带动周边8个卫星城市,武汉城市圈发展经验值得借鉴。建议借鉴京津冀都市圈、武汉城市圈的概念,用“大郑州都市区”概念描述中原城市群郑汴核心区;用“大郑州都市圈”的概念来描述中原城市群紧密层,将“中原城市群1+8紧密层”转型升级为“1+8大郑州都市圈”。

  积极构建“1+8大郑州都市圈”:将大郑州都市区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当然也是中原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将洛阳定位为中原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形成郑州、洛阳双中心格局;将新乡、许昌、焦作、济源、平顶山、漯河等定位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打破行政区划的障碍,加快一体化乃至同城化发展,提升集聚集群功能,分工协作,协同发展,走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特色发展的道路,将郑州都市圈打造成为中原城市群和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区,带动中原经济区周边区域快速发展。

  (三)打造中原城市群外围多副中心城市圈

  为了加快中原经济区转型升级,必须遵循规律,适应趋势,在构建郑州大学都市区和大郑州都市圈的基础上,推动中原城市群结构重组、功能优化和一体化。做大中心,建设大郑州都市区。将郑州市由中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升级为国家级中心城市,规划郑汴同城化大都市区,将开封设为大郑州都市区的副中心。强化核心,建设大郑州都市圈。郑州为国家中心城市和中原经济区中心城市,洛阳为中原经济区中心城市,开封、新乡、许昌、焦作、济源、平顶山、漯河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城市,形成“1+8”或“2中心+7核心”大郑州都市圈。放活外围,建设6大副中心城市。将安阳、三门峡、商丘、信阳、濮阳、周口等6个外围省辖市设为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驻马店、鹤壁为中原经济区的支柱城市。根据中心地理论,这6个省辖市均为米字型高铁网络的重要节点,也是未来普铁、城际、高速公路、航空等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设置6个副中心城市符合“六边形模型”;根据城市之间相互吸引的断裂点理论,这6个省辖市距离郑州较远,均在200公里以上,受郑州中心城市的辐射较小,反而受省外中心城市的辐射较大,均处在郑州中心城市与外省中心城市相互吸引的断裂带上,设置6个副中心城市有利于集聚外省要素资源。同时,湖北省设立了襄阳副中心城市,河北省将石家庄设立为北京的副中心城市,周边省份的战略布局已经对河南省的战略空间形成挤压之势,设置6个副中心城市既符合理论又符合实际,既是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积极应对区域竞争的需要。

  (四)推进郑汴同城化,打造“郑汴港金三角”都市区

  1.着力提升“郑一港”轴带

  重点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核心区,重点发展临空经济、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以及航空物流、枢纽型物流、商贸物流、加工物流、电商物流等现代物流产业。建设4港联动大道、物流快速通道、城际铁路、地铁2号线延长线等,建设郑州南站“铁公机”零换乘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会展、物流、专业市场集成中心区。

  2.着力提升“郑一汴”新区轴带

  重点建设郑东新区、白沙、绿博园、运粮河、汴西等组团;重点发展现代商务、总部经济、科技研发、会展商贸、电商网络、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健康产业、养老产业、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重点布局商务中心区、大学园区、职教园区、创意文化园区、文化旅游园区、主题公园、健康诊疗中心园区等。在建设运营好郑汴轻轨1号线(中线:商务专线)的基础上,应规划2号线(北线:新郑大一新河大,生态文化旅游专线)、3号线(南线:经开区一中牟一开封新区,高端制造业与高端物流专线)。

  建议规划建设世界级的沿黄生态文化走廊。黄河不但是中原文化的源泉,而且也是中原文化传承创新的源泉,应开发、利用、保护好黄河,整体规划建设黄河湿地公园和黄河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带。

  3.着力打造“汴一港”轴带

  重点建设开封新区、朱仙镇、港尉新区三大组团,重点布局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以及现代物流、批发市场、电商基地等现代服务业。

  建议将朱仙镇、港尉新区组团划归开封新区,将开封新区辟为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综合试验区(或经济特区),赋予开封新区省辖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建议将第二机场(备降机场)规划在开封市境内,同时在新郑国际机场与备降机场之间规划地铁或轻轨相互连接。

  4.着力打造“郑汴港金三角”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规划建设“郑汴港金三角”高速公路、快速通道、地铁、轻轨、城际、高铁、普铁等环线,规划建设郑州东站、郑州南站、开封新站三座综合交通枢纽,以航空港为核心形成立体、综合、无缝对接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建议河南省尽快出台《郑汴同城化(或郑汴港金三角)发展规划》。广佛同城化经验值得借鉴,2008年广东省出台《广州与佛山同城化发展规划》,在两市之间规划建设了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了连接两市的多条地铁轻轨、交通环线、交通网络,如今两市已实现同城化完全融合,两市的经济总量之和全国第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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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刘战国,男,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调研员,副研究员(郑州 450003)。

        来源: 《区域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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