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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确是有极深的渊源。
结构主义思潮真正肇始于瑞士著名的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在他之前用结构主义的科学主义精神研究人文科学的尝试者不乏其人，包括意大利著名的法学家巴蒂斯塔·维科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他分析了原始人的“诗性智慧”，即是说，原始人虽然不能用像今天这样的科学准确程度来解释周围的世界，但是他们是以一种更为诗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他们用隐喻、象征和神话等形式来解释他们的实际经验，这是一种生动的、令人满意的、可以理解的、人化的形式。由于这些形式是产生于人的心灵，所以世界的的真实形式在他们看来就是他们心灵所赋予世界的形式，两者是同一的。任何一种存在——即是说，任何一种事物——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它在这样一种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人类不断将所见到的东西，所经验的东西纳入那种形式，包括他们自己。人类自身也就进入了由他们创造的社会结构中，被“结构”的力量所约束。人类就这样被自己的“结构”本性所驱使，所奴役，在永恒的结构过程中人类心灵逐渐被麻醉。因此，维科所说的“诗性智慧”，就是人类所具备的形成结构的能力，也是使人的本性服从于结构要求的能力。既然“结构”是人的本质力量，那么，人天然是一个结构主义者。
结构主义的要义在于：它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将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各自的本质。因此，结构主义一开始是一种哲学思潮，是为了解释世界和人类自身而产生的。既然任何事物只有被纳入结构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因此它的本质特性也必然是由结构赋予的。
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的讲授笔记以及一些手稿被他的学生整理编辑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在1916年出版，索绪尔用“结构主义”的思想研究语言，主张语言学应当研究语言的共时结构，反对历时语言学对语言作材料收集和历史描述。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语言要素之间因为差异性而获得意义。至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关系，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因为语言符号是符号的一个种类，而且是一个典型的种类，代表人物是索绪尔。一种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因为任何符号都体现出语言的内在（深层）和外在（表层）双重结构，其实就是所指和能指，代表人物是罗兰·巴特。罗兰·巴特既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也是一个符号学家。他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符号（包括语言，服饰等等）的代表。
其实，更能说明结构主义和语言学关系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雅可布森，他的语言六因素说使得他与前期形式主义者的主张有所不同。一般形式主义者区分了实用语言和诗歌语言，认为只有诗歌语言才具备审美功能，实用语言重实用而不重表达方式。诗歌语言是对实用语言的扭曲和陌生化。而雅可布森则认为任何语言都具备六种功能，包括诗功能。只是只有在诗歌中，语言的诗功能显得特别突出。语言的诗功能在诗歌中是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的，包括隐喻、换喻等。雅可布森是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桥梁。他采用结构的方法考察言语活动，是把结构语言学应用于诗歌分析的重要尝试者。
因此，结构主义和语言学以及文学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语言是结构主义的重镇，文学作为语言的典型体现，文学也就成了结构主义天然的狩猎场。
结构主义的方法应用于文本分析，简单地说应当是建立在能指和所指的基础之上的（与之相关的还有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代码与信息等一系列二项对立），但重在能指，也就是形式，我们可以把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看作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所指并不是结构主义关注的重点。文学作品的结构毕竟是属于形式范畴的东西。结构主义把诗歌看作一个精密组织的有机体，每一个成分在结构中都不是无意义的。这种结构所产生的意义是一定的，所以，只要揭示了作品的结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罗兰·巴特前期是个结构主义者，后期是个解构主义者，表明他在结构和意义关系认识上的转变。
至于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与结构主义的区别，在我看来，没有本质的区别。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到法国结构主义，都是“文本中心”论者。都主张内部研究。结构主义和新批评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研究不局限于单个现象，是从宏观上把我文学的结构，从所有的文本中推导出一个共时的结构，这个结构从决定了我们对文学的判断，也就是说，这个结构一定会使我们把它看作文学的（而不是其他的）结构。它不仅把一部文学作品视为一个意义系统（结构），也把整个文学史视为一个意义系统。结构主义发展到后期，把研究的范围从文本内部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也就是说，结构主义把文学的研究重新由内部转向了外部。（要知道，形式主义者以及新批评所作的努力，就是为了把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回到对文本自身的研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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