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数学界，谈起哥德巴赫猜想，人们总会想起陈景润先生。然而，很多人会忽略掉一位在这个领域研究中作出了极大贡献的数学大家——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缔造者之一闵嗣鹤先生。
甚至有一种说法，说为了歌德巴赫猜想，闵先生至少折了三年寿数。
闵嗣鹤先生出身于江西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正经的两榜进士，曾担任过知府，以为官清廉著称。由于家学渊源，闵嗣鹤自幼精通琴棋书画，但和近代史上的很多科学家一样，他最终没有走单纯的国学道路，而是选择了科学救国。据说，闵先生选择了数学作为职业，与他的老师傅种孙有很大关系。
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对于闵嗣鹤来说，在上世纪30年代便曾担任北平市数学会理事长秘书的傅种孙先生便是这样一位伯乐。傅种孙先生在自己身边先后挖掘的人才不仅仅一个闵嗣鹤，仅在北师大附中任教期间，其得意门生便包括了钱学森、潘承洞、段学复、刘恢先、王世强等，堪称一门桃李。
傅种孙先生在北师大附中教书时也被闵嗣鹤的才华所震动，因此力荐他进入北师大数学系学习——闵先生当时也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但在傅种孙先生的力邀之下，最终选择在北师大就读，毕业后一度在傅先生帮助下任教于北师大附中。1937年6月，闵先生因写出代表当时数论界最高水平的论文《相合式解数之渐近公式及应用此理以讨论奇异级数》，被傅种孙先生推荐入清华大学，以后获得到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留学的机会，在蒂奇马什（Titchmarsh）研究室从事相关工作。由于其在“对于黎曼Zeta函数的阶估计”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当时数学界将其视为泰斗级的人物。
建国后，闵先生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
称闵先生为数学所的缔造者之一，是因为国家考虑到他在数学界的巨大影响，在计划成立中科院数学所的时候，曾任命闵先生为该所筹备委员会委员。
说起来，笔者可说与闵先生还有一点间接的缘分。首先，闵先生和笔者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时，笔者的父亲毕业于北大数学力学系，闵先生正在那里任教。谈起他来，昔日的弟子回忆闵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在当时颇为另类。他继承了傅种孙先生教书育人的耐心，常常把课程教得深入浅出，让人觉得那些复杂的数学问题也并非高不可攀。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使陈景润先生在从事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入深水区的时候，曾频繁求教于闵先生。据说，两人的交往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闵先生对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陈景润十分赏识，大力支持，使陈十分感动。陈景润曾在自己最初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上写下这样的字句，将其赠送给闵先生：
敬爱的闵老师：
非常感谢您对学生的长期指导，特别是对本文的详细指导。
学生
陈景润敬礼
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数学王冠上的明珠，非陈景润这样毅力与天才并著的人物不能摘取，但或许因为这份天才太过突出，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上的研究，一度和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早期研究一样，陷入一个特别的困境——没人看得懂。
1966年，陈景润首次提出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但这个过程十分复杂繁复，令人望而生畏。因为“看不懂”，很多人对其证明过程抱怀疑态度。加上政治运动的影响，陈景润划时代的发现遭到了冷遇。
1972年，陈景润经过多年苦苦钻研，终于发现了相对简便的证明方法，并完成了新的论文。不过，这个证明方法，也仅仅是“相对简便”而已，依然无人能够看懂。陈景润在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自己的老师，请闵先生审阅自己的论文。
闵先生毅然接手，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最终判定陈景润的算法是合理的。在他的帮助下，这部书稿终于变得可以为世人接受，发表在1973年第二期的《中国科学》上，并立即在国际数论界引起了轰动，成为中国数学界在建国后的一大辉煌成果。
这是一个极耗精力的工作，已经身患心脏病的闵先生将其完成后已经精疲力竭，当年便告别人世。“闵先生审哥德巴赫猜想的稿子折寿三年”这样的说法，便是此时出现的。
1973年10月10日，闵先生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终年仅六十岁。就在去世当天，他还解决了一个地震勘测技术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数学问题。实际上，闵先生的身体在进入上世纪70年代时已经十分不好，或许正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正在点滴流逝，闵先生才作出了这样“春蚕到死丝方尽”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 (2014-09-26 第11版 学人)
